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建
偶然遇见一颗酸枣子树，我凝视着它久久驻足，思绪随着落叶飘到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不知在何处种下过一棵酸枣子树，想必现在那棵酸枣子树也该枝繁叶茂挂果了吧。他姓卢，名晓明，朋友们都称呼他为卢晓。1958年11月，卢晓明生于桃花江畔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由于父亲是解放初级的领导干部，所以给他起了一个迎合时代气息的名字——晓明（当时国家处于“大鸣大放”时期，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晓明”谐音小鸣）。
被下放到红旗山知青点时，卢晓明还不到17岁。虽然年龄偏小、个头偏爱，但卢晓明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加上穿着时髦、活泼幽默，属实算得上是红旗山知青点的帅小伙。记得刚到农村时，卢晓明为了讨贫下中农的喜欢，总是殷勤地给老农民发装着黄金叶的紫烟。有个叫苏宝子的农民问：“小同志、小同志，这烟从哪头开始吃（吸）呀？”也不知是吃惯了喇叭筒的艾叶紫烟还是真没见过这种两头圆的纸烟呢？搞得卢晓明哭笑不得。
每年的八、九、十月份是我们知青林场最忙碌的垦复时期，林场每年要把山上的野草枝叶都坎除掉，这样可以争取县林业局的一部分垦复款，好维持我们知青林场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用。除草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尤其是野草里还夹杂许多荆棘藤刺。当时我们每个知青每天有规定300斤的任务，得肩挑三趟才能完成。有时候为了偷懒，我们不得不“懒人使重担”，三趟的重量霸蛮作两次。
杂草捆作两大捆摆好，用扦担扦住两头，沉甸甸的重量压在肩膀，勒起血痕是家常便饭；小腿打着颤，三步一歇担下山区，堆积在柴房里，以便冬天取暖、做饭。记得有次我担了一百三十多斤的青草，摇摇晃晃走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一不留神绊上了一根树枝，摔了一趔趄不谈，一捆草还滚下山了——天呀！我急得大哭起来……还是一个好心的帅小伙（我现在的先生）下到半山腰把那捆草搬了上来。
比起我们，卢晓明的待遇就强多了。由于他年纪小，知青点上的高新林书记就尽量给他安排轻一点的农活，比如看山啦、打码子啦、记公分啦、给熟透的花生地守夜班啦，诸如此类。看到我们累得气喘吁吁，卢晓常常朝我们嘘寒问暖，或是讲一个舒缓心情的笑话。
当然，她有时候也不忘朝我们炫耀一下自己轻松的工作：“哎呀，我在山上守山可以睡觉的呢，哪像你们累得半死，我睡觉守山经常会被蚂蚁咬醒来的呢……”这样的炫耀常让我们气得牙痒痒，但又无可奈何，谁叫卢晓是大家的“开心果”呢？
卢晓明虽然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干起活来从不偷懒，也没有思想包袱，总是带着诗人一般的乐观主义。后来他和大家一块回了城、参加了工作，还找了一个不错的漂亮女孩结了婚、生了子。再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成为了知青点上首家发家致富的知识青年，令人无不羡慕，无不敬佩。
往后的好几次知青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聚会，都没能看到他，打听才知道，由于卢晓明发家致富比较早，没有拓展新的经济思路，思想没能与时俱进，成天混迹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沉迷于打牌赌博，甚至染上了毒瘾。
我还听说就在前几天，卢晓明重病住院，与世长辞。我始终未能和他见上一面，叹息之余，我不由唏嘘，到底是世俗的偏见还是人间的冷漠，让我们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没能送他一程？答案已经无关紧要，我只能来回忆他——我们红旗山知青点上的卢晓明，以此聊表哀思。
为了确认这个噩耗，我再次给知青点的LYJ秘书长打电话。卢晓明是19号上午走的，下午就火化了，没有开追悼会。他走的时候只有三弟在病榻前陪着，不免凄凉；另外，我还知道了是父母的身体和经济的压力拖垮了他；他的前妻已经再婚，现任女人在他重病期间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为了生计在外奔波，终究没能赶回来见他最后一面……
听到这里，我已泣不成声，真是欲语泪先流。那条眉清目秀、活泼幽默的生命，怎么就会被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的世俗所吞噬呢？
我想起来了，桃花江，三塘街，红旗山的山顶上有你亲手种下的一颗酸枣子树！
刘东建，女，湖南南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益阳地委党校党政干部专修班，大专学历。档案馆员，益阳交通运输管理局正科级退休干部，现任益阳交通老年科协副会长。益阳市作家协会会员，益阳市女子作家协会副主席。
坚持文学创作四十余年，先后在《黄淮文学》《劳动时报》《益阳日报》《辽源日报》《广西电视报》《辽源日报》《枣庄日报》《营口日报》《当代商报·文旅周刊》等中央及省市报刊及《新湖南》网络媒体发表散文、诗歌等各类作品60余篇（首）,并多次荣获年(季)度优秀奖，出版个人作品集《记录者·生活短章》《记录者·夕阳之恋》《记录者·旅居笔记》等三部，近5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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