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历史生态|戈壁|欧亚大草原|沙漠|蒙古|高原

《阿提拉》剧照

所谓“陆权”与“海权”这两种理路

历来有以“陆权”和“海权”综括“中西抗衡”，过于简单化。试问：两河流域古文明是“陆权”还是“海权”？当时来说它算是一个大地域的整合，然其两端乃由两个海框范：“由上海（地中海）至下海（波斯湾）”，该概念甚至被镶入大一统的王号里，媲美中国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四海”是修辞，两河流域的大一统帝国在“两海之内”却是实景。处于“域外”的红海亦近在咫尺。

这个格局越往西传就越加码：希腊文明依偎着爱琴海、黑海、爱奥尼亚海、亚得里亚海的环抱，以整个地中海为门前大池塘。罗马则虎踞东西地中海之间，有助其统一地中海的霸业。欧洲这个历史区格局就更大，它为地中海、黑海、北海、波罗的海所簇拥，待其征服了大西洋，就将型号升等为“北大西洋文明”，以此为跳板打造了全球海洋霸权。

即使是东欧，也只相较西欧为内陆化，其实北通波罗的海、南通亚得里亚海和黑海。连铁打的“陆权国”俄国，最早的“欧化版”俄国——此前今俄乌之地是“大突厥”的一部分——是由北欧海盗打造从波罗的海前往黑海与里海商道的副产品。这个早期俄国的“理路”被两百多年的蒙古人统治改道，“后蒙古”的俄国是从逆向承继了欧亚大草原帝国西向扩展的“理路”。大草原与其南方的中国更千丝万缕，在本文中梳理。

草原帝统与中华帝统的共生性

把大草原与中国都归入空泛的“陆权”没多大意义，不如从“历史生态”入手。生态上中华是农耕文明，欧亚大草原适合放牧。历史上来说，大草原南对中华的地段是蒙古草原，乃游牧帝国龙兴之地，其诞生与秦汉帝国共时，大草原西段并无相类的发展。游牧群本不易产生中央集权制，蒙古的草原帝国因应秦汉帝国的挑战诞生, 可谓一个模版塑造了两个帝统。

草原与中华该两个帝国生态迥异，其帝统的延续性则同，草原史上先后出现的帝国可视为同一个帝统的朝代更替，亦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规律，成为中朝的共振现象：中华的大一统时代是秦汉、隋唐、元明清，草原帝国相应的朝代是匈奴、突厥、蒙古。

这两个平行的传承在历史上相互纠结，亦发生覆叠，即一方并吞了另一方，形成“双子星帝国”。先是唐朝并吞了突厥帝国，中朝天子兼任草原的“天可汗”，后一例是漠北的蒙古入主中华，缔造了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连东南亚海疆的大元。新世界史不把中国史划地为牢，方有此洞见。

元朝再度缔造草原与中土合并的“双子星帝国”

中华和其正北面的游牧帝国，在原地失败后，皆呈迁地为良的规律：“中原”汉地政权会迁往长江流域至华南，重建半壁江山的“南朝”，蒙古高原的过气霸权则会西遁“重新启动”。前举仍是中国史，后一举动把中国的“边政史”演绎为“世界史”。这里却出现一个吊诡：欧亚大草原越朝西就越宽广，沙漠与干草原往贫草原形态优化，至乌克兰草原，自16世纪俄国农民南下，已将该地占全球40%的黑土经营成世界的粮仓。中朝之数度南迁亦把南中国营建成富庶与稠密皆胜于华北，且把水稻区的“大东南亚”大半纳入了中国，剩下境外的“小东南亚”则是热带风暴带的水稻区。

然而，大草原上的赢家为何总把输家驱往水草更肥美之处，反自居干旱之高原？或许他们不清楚更往西是一付什么光景，主因当为“中华”是一个富源，尤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端。好比中东虽为不毛之地却是世界的油田。

欧亚大草原的自然生态

欧亚大草原是横贯欧亚内陆的生态系统，东起满洲草原，西至欧洲喀尔巴阡盆地。这条狭长带主要是游牧区，异于南方农耕带，亦异于北方林木带。复合了各种生态系统的欧亚大草原以“贫草原”(steppes)为主。大草原之北临界北温带林木区，其雨量一般比草原充沛，不滞留于渔猎者，也迈入农牧生活方式的话，农的比重亦会比牧大些。

大草原两头细小，中间隆起了两大坨：在西者为哈萨克草原、其东者为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及其卫星“黑海—里海草原”与“东欧草原”共同组成了一片相当统整的北温带贫草原。西段并非无沙漠，却无东段戈壁那样的世界第二大沙漠，临戈壁沙漠的蒙古草原遂成了干草原(dry steppes)，它在满洲的延伸则优化为贫草原，面临的却不是沙漠，而是林木带。可能与日本海的暖洋流（黑潮）有关，造成森林地带——不论是寒带林或北温带林——在靠近太平洋处都有往南侵的趋向，造成在大草原最东端的生态带变成垂直而非横向。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与满洲草原所在的中国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可开垦为耕地。这个角落很早就与黄河流域“中原”紧密相连，边塞族群倾向南进中国，而非顺着大草原横向地往西发展。

