“去去去，别挡在道上，小心当兵的来了吃了你！”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农村妇人，正骂骂咧咧地把河边的一头猪往草地上赶，嗓门大到隔着十几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在村中的一座小屋里，正坐在小桌旁看报的陈毅目光微动。他立即将报纸收起来，从小屋的窗子跳了出去，随后躲到旁边的树丛中。
他透过枝杈往外看去，只见一大队国民党军队正从村中土路的那一头走过来。
再看向声音传来的河边，那个妇人在洗衣服，那头猪则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就这样，在那名妇女的帮助下，陈毅成功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
这名妇女是谁？
民心所向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妇女，名叫周篮。她不是地下党或武工队成员，她只是根据地成千上万普通人民中的一员。
在那个年代，革命者面临的环境十分艰苦，但背靠根据地的他们，总会得到根据地百姓的支持，这就是红军立足的根本之一。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各地都分散着大量红色武装，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那么多次红军会师，比如朱毛会师、永和会师等。
而在红军创立的根据地中，军民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革命而奋斗。
当时的我国土地上，充斥着战乱、饥荒、疫病和贫穷，老百姓过着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
只有在解放区，老百姓才有了喘口气的机会。在1942年，冀南地区发生水灾，河南又遭到蝗灾侵害，转眼间山河四省都受到了影响。
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河南省，一下涌出接近百万灾民，他们被驱逐出家园，争先恐后地渡过黄河，涌入边区。
这些灾民中的大多数人，家里都有几乎一半人在家乡饿死。幸存者们来到我党领导的边区，以求活命。
虽然边区也处于贫穷之中，而且粮食收成不好，边区政府还是尽全力拨出粮食、金钱和土地来进行救济。
在从河南通往边区的道路上，发生了许多令人哀叹的故事。遭灾的国统区尚且如此，敌占区就更是惨不忍睹了。
在日军占领的地区，走在村中的土路上，你听不见哪怕一声鸡犬声。走到随便一家农家小院里，你看不到一户正常的农村家庭中应有的景象，空空荡荡。
你不知道这些人家和他们家的牲畜都去哪了，那不会是你想知道的。
在杰克·贝尔登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相关的描写。国民党在当时虽然是合法政府，但行径恶劣，老百姓光是活着就要拼尽全力。
在烂到根子里的国民党统治下，百姓民不聊生，军队也发挥不出该有的作用。
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末期的豫湘桂战役中，还能被日军打出大溃败的局面。
一直在给国民党以军事和经济支持的美军都开了眼，甚至吓得取消了一部分援助。
在战后的一场国民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破口大骂，说要不是军纪败坏成那个样子，中原会战也不会输这么惨。
败坏成什么样呢？军队里面所有能用来运送人员、武器和弹药的载具，马、汽车之类，都不用来运该运的东西，上面装的全是走私货物。
而运送这些东西的车队，每次到了危机的时候，下场只有这么几种：
一是被蜂拥而至的穷苦百姓一扫而空，二是因为来不及运走就那么丢在路边上。
还有一些国军军官，把汽车拿来运家眷。等到人困马乏、行进的速度慢了，追上来的民众就围堵他们！
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是国民党自己。
就在豫湘桂大溃败的时候，那些撤退的国军部队在逃跑路上还要到处骚扰民众，你能想象的所有坏事他们都干过。
在河南民间的谚语中有这么一条：“水旱蝗汤”，讲的是河南百姓最常遭受到的四种天灾。前三条都很好理解，水灾、旱灾和蝗灾嘛。那这“汤”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汤”实际上不是天灾，其破坏力却远比前三种天灾更恐怖。它代表的是汤恩伯，以及汤恩伯的军队。
不能说国军的军纪全都“差到了极点”，因为汤恩伯部的军纪即使放在国军中也是独一档的差。
根据汤恩伯13军一个团长的回忆，撤退时有些士兵闯入民宅，当着屋主的面翻遍屋子，找到钱粮就揣进兜里。
有些溃兵还到处掠夺粮食和牲畜，然后留下一张所谓的“白条”，这都算是有道德的了，更多人抢了就抢了，哪里需要给人留什么东西。
这种行为当然激怒了百姓，以至于13军一小支部队被武装民众包围起来，不得不缴械。
13军的军纪差到这种地步，还有一点没说的是，这还是汤恩伯部中的主力部队。主力都这样，其他部队的军纪就更加令人不敢想了。
再加上国民党还喜欢抓壮丁，老百姓就对这些当兵的更厌恶了。被抓的壮丁可不光是被强制当兵，连食物和水都得不到保障。
长官只想多抓壮丁去填战线，至于壮丁能不能吃饱、会不会生病，那都不在国民党长官的考虑范围内。
尾声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分得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比谁都清楚谁才是真正为天下百姓考虑的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走到哪里都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还有普通百姓宁愿自己身陷险境，也要提醒陈毅敌人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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