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失败。革命的震荡并没有对民间百姓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在天津的一栋小楼里，一位刚刚十七八岁、生得明眸皓齿的姑娘，正倚在窗口借着微风看着手中的信笺，那是能够让她思念的人为她写的诗词。
这个姑娘叫杨翠喜，是当时天津地区的京剧名伶，而那个给她写下诗词的人，是天津“李大善人”的儿子李叔同。
才子佳人
杨翠喜出生在天津郊区的贫穷农家，和其他穷人家女孩子一样，她连一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只是被人叫做“二丫头”。
都说“贱名好养活”，但是“二丫头”却并不是这样。原本五口人赖以为生的几亩旱田先遇到干旱，随后又遇到水灾，接连几年几乎颗粒无收。无奈之下，二丫头被她的父亲当成“货物”一样卖了几两碎银。
在那个时候，女人和孩子，尤其是穷人家的女人和孩子，经常都是用明码实价“买卖”的。可哪个父母愿意卖自己的孩子呢？还不是被生活逼的？跟在身边只能看着饿死，卖了出去，也许还是一条活路。
十岁的二丫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她被转卖到了靠弹曲“吃开口饭”的乐师家，从那之后她既是乐师的养女，又是学曲的学生，还跟着乐师的姓起了名字：杨翠喜。
不得不承认，都说“女大十八变”，杨翠喜出落得亭亭玉立，再加上她本人聪明伶俐、机敏好学，十四五岁时就已经跟着养父在当地小曲圈子里有了一定的名声。
当时京剧已经在慈禧的带动下渐成规模，京津地区的王子贵胄富商巨贾也都跟着听京剧。杨翠喜的养父与时俱进，将包括杨翠喜在内的几名养女都送到了天津有名的“天仙茶园”去“进修”京剧。
没想到，两年之后杨翠喜登台唱戏一炮而红，迅速红遍了京津地区，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小花旦”。一时间追捧杨翠喜的“追星族”无数，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和富家子弟，李叔同就在其中。
李叔同虽然并不是官宦子弟，但家中却也称得上是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李世珍是与李鸿章同年参加会试的“同窗”，中举之后曾经当过清廷的吏部主事，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级别官员，辞官之后又通过经商成为了一方巨贾，因为乐善好施而被称为“李大善人”。
李世珍不仅出资兴办学堂让穷人家的孩子免费上学，并且还在家里收集各种珍贵藏书数千本之多。李叔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自然是从小就接受书香熏陶，所以在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李叔同原名叫李文涛，字书同，小名叫成蹊，很小就在诗词歌赋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不过天有不测风云，父亲李世珍过早离世，让李叔同并没有享受多少父爱的照拂。好在他的兄长对他格外偏爱，他也格外争气，在16岁时就考进了当时著名的辅仁学院。
不过，李叔同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经常跟着母亲到戏院中听戏，自己也是一个称职的票友，有时候也会穿上戏服上台去“过把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年纪相仿、兴趣相投的年轻人，台上唱戏的人和台下听戏的人因戏结缘，一眼万年。
棒打鸳鸯
我国古时候有“三教九流”的说法，做官的、读书人是与神仙、圣贤并列的“上九流”之列，而唱戏的“戏子”，则是让人看不起的“最下层”的“下九流”之列。
在当时，富家子弟“傍戏子”的现象司空见惯，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结成正果”。主要就是因为阶级、门第观念，让这些人对“戏子”并没有当成平等的人看待，而是当成了“玩物”。
可在这两个年轻人的眼里，什么家庭身世，什么出身背景，在炽热的感情面前，都成了浮云。
然而，当李叔同与杨翠喜相恋的事情透露之后，李家人当即表示了反对，甚至还为了挽回李叔同“年轻悸动的心”，还给他找了门当户对的俞家小姐当老婆。
尽管认同新派思想的李叔同并不同意家中这样的安排，但是却无法抵挡母亲的眼泪和兄嫂的劝解。无奈之下，李叔同只能“含泪娶亲”。
因为封建的思想，让李叔同伤了两个人的心，一个是得到李叔同迎亲消息的杨翠喜，另一个是虽然成亲但是却并没有得到丈夫人心的俞小姐。
