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0年，毛主席正伏案处理公务，却突然收到一封信件，信中的内容令主席感到震惊。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带着一股张狂与讽刺，言辞犀利，令人咋舌，矛头直指中央，毛主席眉头逐渐紧锁，脸色凝重。
当主席的目光最终落在署名处——“陈掖贤”时，主席的心中更是五味杂陈，随即摇了摇头，回复了六个字。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陈掖贤提笔写下如此尖锐讽刺的信件呢？主席又是怎样处理的？
二十八岁知亲母
1929年，赵一曼诞下了一名男婴，为其取名为“宁儿”， 愿他一生安宁，远离战乱纷扰，这个男婴就是陈掖贤。
随着宜昌地下联络站的危机四伏，敌人悄然逼近，赵一曼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宁儿，踏上了逃亡之路。
赵一曼带着孩子回到上海四处躲藏，9月，党组织派她前往南昌工作，那里同样危机重重，没过多久，江西省委遭到破坏。
为了宁儿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赵一曼决定，将孩子托付给哥哥陈岳云抚养。
临别之际，她紧紧抱着宁儿，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却强忍着不让它落下。这一别或许就是永别。
赵一曼特意抱着宁儿照了张相，这张照片，也成为了她留给宁儿的最后一个念想。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时，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最终慷慨就义。
而此时，她的丈夫陈达邦远在异国他乡，正忙于创办《救国时报》，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早已牺牲在战场上了。
陈达邦
直到1942年，陈达邦回国后，几经辗转来到了陈岳云家中，这时宁儿已经取名为陈掖贤，一直在伯父家生活。
陈达邦看着眼前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怯生生地叫爸爸，顿时百感交集，轻轻地抚摸着陈掖贤的头说道：
“妈妈有来信吗？”
换来的一阵沉默，陈岳云见状，让妻子将孩子带了出去，只留下了他与陈达邦。
陈达邦看着陈岳云的举动，顿感不妙，只听他长叹一口气，缓缓开口说道：
“自从一超把宁儿送到这后，便再没了消息。”
陈达邦回想，自己也只是收到一张照片后，就再也没有跟妻子联络上了，一想到这，陈达邦也意识到了妻子可能早已遭遇了不测。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后，引起了全国上下巨大的反响，就连作家也不清楚赵一曼的真实身份。
陈掖贤和陈达邦也看了这部电影，陈掖贤只知道母亲牺牲于战场，他压根不会想到，赵一曼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后来才改名赵一曼的。直到1957年，陈掖贤才得知真相。
赵一曼仅有一件遗产，那就是留给儿子的一封信，信中 是赵一曼作为一位即将为国捐躯的母亲，向儿子表达了深沉而复杂的情感与期望。
是对宁儿的遗憾和不舍，是对儿子的关怀与盼望，是一位革命者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
赵一曼的身份得到确认后，根据规定，政府会给家属发放抚恤金，陈掖贤却拒绝领取，并表示：“我怎么能花那钱！”
擅长教学，不修边幅
1956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听从党的安排，一直在北京工业学校任职，讲授马克思主义。
他毕业于外交系，但却被认定为“不适合外交工作”，并不是他的知识储备不扎实，而是他的形象与外交官的形象格格不入。
他不拘小节，常常以一副不修边幅、蓬头垢面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样的形象显然难以符合外交工作的严谨要求。
因此将他调到教研组讲授马克思主义，陈掖贤虽然不太注重个人形象，但他在讲课时，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让学生们受益匪浅，深受喜爱。
说他不适合外交工作，一个是因为他不注重个人形象，再一个就是他的性格有些内向。
他的这种性格跟他的成长环境脱不了干系，他在两岁时，就离开了生母，寄养在伯父家中。
虽然伯父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从不缺衣少食，但毕竟是寄人篱下，难免心里会有些不好受。
这就导致他不会轻易地对他人敞开心扉，也就造成了他内向、不爱说话的性格，也让他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有些笨拙与疏离。
解放前，陈掖贤在上海文华大学读一年级期间，陈掖贤就受到了高年级同学的欺凌，他奋起反抗，对方并没有得逞，但这件事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解放后，陈掖贤的亲姑姑将他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这边的同学对他啊很友好，平时也很照顾他，他才慢慢地转变了一点心态。
虽然他的生父陈达邦在世，但之后他已经再婚，并生了几个孩子，两人本就没有太深的感情，陈掖贤也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来往也就不多了。
