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苏轼提出“以俗为雅”后，宋人逐渐有意于变“俗”为“雅”。具体手段既包括发掘“俗”的审美趣味，也包括发现可入诗之俗题，甚至细化到捡拾日常俗言俚语，将其提升、提纯为符合诗语的程度。可以说，宋诗“以俗为雅”，是一次兼具抽象的诗学理念与具体的题材用语的双重变奏，而杜诗正好符合这诸多要求，故常为宋人援引为据。

一、“以俗为雅”诗学观

宋人将“以俗为雅”应用于诗学批评中，首见于梅尧臣，苏、黄重提之，经陆游、杨万里以及江西诸人广为传播、实践，遂为多数宋人尊奉。该法既以“雅中取俗”为旨，又始终表现出“俗中见雅”的特点。一方面，宋人为诗，始终处在唐诗的巨大笼罩下，深感好言语被前人说尽，故转而寻求唐人未达之境，以新题材、新语言、新思路试图与唐人一较高下。

生活中的俗事、琐事、趣事，以其突出的“日常性”和细节化特征，逐渐进入宋人视野，被纳入诗家版图。于是，“诗人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细节，并在那里发掘诗意”，此所谓“雅中取俗”。

《步里客谈》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

另一方面，宋人以读书为事，藏书万卷、爱书如痴者不胜枚举，广博的阅读，使得宋人积累素材、锻造诗语、牵合时事的能力远超前人，故其诗虽将注意力转向日常，但在琐细、俗常之事务中，仍表现出高度的雅化倾向，此所谓“俗中见雅”。雅、俗互动之下，既传达出一种雅、俗观互通的诗学理念，亦滋生了雅、俗语互渗的具体创作方法。

具体而言，宋诗主题、内容较前代大为不同，每每表现为对日常情事、琐碎细事的关注。宋人不仅关注日常生活，且自身尤好骋意于亭台园林之间，恣情于书画茶酒之际，前代之“雅事”“盛举”，正逐渐转变生活的一部分，以往非诗的诸多因素，渐次成为诗人描摹、吟咏之对象。

无论是文人墨客以咏画扇、笔砚展现闲雅之情趣，还是友朋往来以赓和韵脚显示才力，亦或是高士学者聚焦论理讲学以示抽象层面的思辨性，宋人皆以迥异于唐人的审美取向，塑造一代诗歌卓异的风貌，此即“以俗为雅”诗学主张与题材选择之表徵。

观宋人言俗事、用俗语，以经过改造、重炼的诗歌语言机制，表现一己深广之情思，虽旨在凸显诗中俗趣，然究其根本，仍在化俗为雅，以俗言俗语，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感慨，对自然大化的体味与对人生万象的超拔。

正因这种取资前人又重构自我的诗学观念，宋诗乃能迅速地建立其个性的表达方式、独特的诗歌面貌，攫取字面之俗，折射人格之雅，卓立诗国而开一代风标，在文化人格上的尚雅忌俗和文学艺术上的以俗为雅，体现了精英意识与审美意识之间的冲突，是文化雅俗观与艺术雅俗观在作家头脑中碰撞的反映。

二、宋人对杜诗用俗的推崇即俗为雅

宋人对“以俗为雅”的实践，多是借助于具体的诗人诗作批评，而杜甫以其丰富之题材与多元之面向，受到诗家普遍钟爱，成为时人论诗歌雅俗的重要案例。宋人推尊杜诗用俗之例，主要围绕着风格特征上的“即俗为雅”、语言策略上的“善用俚语”，后者材料居多，且每有深入细微处，杜诗学领域中的不少重要诗案，皆发端于此。

“雅”是宋人一贯的信仰，但这种“雅”不是超脱一切，追求不凡，而是脱俗而出，强调对日常风俗的改造与重构。宋代新雅是在世俗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带有古典元素的优雅，是标题的含义，但它也是一种对普通的提炼，将普通锻造成优雅。

