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在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势下，华国锋力排众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成为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而此时，被打倒的“走资派”邓小平，则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你把他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陈永贵，这位来自大寨的农民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在华国锋的耳边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担心邓小平一旦复出，会让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
陈永贵代表了当时中共内部一股保守力量的典型。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对“两个凡是”信奉不疑。他们在华国锋身边不断地鼓吹“批邓”、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
然而，华国锋，这个来自湖南农村的朴实官员，在处理邓小平的问题上，却并非如陈永贵所言那般简单。
华国锋对于邓小平的“错误”是心知肚明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就对华国锋说过：“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而华国锋也深知“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批判，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恩怨和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深感自己手中的权力并不稳固，他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持，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而邓小平，这位曾经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自然成为了众多老干部和群众期盼的对象。
1976年10月，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他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力挺。叶剑英曾经对华国锋说过：“小平同志，我们要把他解放出来，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
然而，在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上，华国锋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顾虑。他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对中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担心“批邓”的政治风向会让他失去毛泽东“接班人”的光环，从而失去民心和党内支持。
于是，华国锋开始了“两面下棋”的策略：一边表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一边却继续高举“两个凡是”的旗帜，以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当时，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党内的矛盾，也让华国锋获得了更多的时间，以便更好地掌握局面。
1977年2月，中央理论学习组受汪东兴的指示，在起草华国锋讲话稿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而这次提法，并非华国锋本意，更不是为了阻止邓小平复出，而是为了稳定当时因为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出现的社会舆论。
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且保证“要有一个过程”。他希望能够在党内取得更多的支持，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好准备。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标志着邓小平的政治复出。
尽管陈永贵在这个决议作出前的最后一刻仍旧力劝华国锋，但最终，华国锋还是顶住了压力，让邓小平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决策，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权衡的历史过程。
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的过程中，既是促成者，也是犹豫者。他对邓小平有自己的判断，但也深知邓小平的复出，意味着自己势力的削弱。
他最终选择放手，不仅是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虑，更是因为对于“两个凡是”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的理解，已经有所转变。他开始认识到，中国需要改革，需要开放，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邓小平无疑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1977年，邓小平的复出，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华国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成为了邓小平复出的“助推者”，但他也无法摆脱自己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他最终选择了隐退，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却又不被过多关注的角色。
而陈永贵，这个来自大寨的农民，在邓小平复出后，则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他的坚持，最终成为了历史的脚注，也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道路上的一个缩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华国锋虽然没有成为中国的“英明领袖”，但他却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扮演了关键的“幕后推手”。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担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单线式的，各种力量的博弈和冲突，最终会催生出新的变化和发展。而华国锋，这位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过渡者”的角色，则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将中国社会带入了新的时代。
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青史凭谁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