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商帮之晋商|商帮|山西|徽商|晋商|盐商|票号

晋商又称晋帮，指的是“山西商人”或“山右商人”，“晋”是山西的简称。

晋商鼎盛时期日昇昌票号几乎垄断金融

明朝

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山西商人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明清之际，势力又伸张到四川。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米、麦、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盐，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

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规模不大，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分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独占盐的贩卖，获取巨利。永乐以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当地商人占有地利，逐渐抬头。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丝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

平阳、泽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银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官员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

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但是余英时显然忘记了明代的扬州与安徽其实属于同一个省级单位——南直隶辖下，扬州对明代徽州商人而言属于本地，其到扬州经商并不需要如山西商人那样临时寄附商籍。

明末清初

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在努尔哈赤时，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买卖人参、貂皮、珍珠等。清兵入关后，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

清朝

清代山西商人对清朝财政有巨大贡献，成为“御用商人”。清初盐税占税入的一半，到清朝末年即使有关税等其他新税源，仍占1/3。重要盐场的食盐贩卖，都由山西商人承揽。其中淮南盐场最重要，占全国总产量40%，由晋商及徽商瓜分，徽商奢侈而晋商节俭，故晋商财力较雄厚。在两浙、云南、长芦、河东、四川、福建等其他盐场，晋商亦有贩运，执全国大半盐场之牛耳。为了军需、赈济、河工等，晋商也向政府大量捐输。内务府又向晋商贷出资金数百万两，每年收息十数万至百多万两。山西出身的扬州总商王履泰、范清洪，即曾分别承兑了30万及13万两的贷款。地方衙门也向晋商贷出公款收息，补助经费。

晋商获得各种特权，主要是取得盐引。清代前期，铜钱价格经常上涨，盐商卖盐以铜钱交易，盐税却以白银缴交，盐商尽可能持有铜钱，便能得到更多利润。扬州盐商资产可多达七、八千万两，晋商许多亦有百数十万两。此外，晋商也从事茶叶、米谷、人参、玉石、毛皮、铜、棉布等买卖，并经营当铺，投资于制陶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主要城市都有山西会馆。晋商甚至活动于东北、外蒙古、新疆等地，从事恰克图中俄贸易，广东的中英茶叶贸易，长崎的铜买卖。

山西地狭人多，有盐、铁、煤、矾、绸等物产，商品很多，养成商人的习性，重视商人，富商与亲王贝勒等高官联盟，与总督巡抚结交。晋商多先外出他乡，流寓十多年，跟随他人学习经商秘诀，有积蓄后娶妻，开始独立经营，以“信实”二字为金科玉律，维系官绅及民众的信用，甚至自幼学习蒙古语，以求向蒙古、东北发展。亦有学习针灸和经书。晋商往往借出高利贷而获利，由于在各地活动，为了汇款，开始发展票号，不单从事其行号本身的汇兑，同时处理政府及民间的汇款，手续费相当庞大。

康熙帝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钜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

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咸丰六年（1856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用兵新疆，筹饷银，山陕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光绪二十年（1894年），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八国联军后签定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山西票号汇解，由票号把这笔钱汇到英国的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

没落

清朝末年，上海成为通往西方的门户，加上白银外流，铜钱价格暴跌，晋商丧失贩盐的利益，而且交通路线的重大变迁，晋商便开始衰落。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与官府关系越趋紧密。晋商虽然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但其兴盛并非依靠自由经济体系的竞争，而是依赖与朝廷的特殊关系。所谓“官商经济”（或称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晋商的后代往往走向科举之路，最后在朝廷内阁任官，例如明朝万历时期的蒲州张四维家族。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官僚消灭，票庄无所凭依，自然不能存在”。入清后，晋商被紧紧地绑在清王朝的战车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只能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大量捐纳加速了清王朝的没落，同时造成了晋商本身生存发展的危机。同治元年（1862年），俄人因《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权，可节省大笔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使得晋商垄断两湖的茶叶贩运事业久不复见。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建议改组票号为银行，却遭到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的反对。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转而支持票号改革，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影响

晋商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富可敌国，曾经一度垄断中国票号汇兑业，曾有“中国威尼斯商人”之称。

晋商、粤商、徽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晋商、潮商与徽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