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时代的赵彦卫写过一本宋朝笔记，叫《云麓漫钞》，开篇第一卷第一则故事就讲出了体制的悲哀，一千年了，那套逻辑和官场套路现在依然没变。
北宋年间，常州宜兴县有座寺庙，叫善拳寺，原是唐朝宗室李蠙的旧宅。山上有座九斗坛，“九”字命名，想必是很好的东西，而寺庙的坛是用来祭祀、祈祷用的。
寺庙里立着一座碑，上面有碑文，大致意思是：
善拳寺的僧人沖伟曾经举着诉状立在桥头，应该是拦路告御状。于是，有司取了状纸，责问沖伟原委。
沖伟讲述说：善拳寺寺内有九斗坛，一直以来都属于本寺庙所有，当时寺庙的住持叫义兴。
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刚黄袍加身），九斗坛被时任县令欧阳度上奏后，判给了道流主持。根据全文语境推断，道流主持应该是道观的道士。道观的最高领导叫主持，不是住持。
注意这里，欧阳度是上奏，如此一个小小的行政裁定，都要上面各级部门层层把关、层层核准批复。
我们看看这位县长的请示文件最终要到达哪个部门？
奏请文书经过州府的层层上奏，先后到了礼部、太常寺、刑部定夺。意思就是说，县政府一件不涉及命案的小事，最终要经过正部级单位定，而且是三家正部级。太常寺更是九寺五监之首。
为什么要呈送到礼部和太常寺呢？因为九斗坛是重要的祭祀、祈祷用具，与礼仪有关，所以涉及礼部；九斗坛也用来祭祀，而太常寺负责朝廷的祭祀工作，所以，太常寺也要审理此案。
但是，三个高级大衙门，没有商量出结果，拟了请示文件，请皇帝裁定，文书不会直接到皇帝手里，而是先到待制院，之前叫待诏院（等待诏书下来的地方，在中书省），后来避武则天讳改成了待制院。
待制院应该是不想麻烦皇帝，也没有仔细审理，就把九斗坛判给了道流。
沖伟多次上诉，于是御史台接锅，但台司只是当了二传手，直接甩锅出去，没有审理此案。
沖伟因此立桥上诉，乞求按鞠院把此事上奏，于是事情到了刑部这里。
刑部写了一道奏折，大意是：按照制度，中外诸司刑狱，如果有冤情，要由大理寺复审，大理寺审后如果还是有冤情，再送御史台，如果依然没有了结此案，再送到大僚置制院复审。因此，这个案子，按照规定，应该由大僚置制院详细复审裁定。
九斗坛到底归属给和尚还是道士，其实并不难判定，可从县衙到中枢，竟然没有人去核验调查，而只是文来文去，关键是不拿主意，不下定论。
不得已，置制院将九斗坛归属一案的详细资料呈送到了皇帝手里。
皇帝御批如下：“此小事，何老大僚详定？只需要调查清楚，九斗坛到底是怎么来的就行了……就是因为下面人没有搞清楚，导致反复诉讼，那就把九斗坛归还给善拳寺吧……”
看来，文书里应该已经很清楚地写明白了九斗坛的来龙去脉，可那些官员为何不敢拍板呢？
文中没有说是哪个皇帝，但事情起源于建隆元年，那应该是宋太祖，但这种小屁事也御批的，又像是宋太宗的作风。
不管怎么样，宋朝皇帝真是好脾气，这么点屁事，你推我我推你，竟然一步步地上升到了中央最高机关，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最后只能是皇帝出面，皇帝还没有归罪。
这件小事反映出宋朝体制的几个问题：
第一，官僚机构庞大复杂，官太多，政出多头，权责交叉和不清晰。一个小小的案子，竟然要由七八个正部级单位来审理，包括礼部、太常寺、大理寺、刑部、待制院、御史台、按鞠院、大僚置制院等。
第二，体制僵化，监管追责严苛，一个干活的，身边站着三个监督的。所以，下面官员不敢拿主意，怕失误了被问责，于是推诿扯皮，这么多部门都没有作出裁决，最后还是得皇帝亲自来。
第三，官场已经死气沉沉，大家秉持的都是这种心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积年升迁。
要知道，当时是宋朝建国初期，本应该蒸蒸日上，结果竟然也是如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遍地都是庸庸碌碌的不作为的官员。
令人感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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