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海情深：在依兰煤矿俱乐部看电影的经历与朝花夕拾|依兰|卖花姑娘|朝花夕拾|煤海情深|煤矿|电影院

（文/陈达）近期我对于故乡的怀念，似乎总环绕着依兰煤矿“四大建筑”的“手榴弹，大酒壶，苞米楼子，烤烟炉”而展开。这些建筑不仅是煤矿的重要标识，更承载着煤矿变迁和一代人记忆的无声印证。

接下来，我要重点讲述的是心目中的依兰煤矿俱乐部，它并不是被誉为“烤烟炉”的现俱乐部，而是其北面正对的那座曾经辉煌一时却不幸遭遇火灾的老建筑。

难忘的俱乐部

原址位于当今生产服务公司的老俱乐部，1975年被火烧毁后被拆除，现在已踪影皆无。它曾是煤矿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和部门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表彰会、批斗会、放映电影、文艺演出等也都选择在这里举行，其煤矿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未被撼动过。当年的我，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也多次在这里登台演出，用我的歌声和舞步，传递着时代的洪亮强音。

曾经认真的查询过，为什么叫煤矿俱乐部而不是煤矿影剧院，盖因其属于企业工会旗下管理的部门，若是归文化部门管辖就可以拥有影剧院这个高大上的名称矣。

其实，老俱乐部面积不算庞大，但其设计和布局却充满了巧思。室内的座位安排得井然有序，每排能够容纳28位观众，共有30排座位，这样的规模足以满足学校包场时两个年级的学生共同观影的需求。

在俱乐部的正中央，悬挂着一盏巨大的圆形水晶吊灯，在它灯光的照耀下一个个水晶球熠熠生辉，与棚顶上精心布置的其他小吊灯相互交映成趣。

俱乐部的最前方，是一个传统的镜框式舞台。在台口两侧的墙壁上，还装饰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学习”和“奋斗”字样。这个舞台提供给开会和演出的机会并不多见，它的终极使命是作为电影放映的场所。

在那个没有电子游戏和互联网的时代，电影是我和伙伴们童年时最顶级的娱乐。战斗片《奇袭》《多瑙河之波》《打击侵略者》《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这些经典电影不仅让大家着迷，甚至电影中的台词也成为了我们童年的口头禅。小时候，未能完全理解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中的易卜拉欣故事，但那些蒙太奇的画面，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记得有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包场电影，是朝鲜的《卖花姑娘》。当周围的同学们被剧情感动得泪流满面时，那时的我却在座位上沉沉睡去，仿佛与世隔绝。这个经历如此深刻，每当听到那如歌如泣的“卖花来呦，卖花来呦红又香……”的歌声，我就会想起那个在俱乐部里睡着的自己。

与俱乐部的缘分

尽管当年的电影票虽然只是1毛钱一张，但对于当时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除了学校包场的电影，我因囊中羞涩的原因，很少有机会买票去看电影。

每逢俱乐部放电影前后，总有些没钱购票的孩子兢兢业业地聚集在检票口周围，他们是在期盼得到看门人老王头的特殊赏赐——到俱乐部内打扫清洁，通过扫地的劳动获取看电影的权利。

还有些孩子尝试着各种方法混进俱乐部。有的尝试自画电影票，有的拿着多半截票冒充整张，还有的试图找熟人带进去，但老王头锐利的目光总能识破孩子们的小伎俩。孩子们的种种尝试，成功率总是微乎其微。

我听说，在冬天有人通过钻厕所的方式，进入俱乐部去看免费电影，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觉得很恶心。此外，还记得邻家小伙伴二笨子坐在水泥地上看电影，因为地面太冷坐的时间太长，结果把自己屁股的大肠头被“拔”掉了。

有一次，我厚着脸皮央求父亲的一个同事带我进去看电影，他成功地带我进入了俱乐部。但第二天，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亲，结果我挨了一次难忘的“家暴”，父母从不愿意因小事儿而背上人情债的。因为看电影，我共挨了两次“家暴”。还有一次，我兴高采烈地戴着妈妈新给我买的一顶绿色帽子去了俱乐部，回家的路上帽子却被人抢了。天太黑，也没有手电筒去寻人，我真找不到那个干缺德事的玩意儿。

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大家的还有一件事：小时学会抽烟，是因为在电影开演之前，有个知青模样的人递给我一根卷烟，并现场指导我如何将烟吸入肺内，再从鼻子里吐出来的技巧……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教坏”师傅，我可以肯定这一辈子只见过他一次。

1975年的冬天，俱乐部仅有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出现了故障，那时正在放映的影片是《杂技英豪》。若问我为何至今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母亲答应我和哥哥，如果能坚持上山砍柴七天，就会给我们零花钱去看电影。

那个冬天，大哥、他的同学赵老二和我，每天都在山里砍柞木杆，用爬犁从山里拉回家，做家中的烧柴和春天夹木杖子用的材料。七天的辛勤劳作终于结束了，却因为放映机的故障，我们没能看成那部期待已久的电影《杂技英豪》，这成了我少年时最大的遗憾。

俱乐部火灾过后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老俱乐部的放映机刚刚修复，便遭遇了一场无情的火灾。

火舌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那些曾经承载着欢声笑语的凳子化为灰烬，只留下冷冰冰的铁架，孤零零地矗立在废墟之中。然而，墙上那些由巨人之手托举的火炬灯，却奇迹般地在灾难中幸存下来，它们仍在传承着永远不灭的希望之火……

火灾的起因，是在俱乐部舞台上进行的一次电焊作业。姓赵的电焊师傅在工作结束后明确告诉老王头，舞台“动火”后存在火患，在夜里要加强巡视，而王头却没有当回事儿，因其不履责和疏忽导致了这场悲剧。最后，赵电焊被判入狱三年，而责任重大的老王头只在批斗会上陪了绑。

在老俱乐部火毁后的废墟边，老工会的北面空地曾一度变成了露天电影的放映场地。每当广播中传来放电影的预告后，大家都跟过节一样喜气洋洋、奔走相告。

当夜幕降临，放映场那里便成了人潮涌动的海洋，人们摩肩接踵，只为一睹不花钱的电影。由于抢占座位或其他争执，这里时常会大打出手。当时只有一部放映机，在换片这个尴尬时刻，总是唿哨声、起哄声响成一片。

后来，老工会的活动大厅被改造成了简易放映厅。那里的长排木凳才20厘米高，却成了观众们的临时座椅。尽管环境简陋，但人们对电影的热爱并未因此减退。

与人们对娱乐的渴望程度相比，老工会的放映点能容纳的人数实在有限。想要买票看电影，几乎成了一种奢望，售票窗口前总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在人群的头顶爬过去买票，只为了一睹电影的风采。

上初一时，因学校倡导“开门办学”许多同学都参加了新俱乐部“烤烟炉”的义务献工劳动，为电影院的建设将红砖从南砖厂搬运到工地。老弟陈强那年才上小学2年级，他至今还记得从南砖厂搬着一块红砖，边走边玩地走了4、5里路才到建设工地的旧事。那是一段艰苦而又充满希望的时光，每一次搬砖，都像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