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漫川关
5月，我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到了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关。当地的“漫川通”周宗奇，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了源于漫川关的成语“朝秦暮楚”的由来：从春秋开始，漫川关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想出了一个应对之策。秦兵来了，就插上秦国的旗帜，身着秦人服装，讲秦语；楚军打来了，又插上楚国的旗帜……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原来，在“朝秦暮楚”的背后，还有这样让人心酸而又闪烁着智慧的故事。
回到北京之后，我连续几天上网找资料，并找来地图，深入地探寻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乌云笼罩下漫川关的生存状况和民间立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惊喜出现了。我发现湖北省郧西县有一个上津古城，就在距离漫川关仅15公里的地方，顿时灵感一现——如果说漫川关是“朝秦暮楚”的故乡，那么，在古代漫川关的百姓“朝秦暮楚”的时候，上津的百姓在干什么，会不会在上演“朝楚暮秦”的故事？毕竟，战争不是老百姓的选择，何况还有“春秋无义战”的民间认知。老百姓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当帮凶，少参与，少受蹂躏。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缓冲了战争，缓和了战争，并在两个诸侯国激烈争夺的生死线上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从和解到和平，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也应该成为人类共识。
这个发现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再到漫川关住几天，并就近去一趟上津，看看古城。
愿望是有了，但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6月中旬，我到湖南参加一个活动，算了算时间，活动结束后正好有几天空闲，于是给洛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决定来一次“军事化”行动，约上几个文友，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漫川关。我要直抵漫川关的神经末梢，感受这昔日边关真实的生活状态。
洛桑是我上次到漫川关认识的文友，此君善解人意，做事周全。他表示在漫川关全程陪同我们，这样就说定了。
乘坐长沙到西安的飞机，一路上，我想象着晚上就能一头扎进漫川关，和当地文友一起坐在双戏楼前，在“朝秦暮楚”和“朝楚暮秦”的故乡，吃烧烤、喝啤酒，无拘无束，高谈阔论，多么惬意。
下了飞机，到了山阳县城，洛桑给了我一个惊喜，原来周宗奇已经下山了，正在中途等着我呢。周宗奇原是漫川关镇的一名干部，近年来主动承担了一份额外的任务——为到漫川关观光的外地人导游，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表达能力很强，讲起话来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很有艺术感染力。
我和周宗奇一见如故，二见更亲。落座不久，他就送给我一个绰号 “二杆子”。他解释说，他从网上查了我的信息，知道我是一个老兵，打过仗，拿过枪杆子，如今又拿笔杆子，所以说是“二杆子”。我欣然接受了“二杆子”这个称号，尽管，枪杆子和笔杆子我耍得都不怎么样，但毕竟我都玩过。
我对文友们说，我喜欢漫川关，有很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它契合了我的文学理想。30年前，在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我写过一篇小说《决战》：在一场时代背景不详、作战双方身份模糊的战争中，两个少年在同一个师傅的教导下研习兵法。后来二人各为其主，分别成为两支军队的统帅，经过连年征战，他们认识到“十年征战百姓苦，刀兵起处血如土”。二人达成默契，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战争。如果在创作《决战》之前我就知道秦岭脚下有个漫川关和上津，就知道了“朝秦暮楚”背后的故事和寓意，也许那部小说会写得更好。当然，如今知道了，还不算晚，漫川关之行，可能会改变我的文学观、丰富我的创作。
听我这么一说，文友们也很振奋，纷纷表示，要跟我一起重读漫川关这本书，一起探寻漫川关文化的精髓。
漫川关，为什么叫漫川关？教科书称，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山，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的大别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北的界山。而漫川关，恰好是这座界山的一个豁口。当年南来北往的商队就是在这里开展贸易，互通有无，并形成了移民市镇。据周宗奇说，漫川关的居民有很多来自安庆府六县，他的祖先也是安庆人。至今，山阳县人仍然把漫川关人称作“南蛮子”，因为早期的漫川关其实被称作“蛮川”。如此说来，把漫川关视为南北文化曾经的融汇中心，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重返漫川关的第一个清晨，我走在当地的一条主要街道楚街上，看见一段路面刻着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和”字，在朝阳中熠熠闪光。
