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时期“禹贡图”主要以山川地理为主，《禹贡》研究题材的丰富和“禹贡图”的繁盛，更是促进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以“禹贡图”为代表的宋代地图，在中国古代的地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的绘制展现出了宋儒对于“天下观”和“国家观”的思想内涵，也在内容和方法上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内涵。
一、宋代“禹贡图”发展的背景
地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禹贡图”的重要途径之一。“禹贡图”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几千年来，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意识的发展，“禹贡图”也在不断的完善。
从先秦的时期到汉代王景治河，到晋代裴秀的采用“制图六体”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再到唐贾耽“海内华夷图”，虽然历史上有所记载，但原图均已亡佚。宋代成为“禹贡图”涌现的高峰期，宋代也被称之为“禹贡图”研究的起点。而其前仆后继出现的原因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第一，是宋代“天下观”的重要体现。历代地图的绘制大多数要经皇帝御览才可传至后世，故历史地图便与政治相联系。宋代虽号称大宋王朝，但其盛世不在，疆域版图与国力皆不能与汉唐比肩。加之宋代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天然屏障，受契丹挟制，边患日益严重。尤其是南宋划江而治，失去大部分疆土，偏居江南一隅，南宋的政治地位受到极大挑战。
“九州天下”成为当时士大夫心中的隐痛，渴望恢复盛世，重建天下的愿望更是燃烧着士人的热血。宋朝士大夫阶层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摆脱当时的政治窘境，重现大宋辉煌局面，将这一伟大的愿望体现在地图的绘制之上，是一种民族情感的深切表达。
第二，宋代时期，舆地之学繁荣兴盛。它作为我国经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从《尚书·禹贡》到《汉书·地理志》，是历史地理学从开始到成熟的阶段。宋代研究的加强和时代的变化，使得宋代的经学家和历史学家将《禹贡》从《尚书》中进行剥离，自成一篇，成为单独的研究学科，使宋代的《禹贡》学研究文献和“禹贡图”保存情况远胜汉唐。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记载：“《禹贡说》特其一种，是编当先以山川总会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图而次及诸家之说。”
第三，宋代是《禹贡》学的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宋代学者看来，《禹贡》不仅是儒家经典，传续着上古圣贤的思想，更对当时的大宋王朝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一代学术的蓬勃发展的表象背后，必然与其时代背景等社会关系息息相关。
首先，宋代时期水患频发，治理水患成为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宋朝君臣期望能从经典中寻找到治理水患的有效方法，将经典投射于现实水患的治理，从治水的角度对《禹贡》进行解读。
其次，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讲求经世致用，将儒学与地理学相结合，宋学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禹贡图”推陈出新，空前繁荣，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最后，南宋注重地图的编纂，扩大了编纂主体，绘制下移，由政府组织转向士大夫阶层和地方守备官员，故在宋代地图的绘制与官学教育的地图中，对《禹贡》九州的描绘更加丰富。
二、宋代“禹贡图”特点
“禹贡图”包括全国总图、九州分图、山水图等，但由于年代久远、阶层限制、战火纷飞、图幅宏大、经文附属、重视程度不足等多种原因，我们只能从文献中寻找早期地图存在的只言片语。而现存反映国家概念和疆域范围的全国总图，目前所知最早出现于宋代。
这一时期，《禹贡》突破经注的局限，加入地理学的新元素，《禹贡》学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期，成为“禹贡图”发展的关键性阶段，涌现出大量的“禹贡图”，如石刻《禹迹图》，《禹贡山川地理图》《禹贡集解》《历代地理指掌图》《六经图考》《帝王经世图谱》《胡氏尚书说解》等。
宋代的“禹贡图”中，蕴含着当时丰富的地学思想。《禹贡》在宋之前，一直以儒家经典的面目示人，而忽略了蕴含的地理学思想，到北宋，《禹贡》作为治水之学得到重视，而南宋时期，《禹贡》研究发生转折，尤其是“禹贡图”的大批出现，表明《禹贡》从经注走向地理学。
其中程大昌、傅寅二人在绘制“禹贡图”时，明确了地理范围和地理名称，多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主进行布局，以宋代正统舆图为绘制根据，结合史书记载，并融作者的想象。图中古今地名进行对照，并在呈现丰富的地理元素，如山川水道、湖泽关隘、古九州、今郡县等，具有丰富的地学思想。
《禹贡图序》记载：“今天下之大患，而国之所繇贫者，田功之不治，水利之不修也。”
宋代“禹贡图”还具有经世致用意义。水利的兴修与国家兴衰有关。夏后氏认为可以通过治理江河等规模较大的水道来减轻水害，他随山刊木，通九州，陂就泽，度九山，尽心尽力，呕心沥血，终将为害中国之水患治理成功。
《禹贡》作为其过程与成果的书面记载，则成为历代统治者和经学家重视的重要文献，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历久弥新，散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禹贡》作为治水之典籍，更是承担着独一无二的责任，是古代经学家的重要研究对象。
三、宋代“禹贡图”的差异性
宋代“禹贡图”篇幅、绘制方式等存在差异性，以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与傅寅《禹贡集解》为例，从数量方面来看，程大昌共有30幅，而傅寅有4幅。两者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其本质皆是《禹贡》文本的图像表现形式。
在程氏与傅氏的“禹贡图”绘制中，有九州总图，此图皆以九州为核心，同时以山水等自然事物为界进行政区划分，将华夏区域进行概括性呈现，是对前人空间意识的二维呈现。二者将先秦九州与宋代政区相结合，以想象中的疆域与宋代现实区划相结合，作为一种政治投射，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并影响了后世“禹贡图”的绘制。
《禹贡山川地理图序》记载：“图以色别，青为水，黄为河，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其用雌黄为识者，则旧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
在绘制过程中，程大昌将前人看法与自己观点分别绘制成图，并在图片后面辅以文字解说，故在书中出现同一问题多幅地图的状况。而傅寅则以自己的观点为主，在图的空白处标注先人之说，将多人看法融入一幅图之中。
通过“禹贡图”了解宋代的政治、思想等内容，但由于测绘技术和地理认知等时代局限性，地图呈现内容或与实际情况不符，古图展现的疆域范围和地理情况与现实出现偏差，“禹贡图”是当时人们对地理观念和疆域认知的直观反映，地图名字更是当时人们地理思想的概括。
宋代《禹贡图》数量丰富，其中程大厂的《禹贡山水地理图》共收录30幅，数量众多，内容翔实。它打破了以往把书和图分开的方式，转而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来解读文本。它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地理专著，也是“禹贡图”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而傅寅的内容，则是以组合的形式呈现的，很容易考察全局。
结语
宋代“禹贡图”的发展在地图史的发展与《禹贡》学的研究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促进了宋代及以后《禹贡》学的深入研究，推动了《禹贡》从经学向地理学的发展，成为了《禹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禹贡图”的绘制，也展现出了宋儒对于“天下观”和“国家观”的思想内涵，以“禹贡图”为代表的宋代地图在中国古代的地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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