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在于都的居所，突然呼喊起两位警卫员的名字。“胡昌保，吴吉清！”
他们连忙跑去，只见毛主席表情非常严肃，从桌上把一封信交给吴吉清，然后一字一句地叮嘱道：“这是一封事关红军命运的急信，我要求你们两个，务必在明日上午10点前，送达中央局，交给博古同志。信送达后，再立即打电话告知我。”
当时手握中央红军军事指挥权的是李德，并非博古，但李德、博古是一体的，更何况李德不会中文，只有先给博古看，说服他，才能说服李德，从而改变红军当前错误的战术战略。
毛主席继续对吴吉清、胡昌保做事无巨细的交代，力争安全快速送达。于都到瑞金，共有180多里路，其中有山路密林，还会经过失势的地主、土豪、劫匪的地盘。时间紧，路途远，任务重，胡、吴一刻也不敢耽误，从接到毛主席的密信开始，就一直蒙头猛赶，最后提前2个多小时送到。
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毛主席派身边警卫员，日夜兼程，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制胜秘籍，博古随手接过，没有跟胡、吴二人说话，表现得相当冷漠。
信送达后，胡、吴二人立即给毛主席打去电话。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个三五天再回来吧。”胡、吴二人内心对博古很是失望，根本无心休息，打完电话就踏上返程。
博古和李德拒绝了毛主席的拯危之策，导致战局愈发对红军不利，我们打破蒋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转移，也就是长征。
毛主席的信，博古看肯定是看了的，从后面他们对毛主席的长征安排，不难猜出其反应：肯定是大惊，觉得毛主席是还有“染指”权力的想法。毛主席那时还是中华苏维埃的政府主席，也就是那时候整个苏区的领袖，但这却只是名义上，在李德、博古的打压下，他长期赋闲。
因此，在长征伊始，博古、李德就没有带上毛主席走的意思，甚至想要强制他留下，不让他长征。因与毛主席有关系，而被留在中央苏区，特意不允许一起长征的重要人物，不知凡几。
例如参与领导宁都起义刘伯坚，中革军委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例如党的创始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还有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他们都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牺牲了。
在长征的消息还没在高层公开前，陈毅就察觉到“转移突围势在必行”，为此他让人抬着负伤的自己，来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老总，说自己的伤很快就好，又能指挥打仗了，恳求他带自己一块走。
朱老总低头沉默半响，然后抬头看着面容消瘦的陈毅说：“我没办法答应你什么，但我可以帮你转告博古、李德，并表态我个人同意。”最后，陈毅还是被留下。而毛主席，是自己找过去，才得以长征的。
中央机关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转移，竟然没通知毛主席，多少有些说不过去，这是赤裸裸的排挤。毛主席赶到中央机关所在地时，他们已经拟定转移名单，毛主席不在其中。见毛主席人都到了，也不好赶走，博古、李德就把他随意安排进新编的中央三队。三队里除毛主席外，都是些马夫、挑夫、担架员。
朱老总得知此事后，跟康克清感慨万千道：“只要有毛泽东，我们就会有希望。”在长征途中，康克清时常能看到毛主席的身影，两人经常见面打招呼。
有一次毛主席笑着对她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好不自在呦。”毛主席口中说的是“好不自在”，但康克清发现他表现得相当乐观。行军路上，康克清发现毛主席很少骑马，担架更是不躺，他总是同几个战士边走边聊，有说有笑。
受限于李德、博古的打压，毛主席只能从基层指战员口中，得知部队和长征的各种情况。他询问时，总是先问能否谈。当对方不知道时，他会打圆场说：“怪我想要知道的太多了。”这样的对话，让人有种莫名的心疼。
在离开于都的路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为红军送行，有的还送来草鞋、布鞋、斗笠、雨伞、粮食等物品。有的老表大声喊：“你们一定要回来了啊！”越来越多老表这样喊，喊着喊着就眼泪直流。
毛主席见状，问身边的警卫战士：“你们听见了吗？”战士们回：“听见了，我们一定会回来！”毛主席带着肯定的语气说：“是啊，我们一定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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