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的3年后，彭德怀拿出几张纸，交给到侄女彭梅魁手里，再三叮嘱她要放好，不能让它落到外国人手里，不然自己真成里通外国了。这几张纸上又有什么？彭梅魁是怎样保管这几张纸的？彭梅魁跟彭德怀又有怎样的故事？
1973年7月11日，彭德怀在病危的日子里，用颤抖的手，给侄女彭梅魁艰难地写去一封信。全信没多少字，共200余，其中涂抹8处、改写和增添4处。信的开头，彭德怀就带着感激之情，说“承蒙”侄女彭梅魁的“关照”。
彭德怀说记不得彭梅魁从1967年，给他购买的日用品和书籍花费多少，只能把拘押处某负责人给的800元，全部给侄女作为偿还，以后不麻烦了。他要侄女不要再挂念自己——写完这句话他先用句号结尾，又改为全信仅有的感叹号。
彭德怀还解释了为什么不要侄女挂念自己，“以免妨碍工作”。彭德怀是把这封信，当作处理身后事的遗书来写。他算得十分清楚，侄女68年给他做的制服，也用两卷蓝斜纹布还清，还剩一些就给侄女做条棉裤穿。彭德怀想清清白白、不欠任何债地走。
彭梅魁是彭德怀大弟彭京华的孩子，她与伯伯彭德怀初次见面是在1950年。彭梅魁是个苦命的孩子，父亲因革命牺牲，母亲因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精神失常，她12岁就开始拉扯2岁的弟弟。其实早在1945年，彭梅魁就能跟彭德怀见面。当时王震去了他们家乡，说要带彭梅魁和她弟弟去延安找彭德怀，奈何彭梅魁生病打摆子。
1950年1月1日，彭梅魁等4个彭家孩子，坐着火车上北京，彭德怀要照顾他们。伯侄之间没有马上见面，直到1950年6月才见到。彭梅魁等孩子一到北京，就被安排进北京的学校学习。彭德怀太忙，一直没空。
他们的见面地点在北京饭店，彭德怀一个一个辨认他们、记住他们。彭梅魁被通知见彭德怀时，特别紧张，但是见到后就没有紧张之情了，转而别样的激动，想哭哭不出、想说话说不出。彭梅魁没有父亲了，母亲也得了精神病，除彭德怀外她没有别的长辈亲人了。
初次见面，彭梅魁等孩子不舍得彭德怀，不想回学校。彭德怀没有逼他们走，允许他们在饭店住下，他跟孩子们睡同一个房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床肯定是没有那么大，能睡下这么多人的，于是在彭德怀的提议和坚持下，他们几人一起睡在地毯上。
彭梅魁毕业后被分配工作，从来没跟人提起过自己是彭德怀的侄女，直到1959年9月，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传到她厂里，她才主动说出自己跟彭德怀的关系。
遭遇这样的不幸，彭梅魁冒着风险前去看望，彭德怀心中有万分委屈，却也一点没吐露出。见面后，彭梅魁喊了声伯伯，就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下。她咬着嘴唇不说话，怕自己哭出来。
彭德怀似乎半响后才反应过来，然后对彭梅魁说：“梅魁啊，我名誉不好，你应该也知道，以后就不要到我这来了，以免对你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不好影响。” 彭梅魁说不出话，她怕自己一开口就是嚎啕，所以只是流泪。
不知道待了多久，终归是到分别的时候，彭梅魁紧紧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我走了。” 这时，彭德怀再次叮嘱：“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到我这来啦，来了也找不到我，我很快就要搬家了。”担心彭梅魁遇到紧要的事，需要自己的帮助，彭德怀又补充了一句：“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一带去。”
彭德怀的声音没什么问题，但彭梅魁知道伯伯很痛苦。从来到走，彭梅魁就说了两句话，她有很多话想讲、很多话要问，可是始终开不了口。在这之后，彭梅魁违背彭德怀的叮嘱，多次找上门看望。
1962年下半年，彭德怀将一份对他而言相当重要的东西，交到彭梅魁手上，郑重其事地说道：“梅魁，今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了，这包东西对我、对国家都很重要，你千万千万要放好，不能弄丢，更不能弄到外国人手上。要是被外国人弄去了，那我就真的成里通外国了。”
这份东西不是其他，就是“八万言书”的手稿材料。这份手稿，彭德怀纠结几次，从彭梅魁手里拿回来过，最后还是给了彭梅魁，彭梅魁带回老家，放在一个瓷坛，用石灰和蜡封住，埋进做饭的灶台下。
之后，这份手稿又经手彭德怀的数位亲人，用各种方式保存，直到1978年。彭梅魁知道伯伯彭德怀跟刚复出的黄克诚的关系，也从伯伯口中听到过对黄克诚的评价：“是个很好的人。”黄克诚收到手稿后，转交给胡耀邦，让他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交中央。
就这样，彭梅魁保存了17年的伯伯遗物，终于去了它该去的地方，永世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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