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奕詝VS恭亲王奕訢|咸丰帝奕詝|嘉庆帝|恭亲王|王奕訢|道光帝|雍正

清朝自康熙年间出现九子夺嫡以后，可谓是有些“矫枉过正”，杀出重围登基为帝的雍正帝，在继位以后吸取九子夺嫡的教训，一方面不同于父亲康熙帝是上阵父子兵，以皇子作为维护皇权的一部分，雍正帝认为皇子是威胁皇权的一部分，因此开始限制皇子权力，使得皇子参政的空间大幅度减少，不再像康熙年间那般权重。等到乾隆帝登基以后，皇子更是被进一步限制，一般也就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派遣性事务。

一方面雍正帝在源头上解决问题，九子夺嫡有个重要原因在于八旗中的下五旗认为皇太子胤礽只能代表上三旗利益，代表不了他们的利益，因此皇子被封入他们所在旗之后，下五旗开始支持所封旗之皇子。对此雍正帝开始大力打压八旗，并且建立秘密立储制，是储君由皇帝一人密定，不至于再出现皇太子胤礽被众位皇子围攻的情况，众皇子有心储位者，也是尽力表现自己好的一面，使得九子夺嫡的情况再没有重演过。

雍正帝之后的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三代皇帝，在皇子时期，不能说没有对手，但是并没有强劲对手，可以说赢的很轻松。到了道光帝晚年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却出现自九子夺嫡以后的又一个夺嫡小高潮，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是一度不相上下，使得道光帝很是纠结。皇四子奕詝的优势在于虽然才气略显不足，但身为当时道光帝在世皇子中最年长者，也就是实际上的皇长子，这可是一大优势，虽然清朝在康熙帝时代使用嫡长子继承制度失败，但嫡长子继承制度对于清朝皇帝影响颇深，像乾隆帝就曾想立发妻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子为皇位继承人，奈何两位嫡子先后早夭，只能是不了了之。而且奕詝年长不说，还素有贤名，是老成持重之人。皇六子奕訢则是能文能武，是天资颖异之人，很受道光帝喜爱，但并不是那么成熟稳重，使得道光帝并不是太放心他。

守旧的道光帝最终选择了皇四子奕詝，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道光帝认为皇四子奕詝与他是同一类人，会恪守祖宗成法，会使清朝沿着祖宗定下的既定道路行驶下去，那样清朝便可以传承万世。至于皇六子奕訢，虽然聪明不凡，但不是太稳重，他如果登上皇位，可能会将国家治理的更好，也可能将国家治理的更差，所以守旧的道光帝出于稳妥想法，自然是选择了皇四子奕詝继承皇位，不过这个选择对于道光帝是痛苦的，因此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病逝之前，道光帝公布传位密旨时，密旨上不只是写道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还史无前例的写道立皇六子奕訢为恭亲王，这是皇位之外，他能给予这位宠爱儿子最高的待遇。

道光帝的这一选择，也被很多人视为一大错误，因为咸丰帝本人同样守旧，而恭亲王则是晚清有明的开明派，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倡导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使得腐朽落后的清朝开始学习西方科技，输入了一波新鲜血液，因此国力有所增强，开始进入所谓的同光中兴，虽然这场中兴并非真正的中兴，虽然随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失败，但恭亲王在那个时代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是睁眼看世界，最大程度上融入世界潮流，奈何并非真正的掌权者，并且连遭慈禧太后的打压，无法真正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让人遗憾如果他继承皇位的话，或许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或许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

其实认真来说，咸丰帝不一定比恭亲王差，开明的心态并非与生俱来，主要是受环境影响，同理守旧的心态也是如此，也是受环境影响而来，这两兄弟不论谁坐在皇帝位置上，表现的估计都是半斤八两，即使恭亲王比咸丰帝强一些，也强不了太多。

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是一败涂地呢，有个重要原因在于道光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虽然遭受割地赔款的打击，但并没有痛定思痛，反而没有当一回事，依旧是原地踏步，因此清朝错失了十几年的发展时间，虽然十几年的时间，不一定会使得清朝迅速强大起来，但可以使得清朝与世界接轨，可以了解国际惯例，可以知道公使驻京和面见皇帝亲递国书是正常情况，可以知道交战双方签约达成一致以后，便会按照约定撤兵，不至于被沙俄连哄带骗的以从中调停的名义，恐吓清廷英法联军不会撤兵或者还会卷土重来，逼迫其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使得清朝在外东北一共被割让出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更要命的是，道光帝带来的恶果只是最直接的损失，只是一部分原因，传统的惯性才是更可怕的原因。中国古代的逻辑是皇帝为天下之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于周边蛮荒之地，好一些的是藩属国，坏一些的是化外各邦，就没有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存在，也没有与天朝上国对等的国家。像北宋时期的澶渊之盟，虽然使得宋、辽之间从此保持了长期和平，并且是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但宋朝君臣并不高兴，反而以此为耻。认为辽国身为“夷”，对于大宋只能俯首称臣，没资格平起平坐，结果却与大宋皇帝称兄道弟，如此这般使得大宋皇帝天下共主的身份也是名不副实，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

