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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一句表述牵动着千万国央企人的心:

“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等。”

国央企,“薪酬差距”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普通员工年入五万,高管年入百万”的情况屡见不鲜,国央企员工,苦薪酬差距大久矣。

国央企高管收入到底高不高?

国央企高管收入到底高不高?

2023年12月29日,国务院国资委披露了2022年度96家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

从公布的106位央企一把手薪酬来看,超八成应付年薪范围在6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无一人年薪超百万,最低的仅14.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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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南方都市报网站)

万亿、千亿级别的央企,一把手年薪才几十万,是不是很颠覆认知?

这是因为这些集团一把手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有着类似于国家干部的身份,因此他们的薪酬属于ZF定价,参照的是同级别的公务员和其他国企高管。

不过,到了下属的二级、三级单位,负责人是职业经理人,薪酬参照市场化定价,因此常出现下属单位一把手收入远高于集团一把手的情况,

在一些高薪行业,央企子公司、孙公司负责人年薪数百万的情况并不罕见。

同时,根据同花顺披露的2023年国有A股上市公司在职董事长收入水平,最高年薪达到了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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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自己拿得太少,有人觉得他们拿得太多”

“有人觉得自己拿得太少,有人觉得他们拿得太多”

不过,在不少国央企,有个有趣的现象:

有人觉得自己拿得太少了,有人觉得他们拿得太多了。

觉得自己拿得少的,是因为和头部民企、“国际标准”对标。特别是前几年,年薪千万、股权激励过亿的“打工皇帝”层出不穷,相比之下,国央企高管的收入的确“不够看”;

员工觉得他们拿太多,是因为内部收入差距实在悬殊。很多国央企,基层一线拿着三四千的月工资,养家糊口都困难,而动辄高管年入七位数,手中还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两相对比,实在让人意难平。

“国央企高管,到底该不该拿高薪?”

“国央企高管,到底该不该拿高薪?”

事情要一分为二地看。

从市场的角度看,高薪是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最有效的手段。国央企领导也是人,民企的职业经理人收入动不动是自己的数倍、数十倍,让他们心里没一点想法,也有违人性和市场规律。

收入少了,就难免有一部分人会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找补回来,手中有权力,只要想搞钱,太容易了。“让领导不缺钱,他就不想搞钱了”,是不少人提倡“高薪养廉”的朴素初衷。

从企业和员工的角度看,国央企赚钱,依靠的是国家的强大资源和平台,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负责人的贡献。很多靠政策、牌照吃饭的公司,可以说谁放在那个位置区别都不大,

更何况,还有不少国央企,经营拉胯、年年亏损,却一点也不影响高管们加奖金、拿高薪。

所以,国央企员工并不是对“领导拿得多”有意见,他们有意见的是虽在其位却并没有把企业经营好、带领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领导,

他们在意的是:收入和贡献是否匹配?

“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

“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

国央企的薪酬制度改革,一直在路上。

由于企业的特殊性质,在雄厚的资金实力、政策和资源支持、强大的信用背书下,平台优势远大于高管个人价值,所以高管拿高薪,一直很有争议。

薪资过低缺乏激励性、留不住人才,薪资太高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有失公平性,这是矛盾之一;

作为国家的企业承担着更多社会责任,比如水电铁路、运营商等等,做了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却不盈利的“亏本生意”,

所以国央企高管的薪资要考虑经营状况,又不能只考虑经营,这是矛盾之二;

许多国央企高管亦“官”亦“商”,具有双重身份。如果是市场化选聘的“商”,薪酬就应该交给市场;如果是ZF任命的“官”,薪酬就应当受到约束,

到底是“官”还是“商”,这是矛盾之三。

虽经多次限薪,根据2015年的政策精神,大多数国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上限还被限制在在岗员工平均工资的8倍以内,

下属公司仍有不少高管收入高达基层数十倍、上百倍。

如何平衡部分国央企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兼顾公平与效率,这是矛盾之四。

所以,如何充分平衡上述问题,做到“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是十分考验管理者智慧的一件事情。

“让ZF的归ZF,市场的归市场”

“让ZF的归ZF,市场的归市场”

这次薪酬制度改革,将”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

由于集团一把手年薪属于ZF定价,远低于下属公司市场化聘任的职业经理人,

因此有观点认为改革重点将放在下属单位负责人的薪酬、津贴补贴上。

“让ZF的归ZF、让市场的归市场”,两条腿走路:

具有行政身份的领导采用ZF定价、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遵循市场调控;

对于市场化国央企,将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增长率等)强挂钩,建立科学的选聘、定薪、考核、激励、退出机制;

对于承担着更多社会责任和战略使命的政策性国央企,结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采取更加科学客观、可量化的评价体系,

相信将是下一步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