杨翠喜虽然伤心，但她却依然不断拒绝着身边的追求者，因为她的心里还在等着李叔同，即便不能当正室，能够当偏房、侧室都可以。然而，杨翠喜却并没有等到李叔同来见自己，反倒是得到李叔同“畏罪潜逃”的消息。
原来，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全国开始捉拿“乱党”，李叔同推崇“新学”而被列入“乱党”名单中。为了逃难，李叔同来不及与杨翠喜道别，连夜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刚过门不久的妻子跑到了上海。
从此之后，两个曾经无数次设想将会在一起厮守一辈子的两个年轻人，被阶级、被观念、被社会，无情地“棒打鸳鸯”。
身在上海的李叔同并没有放弃杨翠喜，经常托人向天津写信，然而所有的信却都石沉大海，始终也没有得到从天津邮回的回信。
李叔同并不知道，这一次的离开已经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远在天津的杨翠喜已经跟着别人“走了”，而他自己也将会走上与前半生截然不同的道路。
轩然大波
“拐走”杨翠喜的人远比李叔同有“来头”，这个人是皇亲国戚载振。
载振的父亲，是当时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庆王爷”爱新觉罗奕劻，也就是说，载振是康熙皇帝的玄孙，和当时的宣统皇帝是一脉相承的兄弟。
当时的载振正担任农工商部的尚书，一次到天津公办时酒后见到了在戏台上光彩照人的杨翠喜，顿时就已经被迷得挪不动脚。如果不是有公事在身，估计载振就能“长”在戏园里。尽管已经离开天津回到北京，但仍然对杨翠喜念念不忘。
在天津负责接待载振的人，是听命于袁世凯的段芝贵。当时因为日本和俄国在我国土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清朝廷决心将军府制改为行省制，袁世凯一心想把手伸到东北，于是就千方百计讨好改制的负责人载振。
段芝贵当天是亲眼见到载振看到杨翠喜瞪大的眼睛，自然知道载振的心思。于是段芝贵找到了“天仙戏园”，花费重金“买断”了杨翠喜的未来，随后转手就将其送给了正在北京“单相思”的载振。
载振得到了这样的“大礼”，自然欣喜异常，一手操纵让段芝贵连升三级，当上了黑龙江的巡抚，而杨翠喜则成为了王孙贵胄载振藏在深宅中的“金丝雀”。
当李叔同找机会回到天津之后，才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了杨翠喜被“赎身”的消息后万念俱灰，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砸碎困住杨翠喜的“鸟笼”，而且就连到哪里去找这个“鸟笼”都毫无头绪。
从那之后，李叔同开始专心教书和书画创作，并逐渐醉心佛法，最终在37岁时发妻俞氏病故之后，选择遁入空门，成为了如今人们熟知的弘一法师。
另外一面，被当成金丝雀的杨翠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攀上高枝”而衣食无忧，反倒是差一点卷进一场塌天大祸中。
没有不透风的墙，段芝贵和载振的秘密交易很快就被人捅了出去，一位叫赵启霖的御史言官在得知段芝贵是靠“送女人”而当上封疆大吏之后，更是直接向慈禧递交了弹劾信，不仅状告段芝贵，而且还把载振父子卖官鬻爵的事情都写了进去，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对杨翠喜“评头论足”。
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奕劻作为自己的倚仗。出了这种丑事，就算是看在奕劻的面子上也不能过多苛责载振，同样也不能追究段芝贵背后的袁世凯，于是仅仅是将两名“犯官”革职，却并未查办，而杨翠喜就成为了慈禧口中的“祸国妲己”，替这两个人承担了“罪魁祸首”的罪名。
好在载振还算“有情有义”，将杨翠喜偷偷送出了北京城，送到了天津的一个商人王益孙的府上，还陪送了一笔不菲的“安家费”。
就这样，一代名伶杨翠喜，稀里糊涂被卷进这样一场惊天舞弊案，又莫名其妙成为了罪魁祸首。
曾经有人说袁世凯复辟时，段芝贵曾经又找到杨翠喜，利用其名人效应为袁世凯“拉选票”，还有人说杨翠喜和袁世凯“交情甚笃”，经常能够出入袁世凯的后宫，还有人说袁世凯就是沾惹上这个不祥的女人才会复辟失败，仅当了83天大皇帝便梦断黄粱。
种种传言中最为可信的一种，是她在商人王家颐养天年，据说最后病逝时还有很大的排场。
常言道“自古多情空余恨”，这个道理想必熟读诗书的李叔同和满腹戏文的杨翠喜都应该明白。然而出生在那个混乱、荒唐的时代，又有多少像她们这样“空余恨”的故事呢。
参考资料
《杨翠喜案与丁未政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李叔同&杨翠喜：当时只道是寻常，谁知转眼成路人》彭拜新闻
《杨翠喜:一个民女引发的监察大案》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