而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之下，尤其是清朝还闭关锁国，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外来事物是极度排斥，也是不屑于见外国使者，像乾隆帝时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清廷认为对方是“海夷”使者，因此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双方因为此事闹得很不愉快，因此咸丰帝对于不平等条约中侵犯中国利益的款项并不怎么在意，反而对外国公使驻京和面见皇帝亲递国书是极其排斥，是坚决不能接受，因此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愈演愈烈，最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使得咸丰帝只能仓皇逃窜到热河的避暑山庄。

在这种封闭环境之下，可以说谁当上皇帝，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都是两眼一抹黑，只会用传统的方式也就是如同咸丰帝那般解决问题，即使是恭亲王也不例外，即使他会比咸丰帝表现好一些，但也逃离不了传统框架的范围。

恭亲王之所以开明，关键原因在于他可以说是完完整整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四哥咸丰帝仓皇逃离北京以后，派他留在北京收拾烂摊子，他在北京全权善后，见识到英法联军的强大，与英法使者全程打交道，是深刻受到影响，所以他之后大力发展洋务运动。

当然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将清朝这个腐朽国度的帝都都是攻破，皇帝出逃以后，更是忧惧之下病死，对于世人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抱有恭亲王那般开明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因此洋务运动才可以轰轰烈烈的开展，不然的话，光凭恭亲王一己之力，是支撑不起洋务运动，当然恭亲王之所以开明，也是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时代造就，是时势造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不是他造就那样的时代，因此不可能只有他一人开明。同理，如果咸丰帝之后没有病死在避暑山庄，那么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他身为务实主义者，肯定会支持洋务运动，不会再顽固保守。

咸丰帝虽然是四无皇帝，无胆识、无远见、无才能、无作为，但他并非一事无成，他和祖父嘉庆帝一般倒霉，嘉庆帝是乾隆帝禅位当年爆发白莲教起义，这场起义实际就是乾隆帝一手酿成，结果相当于嘉庆帝背锅，因为这是他在位时期爆发，并且最后由他平定。咸丰帝则是继位当年爆发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其实是之前历代弊端的积累爆发，是全面的政治黑暗，使得吏治严重腐败，官逼民反成为常态，老百姓没有活路以后，因此洪秀全等人有着巨大的市场，可以越战越勇，最终是占据东南半壁江山，这时期咸丰帝面对的难题和当年的崇祯帝一般，不过两个人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战争就是打钱，如果没有钱，长期拖欠军饷，军队又怎么可能有战斗力，说白了这时期考验的就是皇帝的搞钱能力。

崇祯帝的搞钱能力就是将万历年间加征的辽饷，再度加大征收额度。并且在辽饷之外，崇祯一朝还自开剿饷和练饷，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明末三饷，将百姓剥削的苦不堪言，最后没有活路的百姓，自然是纷纷揭竿而起，使得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有着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是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进军北京之际，崇祯帝为筹备军饷，号召百官捐款，结果钱财众多的百官根本不想与他共存亡，而是等着李自成进京来当新朝的从龙功臣，自然不会尽心捐款。像根据《国榷》记载，崇祯帝的哥哥天启帝的皇后张氏父亲张国纪捐银二万两便是为最多者，结果捐的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军饷，因此李自成是更加顺利的进入北京。当然百官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入主北京以后，并没有善待前明官绅，而是采取“追赃助饷”的方式，对官员采取抄家的方式，也不知百官有没有后悔当初没有帮助崇祯帝，不过这种苦日子也没有维持太久，不久李自成山海关大败因此退出北京，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稳固自身统治，是大力维护前明官绅利益，使得前明官绅们又开始新一波的政治投机，是先投李自成再降清朝。

咸丰帝搞钱方法则是五花八门，诸如乡试名额是固定的，是按一定比例录取，但当时向朝廷捐款的话，可以增加录取名额，地方上有钱的官绅，为了地方可以出更多大员，可以在一直在“朝廷有人”，自然是心甘情愿的捐款。咸丰帝还大开捐例，卖官鬻爵，是降价大甩卖，到了最后，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更是发展为所谓“劝捐”实则是逼捐士绅乃至曾经出过大官是家底丰厚的大家族。像曾国藩发展湘军时，为了筹备军饷，曾逼捐前两江总督陶澍的家族，使得陶澍的亲家左宗棠大为光火，成为日后二人不和的原因之一。

