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达)马蹄声如雷,一队武装到牙齿的人马呼啸着冲进了柴河镇。周家的两个少年,仿佛惊弓之鸟,惊慌失措地向西边的大河奔去。他们跳入冰冷的河水,手牵手,一步步向河心深处走去。河水渐渐淹没了他们的身躯,只留下两个稚嫩的脖颈在水面上若隐若现。
这两个孩子,正是柴河镇“中央胡子”周放之的儿子们。他们的父亲,虽然已被苏军捕获并带入苏联,但周放之生前与土匪结下了深仇大恨,又欠下了人民无数的血债。小哥俩的逃亡,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更是为了周家血脉的延续,一旦他们遭遇不测,周家便将面临灭门之灾……
从抗日英雄到囚徒
再说两个孩子的父亲周放之。他原名周宪,1911年出生于辽宁省辉南县中央堡村。1928年,他随父亲迁至黑龙江省虎林县青和乡,开始了务农的生活。1930年春,周宪加入了邢占清领导的东北军26旅675团3营9连,担任二等兵。他不仅文化水平高,而且善于交际,很快便被上级选送到吉林军事教导队深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城迅速沦陷。周宪不愿成为亡国奴,便与一群爱国同学一起逃离了吉林城,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原部队。此时,部队已经重组为抗日部队——吉林自卫军。凭借在军校的经历,周宪在675团历任准尉司务长、少尉排长,并最终加入了李华堂领导的“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5月8日,周宪从牡丹江乘车去梨树沟执行任务途中,因出手阔绰、举止不凡被汉奸认出。在代马沟,一群日本士兵登车将其逮捕,并直接押送至哈尔滨高等法院涉外庭受审。最终,他被判处三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1938年5月21日,周宪刑满释放。经人介绍,他前往牡丹江市木材商大岛洋行柴河出张所工作。由于他曾是抗日分子,日本人对他的监控从未放松。然而,周宪厌倦了日本探子的严密监视,加之发了一笔横财,他于1944年1月20日辞去工作,回家务农。他购置了三间草房和14垧旱田,从此,周宪更名为周放之,过上了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逍遥日子。
抗战胜利后,社会形势复杂,秩序混乱,多种势力各自为政。前伪满佛塔密村长孟喜祥发起组织了柴河地方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周放之,这位曾经的军人,被柴河民众推举为维持会武装代表人。并在9月上旬组建了由任大队长的柴河义勇保安队,下设三个中队,兵力约400人。
这支队伍在维持社会治安、保全地方财产、提供苏军粮食供给、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等方面,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放之与匪帮背叛
1945年10月末,周放之利用欺骗的手段取得了我军的信任。在牡丹江省军区李荆璞司令员的同意下,柴河义勇保安队被收编为牡丹江地方自治军第三游击队,周放之依旧担任队长,表面上看似归顺,实则心怀二心。
不久之后,牡丹江省军分区26团在团长杨德山的带领下进驻柴河。26团人员构成复杂,杨德山因是李荆璞的前岳父而行事独断、霸气十足,加之杨的副官后来是国民党滨绥图佳地下先遣军第二旅旅长的李德林从中挑唆,使得外来部队与当地民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26团对柴河民众的征税征粮过于苛刻且频繁,甚至没有给周放之留下一丝情面。流言蜚语中,李德林散布着杨团长要铲除周放之的消息,而周放之也在夜里多次被杨团长斩首的噩梦惊醒,这让他心中对26团暗生杀机,且开始秘密寻找新的靠山。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周放之与长期盘踞在五虎林等地的张德振、高永安等匪帮秘密结盟,达成了守望相助的协议。他还私下接受了土匪头子谢文东的委任,将自己编入“国民党先遣军第十一师第二十四别动队”,这支部队实际上成为了敌人手中的武装力量,是名副其实的“明八路、暗中央”的胡子匪队。
1945年12月,随着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牡丹江市周边的“杂牌军”在国民党的“加官进爵”诱惑下,纷纷撕下了伪装进步的假面具。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先遣军”、“挺进军”、“保安军”等,调转枪口,叛变投敌,甘当内战的炮灰。他们围攻了以牡丹江省军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企图摧毁我军的坚强堡垒。
继牡丹江军分区26团一部叛变投敌后。紧接着,周放之的匪部也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他趁着26团团长杨德山离开柴河处理公务之际,逮捕了26团的政委彭懂等人,这一行动无疑是对革命力量的公然挑衅。
在这危急时刻,党的地下工作者、柴河铁路工人牛玉昆,立即通过电话向军区报告了这一情况。李荆璞司令员机智地以军区司令部开会为名,派车前往柴河,意图接彭懂和周放之来牡丹江。然而,老奸巨猾的周放之识破了这一计谋,他不仅扣押了人,连车也一并扣下,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叛变行径。
面对周放之的嚣张气焰,军区司令部果断命令14团前往柴河剿匪。1946年1月12日,严冬季节滴水成冰,周放之匪部利用柴河镇围墙和西南山岭的险要地势,在正南门、炮台上布置了老炮手和惯匪,负隅顽抗。我军14团的战士虽然英勇,但多为新兵,缺乏实战经验,在匪徒们借助有利地势的疯狂射击下,我军无法靠近,剿匪行动最终无功而返……
该股土匪将我军被俘的14名战士身上的棉衣扒光,凶狠地采取烧红的烙铁烫、子弹尖“查”肋条、棍棒拷打等方式,惨无人道地进行反革命报复。更有数名战士被强行塞入牡丹江的冰窟窿中,而壮烈牺牲。罪行累累的周放之匪部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
悍匪头子的穷途末路
1946年1月18日,一名苏联红军战士在柴河附近拆除铁路电话铜线时,被这伙叛匪打死。第二天,苏联红军司令部迅速反应,派兵对柴河进行了重重包围,对匪魁周放之进行了诱捕。几个月后,周放之被苏军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
1950年8月5日,两个截然不同命运的人物——周放之和末代皇帝溥仪同坐一列火车回国,他们终于结束了身在异国的流放生涯。回到国内这之后,他们即将面对新中国的法律和人民的裁决。
9月11日,柴河镇的空气里弥漫着严肃的气氛,那个曾经在柴河镇搅动风云的土匪头子周放之,被带到了人民的审判台。审判过程中,周放之的反革命罪行被一一揭露,那些背叛、破坏和残害等恶行为,成了他无法逃避的罪证。面对着如山铁证,他的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周放之因犯下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随着正义的枪声响起,周放之罪恶的一生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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