在授课期间，陈掖贤爱上了一个女学生张友莲，不过他将这份感情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表露。
直至张友莲毕业分配工作后，陈掖贤才骨起勇气写信向她表达爱意，没多久，两人就结了婚。
1958年3月，学校的二十几名教职员被下放当“新社员”， 陈掖贤每天劳动至少14小时以上。
直到1959年1月，陈掖贤才回到学校，没多久，妻子张友莲也生下了一个孩子。
两个人的矛盾也开始显现，陈掖贤与张友莲恋爱时间不长，爱好、兴趣、生活习惯等都没有了解就决定结婚。
且婚后也处于聚少离多的状态，缺少了磨合和适应的一个过程，因此到后期，两人争吵愈加频繁，到了一见面就开吵的地步。
没几个月，两人决定离婚，孩子也被陈掖贤送到了姨妈那里抚养，孩子被送走，离婚后的张友莲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
精神状况每况愈下，只能接受治疗。而陈掖贤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变得更加消沉与迷茫。
给主席写去讽刺信
1960年3月，陈掖贤又被派去了劳动锻炼，这里的劳动强度远不如上一次，但这边是生活条件却很苛刻。
一日两餐，餐餐皆是干涩的窝窝头，无菜佐食，在这里劳动锻炼了两个月后，陈掖贤本就内向的性格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情绪跌落至谷底。
陈掖贤不会安排自己的日常开销，常常出现欠款的情况，那时也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物资奇缺，商品又贵，陈掖贤的钱就更不够花了。
校领导见状，出于关怀，特意派出了陈掖贤的友人袁宝珊来负责保管他的工资开支，实行分周给生活费的制度。
这本是一番好意，意在确保他基本生活无忧，还能有些许余钱以备不时之需。结果没多久，袁宝珊就发现这个计划，进到“死胡同”了。
陈掖贤对金钱几乎没有概念，总是提前预支自己的零用钱，而袁宝珊则坚守原则，拒绝了他的请求。陈掖贤见从他这里要不到钱，便转头向别人借钱去了。
当然了，每个月一发工资还是按时还的，这一借一还不要紧，每个月的工资一下发，又所剩无几了，这让袁宝珊很是头疼。
这天，陈达邦来看望陈掖贤，他看到自己的儿子生活如此艰苦，每月的钱所剩无几，不敢吃喝，他心中满是酸楚。
于是，便带着他到政协礼堂餐厅享受一顿难得的“奢侈”，这一顿吃了“红烧狮子头”，这顿饭吃完后，对陈掖贤造成了极大的烦恼。
在回去的路上，陈掖贤看到路边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有人饿了好几天肚子，自己却在这里大饱口福，顿时深感羞愧。
这份“特殊待遇”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谴责之中，他觉得自己仿佛成为了社会的异类，甚至不敢对上路人的眼睛，仿佛对视一眼就是对自己的审判。
回去后，他的心完全被这件事情占满，苦恼多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便给党委副书记作了汇报，诉说了自己的苦恼。
党委领导只好一遍遍地向其解释政协餐厅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渡过难关的。
希望他可以放下心中的芥蒂，坦然接受，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但即便如此，也没能解开陈掖贤的心结，这件事让他愈发觉得喘不过气。
于是，他提笔，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讽刺信，主席在拿到信后，眉头逐渐紧锁，脸色凝重。
他用讽刺的笔触，揭露了大跃进时期的种种弊端，言辞之犀利，令人咋舌。
当主席的目光最终落在署名处——“陈掖贤”时，主席的心中更是五味杂陈，随即摇了摇头，说道：“不要追究此事。”
毛主席知道，陈掖贤也只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陈掖贤从小缺失母爱和父爱，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变得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
而现在他的工作、生活倍受打击，情绪低落，极度痛苦，毛主席便决定不再追究此事。
第二年，医生告知，陈掖贤患上了精神忧郁症，他住进了医院，几个月来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1969年，学校解散后，陈掖贤被下放当起了工人，他每天就如一个行尸走肉一般，机械地重复上一天的动作，拒绝与人交流。
1974年，同事发现这两天都没看到陈掖贤的人影，担心之余，急忙赶到了他家，发现他饿得躺在床上没了力气。
同事们不敢耽搁，赶忙将他送到了医院抢救，这才救了陈掖贤一命。1982年，8月，一连几天，陈掖贤还是没来上班。
当同事们打开他家房门时，却发现他早已自缢身亡了，也许对于陈掖贤来说，死亡是最好的解脱。
结语
陈掖贤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他的母亲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生命，而他自己，则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艰难成长，成年后又在生活的重压下苦苦挣扎。
婚姻的短暂与不稳定，更是为他的人生增添了几分悲凉。他的一生，大起大落，最终以一种令人唏嘘的方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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