在楚街南端，两座戏楼并肩而立，手拉着手，根连着根。我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建筑。漫川关在古代是个水陆商贸集散地，南北的商人都汇聚在这里。最初这里上演的只有北方的秦腔和山西梆子、漫川大调，可南方来的商人喜欢听汉剧和黄梅戏，那怎么办？各唱各的对台戏？那不是漫川的风格。不知是谁率先创意，在一片土地上建造两座戏楼，北边的戏楼唱北方戏，南边的戏楼唱南方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南腔北调”于是应运而生。
好一个“南腔北调”，其实就是对“朝秦暮楚”背后精神的补充和发扬，是对这块土地宽阔胸怀和包容精神的充分体现。南腔带来了《六尺巷》，北调带来了《将相和》，双戏楼上演的，其实是秦岭南北百姓在长期生活中结晶的最珍贵的精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漫川关古镇上还有山西会馆、武昌会馆、骡帮会馆，不仅为南北商人提供了故乡的生活方式，也为陆地行走的商人准备了栖居的场所，从而成为南来北往、东去西进的人的驿站。
细细打量双戏楼和双庙楼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正是由于有了当年 “朝秦暮楚”的民间立场，才有了今天“朝茶暮舞”的生活；正是因为有了南腔北调的包容和互助精神，才使得今天的南水北调成为可能。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的圈子里，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应该把沉淀千年的漫川关文化，放在更大的时空里来掂量它的价值。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
从“朝秦暮楚”到“南腔北调”，这中间有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认为有，一定有。前有战火烽烟中的民间选择，后有同舟共济的民间共识。集体记忆孕育集体性格，集体性格造就集体行为方式。文化，就是这样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经过千年风雨依然流淌在岁月的河床上，进入寻常百姓家，进入生活常态中。
听当地文友讲，此地有一个古老风俗吃合食。孩子周岁时，母子分食一蛋，寓意母慈子孝；孩子2岁生日时，全家分食二蛋，寓意举家和睦；孩子3至12岁生日时，煮很多鸡蛋，分给邻居小朋友共享，一起吃蛋、唱歌、做游戏，意在从小学会“六和”——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口和无诤，身和同住，意和同悦，利和同均。倘若某人不合群，不会做人，漫川关人就会说：哦，没有吃过合食——意为没有受过与人为善的教育。
漫川古镇至今活跃着一批“中人”，流行“打板凳”活动。“中人”即调解民事纠纷的和事佬，“打板凳”就是坐在板凳上谈事。抵达漫川关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拜会了漫川关的几个“中人”，其中一个名叫杨品发。杨老师当过基层干部，70多岁了，精神矍铄，妙语连珠，确实是“和稀泥” 的高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对亲兄弟因为继承遗产闹到几乎对簿公堂的地步，他们找到老杨，老杨就拉着他们“打板凳”，面对面谈不拢，就分别谈，上午谈不拢，下午接着谈……“板凳都被打软了”，终于谈得兄弟二人各自做出让步，握手言和。
住进漫川关的第三天，周宗奇带我们踏上了乡村之路，第一站是万福村。走进村街，我一眼看见一面白色山墙上写着“和为贵”三个大字，四下打量，很多民居的楹联都与“和”字有关——时和年丰、春和景明、惠风和畅、和风睦雨……
站在万福村的一个高坡上，一位文友指着远处的一道山梁跟我们讲，那道山梁叫勒马岭。1932年，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战略大转移，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而杨虎城部队受到红军的感召，接受了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呼吁，在同红军作战时，往往就虚晃一枪。一次战斗前夕，红军一支队伍眼看就要进入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圈，突然，带队指挥员胯下的战马停止了脚步，扬蹄嘶鸣。指挥员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以火力试探前方，果然山谷里枪炮大作。最后，在红军声东击西战术下，敌人自相残杀许久，而红军主力乘机已远走高飞。那道山梁，从此被称作勒马岭。
关于这个故事，有很多传说。其中一则说，当年漫川关战役之前，红军已经同杨虎城部队有秘密协议，和平借路，共同抗日。在那支红军队伍即将踏入国民党军队伏击圈的关键时刻，是杨虎城部队一名军官设计惊马，掩护了几千红军顺利突围。
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我知道的是，几年后，杨虎城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当初血战漫川关、成功突围的红军，成为八路军骨干力量，在抗日战争和此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从而保证了我们今天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徐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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