在俗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符合雅的精神和尺度，而不是违背它，否则俗永远只是俗。宋代文人所谓的“雅”，其实是一种升华的“俗”。“俗”是手段，是方法，“雅”是最终目的。这种雅与俗的双向互动，既是“雅”精神沉入日常生活的表现，也是“俗”习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自我更新。

《岁寒堂诗话》记载：“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

考察宋诗中的雅俗关系，绝不能循着舍此即彼的思维以简单立意，惟有从互通、圆融的立场去重新审视雅、俗二事，才能真正领略宋人的审美格局。基于这种雅俗互通的立场，宋人论及杜诗用俗，每每以俗为媒，以雅为旨。粗俗语并非鄙陋之处，相反，诗中合宜的粗俗语，反而能表现出“高古”的特点。然直接以“粗俗”与“高古”对举，有过于拔高杜诗用俗之意。

杜甫作诗，善用当时语，宋人围绕杜诗所用方言俗语，大致有两个层面讨论：其一，用方言中之连词、动词、量词，以“个”“吃”“遮莫”等为典型。言“个”“吃”者；其二，用方言中之专有名词，杜诗此类用语案例远超用连词、动词、量词者，宋人对此讨论亦多，如“黑暗”者，象牙也，波斯国语；“缩颈鳊”者，鱼名，楚人语，出于襄阳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论杜诗俗语，往往因取证不同，各执一辞，故而歧见颇多，悬而难解，遂形成诸多诗案。少陵择一时一地之俗语，化之于诗，使句法老健颖脱，粗俗而兼高古，得谚声俚言之神味，亦不出诗歌雅厚深沉之规模，诚可谓善用俗者，故此成为宋代诗家实践“以俗为雅”的重要切入点。

宋人以杜为媒，既在诗学观念上进一步破除雅俗之壁垒，又为诗歌吸纳俗言俚语树立了具体可操作的典范，从而使得宋诗雅俗交融的风貌逐渐确立，在“雅”“俗”之间，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是打通雅俗、圆融二谛，才是最终的审美目标。

三、辩杜诗用俗亦有所本

学杜而但见粗俗，此即单纯承袭，亦可谓“学而不辨”，转向辩护，即所谓“学而能辨”。宋人辨杜俗之本，或上穷其源，或下探其俗。穷源者，通过罗列典籍，求得杜甫用语之来源；探俗者，盖由于俗语生长于村乡，根植于民俗，典籍或疏漏不载，故立足于杜诗原诗语境，结合当地民俗风物，求诸草野，一探诗中方言俚语的实际含义，亦属考辨之一途。

依据民俗风物者，常因缺乏文献记载，易为人诟病。特别是在考索俗词俚语时，宋人往往以杜甫用语必有所本，对于原本显豁之事，屡屡附会他意，以示学力之精深。这种一味求深的解诗方式，给杜诗中许多寻常用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但这种“神秘”，无疑是肢解文意、背离文本的。

《演繁露》记载：“竹之夭然，似人之笑，因为‘笑’字。竹岂能笑，特以象焉耳。”

无论穷源还是探俗，二法皆各有千秋，然亦非纯然无疵。盖穷源者，专务钩沉，咸依典籍，求深而未必能真，为搜求一可靠之理据，往往上天入地，广事考索，容易忽视原诗语境，使论诗之事，转为一场学力层面的角力；探俗者，秉笔实录，全凭己见，求真而未必能深，各家经历非一，见事不同，虽符合一时一地之真，但未必能推导一诗一事之确。

结语

人在“以俗为雅”的诗学背景下，展开对杜诗用俗的探讨，其中以推崇杜甫能即俗为雅、巧用俚语者为主流，贬其村陋、徇俗者为旁支，是“以俗为雅”诗学观的一次有益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人针对杜甫的 “村陋”之议，不仅有助于捃摭当时诸家之论，纠合为一场有来有往的理论交锋，使杜甫诗中之“连城璧”，光华愈灿；更能启迪后学，廓清杜诗诗风。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