虽然咸丰朝大肆发行官票和钱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变相将百姓手中的钱财夺取，但相对来说，要比明末三饷好多了。

咸丰帝也不像崇祯帝那般事事亲为，是不想分丝毫权柄，却什么也干不好那般。像他虽然对曾国藩又防又用，但起码是没有将这个能臣打压致死，即使曾国藩出现违旨情况，咸丰帝也没有砍了他，最后清廷也是靠着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不像崇祯帝时期的孙传庭和袁崇焕那般，一个是战死却被崇祯帝怀疑诈死潜逃，竟然不予封赠，连面子功夫都不做，让其他将士又会怎么看呢。还有曾经抵御住努尔哈赤的袁崇焕，因为皇太极绕道入关，袁崇焕率军在北京城下护卫，结果因为拙劣的反间计，便被生性多疑的崇祯帝杀死。

对于咸丰帝来说，只要能解决问题，那么解决方法的副作用，也都不是问题，即使放权于地方也是可以接受，因此他在逃离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又开始势大之时，干脆全面放权曾国藩。对于军饷问题，咸丰帝实在没办法之下，让地方自己想办法，结果地方竟然摸索出厘金制度（商业税），为清朝开辟新的税收体系，使得财政得到稳定收入，为之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奠定扎实基础，虽然这只是地方摸索出来，与咸丰帝关系不大，但有时候放手不管并非昏招，反而比什么都要管，反而都管不好要强太多。

咸丰帝用人也有一定水平，从对曾国藩来说，可以看出他还是有一定容人的雅量。他重用的文庆和肃顺也是能臣干吏，身为满大臣，是认为重用汉人才能挽救危难的时局，因此大力支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臣。肃顺还曾协助咸丰帝整顿吏治，在处理“戊午科场案”时，力劝咸丰帝重典治国，最终是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朝自乾隆末年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官场贪腐之风得到很大改善。

认真来说，咸丰帝是一位倒霉皇帝，他虽然并非守成令主，但也勉强算合格的皇帝，只不过可惜的是，他在位时期清朝内忧外患全面爆发，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西方列强咄咄逼人，他使用传统的处理方法，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没有使清朝灭亡，最大程度上延续清朝国祚，也算有着两把刷子。

从以上来看，咸丰帝其实并不比六弟恭亲王差多少，两人都是封建框架之内成长起来的，都没能突破封建框架的束缚，恭亲王之所以成为开明派，并且发起洋务运动，是因为他经历的足够多，首先他虽然贵为亲王，但本身接触新生事物的限制并不大，不像咸丰帝身为皇帝，身为天下之主，一开始便限制了可以接触的事物。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两者差距更是拉大，咸丰帝身为皇帝，不敢御驾亲征，自然只能逃跑，恭亲王则是被留守京城，接触事物大增，自然想法大为改变，如果兄弟二人对换一番位置，那么也是大差不差，所以道光帝选择咸丰帝，而没有选择恭亲王，看似是一种历史遗憾，但就实际来说，恭亲王不一定会比咸丰帝强太多，即使作为更好，但做不到真正的颠覆体制进行改变，那么依旧在封建框架之内。

只能说恭亲王比咸丰帝多了三十一命祚，如果他继位，前期应该与咸丰帝在位时期相差不多，值得期待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作为，如果是他当家做主，而不是慈禧太后这个守旧派，那么清朝会有另一种发展轨迹，肯定会更好，但不确定是好的有限，还是好的足以应对之后的各方挑战。

应该大概率是好的有限，或者说好的效果虽然明显，但实际成果并不大，因为恭亲王虽然颇有才能，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权谋之术不一定可以完全控制已经腐朽的体制，不一定可以压得住顽固的守旧派。

像他与嫂子慈禧太后的斗争是灰头土脸，并没有占据到上风，甚至毫无还手之力。一方面固然是清朝皇权高度集中，慈禧太后窃取皇权，自然可以压制恭亲王。但另一方面，平定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督抚日益权重，汉人势力全面崛起，清朝的皇权已经开始明显衰弱，更何况慈禧太后在前期还有慈安太后牵制，如果精于权谋之术，对于慈禧太后也可以有着一定反制能力，甚至旗鼓相当，但恭亲王的水平并没有达到这一点。

所以他成为皇帝，不一定可以真正的进行革新运动，除非像慈禧太后那般，是先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再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改变，换句话说是先“同流合污”，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才能最大程度上获得对政权的掌控，但那样的话，同样受制于人，要顾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会进行真正的变革，成就注定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