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治疗，哪里条件好就去哪里，一定要尽心竭力地治。”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休养。”
1955年的一天，当得知凯丰同志罹患肝癌时，毛主席立刻做出了让他去条件最好的地方治疗的指示，并托人给凯丰捎去了后面那句话。
听到这番话之后，凯丰一时间被深深感动，同时也为毛主席的宽容大度感到自惭形秽。
他又想起了当年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所做事，有些无地自容。
那么，在20年前的遵义会议上，凯丰究竟说了什么，才让他在这时感到如此羞愧？
凯丰其人
1906年，一个男婴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户清贫农民家庭。父母为他取名“何克全”。这个何克全，就是后来的凯丰。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满清统治下，西方列强又在我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一面是满清统治者的敲骨吸髓，一面又是外国列强的肆意剥削，百姓民不聊生。
虽然家境贫寒，凯丰的父母却从未放松过对他的教育。因为深知“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道理，凯丰7岁那年，父母便节衣缩食地把他送进了当地的一所小学，凯丰便开始学习《论语》《诗经》等古代典籍。
凯丰学习十分刻苦，他一心想要取得好成绩，不让父母的辛劳白费。
他的成绩也确实没有令父母失望。后来，凯丰一路进入高等小学和中学，持续着自己的学业。
1925年5月份，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事件。就在几日前，上海的一家日本棉纱厂发生了无故杀害中国工人的惨案。那名中国工人名叫顾正红。
事件发生之后，该棉纱厂的中国工人们立即组织大规模罢工，而那个杀害顾正红的日籍资方人员拒不道歉赔偿。在日本政府的施压之下，国民政府派出警察和保安队强迫工人们复工，还大肆逮捕那些宣传罢工的青年学生，但这种行为只会激起广大人民群众更大的愤怒。
1925年5月30日，数千名上海工人、学生、群众团结起来，走上大街组织大示威游行，抗议日方资本无理杀害顾正红，并要求释放因声援工人罢工而被捕的学生。
当天下午，惨剧发生了。那时，大量学生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内最繁华的南京路，与租界警方发生冲突，有10多人受伤，100多人被捕。下午3时，有上万民众涌向捕房进行交涉，希望能够释放那些被捕的人。3时55分，英国籍捕头下令向外开枪以疏散人群，结果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另有49人被拘捕。
这一消息震惊了全国人民，一时间各地群众义愤填膺，包括凯丰在内的有志青年更是如此。萍乡的社会各界人士立即组织起宣传队，凯丰作为学生代表，带领人们上街宣传反日，并向社会提倡抵制日货。
也是在这一年，凯丰从萍乡中学毕业，以出众的成绩进入国立武昌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就读。在大学时光里，凯丰无意间读到了一些进步刊物，这些文字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在学校里还有其他许多进步青年、革命志士，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人民生活，那忧国忧民的思想使凯丰敬佩不已。没过多久，凯丰也加入了他们，成为有志青年的一份子。他想要将革命事业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为之奋斗不息。
1927年，凯丰在校内加入了共青团。这一年，他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苏联留学。
在苏联，凯丰与许多能人志士相结识，他们都是心怀崇高革命理想的年轻人，这其中还包括博古。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熟络得如同多年好友一般。
通过在学校内的学习，凯丰对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开始向一名成熟的党员转变。
1930年，凯丰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加入了我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之下，他前往香港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
在这段时间里，他化名为“凯丰”，也就是“开封”的谐音。从那之后，众人就都称呼他为“凯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地区被日寇大举入侵，而蒋某人却一直采取“不反击、不抵抗”的绥靖行为，任由日寇大肆推进。我国的大片土地就这样落入日寇之手，而这些土地上的百姓也遭到了日寇的肆意屠戮，其手段之残酷令人不忍直视。
凯丰这一次同样没有坐视不理，他在我党各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痛斥日寇的侵略行径和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并积极向广大学生青年宣扬爱国精神。
1933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攻击，对市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在这样的情形下，党组织在上海难以立足，只得向瑞金转移，凯丰也随之前往瑞金。
在这里，凯丰开始担任团中央书记。
遵义会议
1934年，红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在此期间，凯丰便担任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
长征期间，因博古过于听从李德的指挥，意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结果在冲破防线时遭到重大打击，使得红军损失了30000人。
次年1月份，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上，众人轮番发言，最终一致得出结论：红军之所以有了这次失败，就是因为战略上出现了重大的错误。于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大家决定重新制定正确的方案，并组建起一个新的指挥团队。最终，大家推举毛主席作为中央红军的指挥者。
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依旧坚持相信博古等人，凯丰就是其中之一。
站在博古一边的凯丰听了毛主席的方案，心中毫不认可。听了一会儿后，不等毛主席一句话说完，凯丰便突然站起来说：
“你的指挥，不就是凭着看了几本《孙子兵法》之类的书才做到的吗？现在这些知识已经用不上了，你还能为红军做些什么？”
毛主席默默地听着，没有作答。凯丰越说越激动，最后他大声怒斥道：
“你根本就不懂马列主义！”
这时的凯丰与毛主席并不熟识。就他目前对毛主席的了解来看，凯丰固执地认为毛主席只懂得解决农村的问题，但到了战场上就不适合了。
听到凯丰愤怒的质疑，毛主席却没有生气。他依然保持着平静的表情和语气，好似刚刚被痛斥一通的人不是他：
“凯峰同志，你知道《孙子兵法》分为几卷、几篇，第一篇的名字是什么吗？”
凯丰一愣，一时答不上来。
毛主席继续说：
“我们确实应该遵循马列主义的指导，但也决不能陷入一味的遵从，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毛主席说完，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凯丰气得面红耳赤，又说不出话来，只好愤愤地坐下。
很快，毛主席就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指挥是正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在此后的战役中大获全胜。同时，中央也并没有放弃博古和那些支持他的同志，这些同志在党的指导下很快就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凯丰也是这些同志们中的一员。此时的他羞愧不已，想要尽可能地弥补错误。
在同年的6月份，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否决了张国焘南下的主张。凯丰也支持毛主席与张国焘对抗，并写下一篇文章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
1937年，凯丰出任宣传部代部长，谱写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和学员们的一致赞美。当年年底，凯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抗战胜利之后，凯丰被抽调至东北地区进行工作。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建立之后，凯丰出任沈阳市市委书记。1952年，凯丰回到中央，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
凯丰的工作态度一直十分认真，时常废寝忘食。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持续多年之后，凯丰的身体状况变得越发糟糕。
1955年的某天，凯丰正在继续工作，突然一阵头晕目眩，随即晕倒在了地上。他的家人赶紧将他送去医院。
经过诊断，医生得出结论：凯丰现在正处在肝癌晚期，已经时日无多。
医院很快便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毛主席听完后，当即下达让凯丰接受最好的治疗的指示，并托人给凯丰带去一句话，让他好好养病，不要纠结于过去的事情。
躺在病床上的凯丰听完这句话，感到十分愧疚。当年他在会议上做出那样的举动，毛主席也始终没有对他发火，现在还嘱咐他好好治疗。
不过，凯丰的病情因为拖延太久，已经无力回天。1955年3月23日，凯丰不幸病逝。
尽管凯丰曾与毛主席产生过分歧，但这两人中一个从未介意对方的指责，并在多年后鼓励他好好治疗，另一个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弥补，在此后的20年间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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