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军发动9.18事变后，兵不血刃的拿下了东北三省，日军的嚣张气焰日益高涨。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经营几年之后，又开始将矛头瞄准了关内，想着入主中原能够全面占领我们的土地。
在当时，虽然蒋介石已经初步统一各个军阀，但是，红军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蒋介石铆足了劲的想要消灭红军，面对日军的入侵，还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方针。
当时的中华民国，怎么能够扛得住精锐的日军，蒋介石和红军周旋了不是一年两年了，他也没能消灭红军，等他把内部整理好，日军早已势不可挡了。
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蒋介石的剿灭红军的政策，就是一种内耗，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在这种情况下，才爆发了“西安事变”，最终达成共同抗日的主张。红军也被改编成八路军三个师，开始了全民族统一抗战。
抗战初期，日寇的进攻最为锋利，日军也是最为精锐的那批力量，很快就攻占了华北等地区。我军在定位上来讲，一直坚持的就是敌后抗战，建立根据地来吸引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正面战场上打阵地战和攻防战，并非我们的长处。但是，在敌后就意味着没有支持，只能是靠着自我解决根据地的问题。
所以在抗战初期，根据地的建立相当困难。在1938年，八路军曾遭遇最惨烈的一仗，五万大军仅剩下千余人，多名高级将领战死沙场。
之所以会这样，就因为在抗战前期，对于游击作战以及民兵作战方面存在着理念上的误区，才导致了这一悲剧。
在冀东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场悲剧。在冀东武装起义的初期，发展相当顺利。在李运昌的组织下，参与冀东暴动的人数达到了20万人，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顺势也就成立了冀察热宁军区，由宋时轮担任司令，邓华担任政委。冀东抗日根据地也初步建立。当时宋时轮曾一度信心百倍，认为他们的冀东抗日根据地会对日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抗日大业自此可以顺风顺水。
很显然，宋时轮太乐观了。伟人曾多次告诫，一定要依托地形，快速进入山区整顿训练，以寻找更好的机会。
但是宋时轮与邓华都当成了耳旁风，认为此时撤退为时尚早。而且他们手中兵力不少，即便是小股日军，他们也能轻松化解。
但是，没想到日军出手就是王炸，直接派来10万多大军前来扫荡，宋时轮一看打不过，就想着撤退到白河以西。可此时伟人不同意撤退，并且指出，此时已经失去了撤退的良机，敌人围追堵截之下，这支部队会损失惨重。
但是，就地游击，宋时轮并没有采纳。于是，一场紧急撤退就这么发生了。看着人数不少，但更多的都是民兵和游勇，没有及早进入正规训练，这让这场撤退成了大溃逃。
慌慌张张，无组织无纪律，撤退的过程极为缓慢，日军还没到，就已经乱了。打又打不了，撤又撤不明白。也就是这一场战斗，就把队伍打散了，还牺牲了陈宇寰和洪麟阁两位副司令员。
原本的数万人马，一战就打得剩下了千人，这在抗日战争初期，吃了没有经验的亏。伟人后来也总结了这场战斗，人员虽然多，但缺乏党建等组织，缺乏斗争经验，导致在战争中缺乏有效的指挥，发挥不出来应有的战斗力。
这也为之后建立敌后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即便是人数众多，也要加强思想与组织力，能够保证行动听指挥，并且发挥应有的作用，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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