欧亚大草原的东段和西段

草原基本上缺乏统一的动力，但农耕带一旦组成大一统帝国，分散的草原就较难从该带获得资源。霸主应时而生，统一了东段草原，作为对中国出现“始皇帝”的一个回应兼模仿。西部草原却未走成这条路，根据希罗多德：应战波斯帝国的“统治黑海以北地区的斯基泰国王似乎未能建立稳定的国家结构”。

耐人寻味者，蒙古草原不如欧亚大草原西段之广袤，也比较贫瘠，西段——古代的“大斯基泰”、中古曰“钦察草原”，今日的“哈萨克草原”——又是马政的发迹地，且曾与先于秦汉帝国的大一统“天下”波斯较量，却未能诞生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可能“大斯基泰”比蒙古高原更能自足，较平坦的贫草原亦有利于农耕——希腊人甚至从黑海北岸的农耕斯基泰人处进口粮食。相较之下，由戈壁沙漠以及干草原组成的蒙古高原就非仰仗南方文明带的物资不可。

蒙古高原四周由大兴安岭、阴山、阿尔泰山、萨彦岭拱围，平均海拔为1000—1500米，犹如一座高堡，对四周卫星草原具主宰性，对南方文明带更居高临下。相当平坦的哈萨克及其卫星草则为一片广袤，既无险可守，亦缺乏一个焦点与中心，这正负两面都表现在波斯的大流士挥师长驱直入却又无法捕抓到敌方这个现象上——他攻打的是一个鬼影帝国吗？相形之下，蒙古高原有較清晰的疆界，亦有诞生帝国的历史激素：中国的“始皇帝模式”。其中央集权对游牧群来说是異常。

历史生态还决定了匈奴帝国的东西两翼结构。它的横向延伸胜出中国的北疆线，构造遂分左右两翼拱衛中央，大本营在中与左，居中国顶头上方，道理很简单：与中华帝国交锋的草原霸权，不论是正面大敌和最富庶的索讨对象都是中华，遂将较次要的右翼置于西部，即河西走廊，从侧翼保卫匈奴王廷，且节制西域。待河西走廊为西汉帝国所夺，匈奴失势，汉人通西域的路亦打通。

大草原的历史理路：西向“重新启动”

前述中华北疆的游牧帝国，在原地失败后，有往西“重新启动”的规律。最早有月氏为匈奴所逐，西迁中亚绿洲带、后扩展至北印度，建立貴霜帝國。本文则从汉匈大战中败北的匈奴开讲，它开始闯入哈萨克草原，从此走出中国史视野，在未步入罗马史视野之前，从历史上消失了近两个多世纪。欧亚大草原的自然生态是亘古的，但东西两段没接轨前，根本不会有殃及全线的地震带，它在世界史发展到了此阶段才出现。全带大地震“殡葬”了古代四大帝国的文明带，成为世界上古史与中古史的分水岭。

古匈奴贯穿了两个草原系統，开发了一条东部草原游牧群入欧的“古道”，此后东方的游牧帝国遂老马识途。匈奴奠下基础，进一步促进草原大一统的是第二个朝代：突厥。两个时代间发生的境外效应鲜为中国史所闻。匈奴帝国殁后，其故地蒙古草原为东胡系的“柔然”盘踞，北魏对柔然的攻伐制造的动荡，迫使一些突厥群西迁入欧，彼等介于匈奴与突厥这两个“朝代”之间，属于较古的突厥语层次，大致上归入乌古尔(Oghuric)语支。

待突厥帝国之兴，同时消灭了“柔然”以及中亚的匈奴系“嚈哒”（白匈奴）。嚈哒乃前一时代的尾巴，东胡霸权则只限于中国边政，未成为大草原的一整个“时代”。这两股流亡政权合流后往西遁走，成为欧洲史上的“阿瓦尔人”，一路被突厥人追剿。待至突厥人被大唐所灭，亦走上同一条不归路。

先是唐太宗并吞东突厥（630），西突厥亦于高宗年间入唐（658）。可汗国的原帝室阿史那氏于682年在漠北复国，是为“后突厥”；西突厥故地则由别姓另建突骑施可汗国。744年，蒙古草原上的“后突厥”被别姓的回鹘同盟取代，回鹘人袭“可汗”帝號，加盟的葛逻禄部散伙，西迁取代突骑施。待回鹘国衰亡（848），其下一些部民加入葛逻禄，正式组成“黑汗可汗国”（840后—1212），突厥国遂移至伊犁以西的楚河流域。

然而，早已有另一个“突厥国”坐落在伏尔加流域。6世纪中后期，新兴的突厥驱赶前朝亡人“阿瓦尔人”入欧，黑海草原上的古匈奴遗裔及後迁至的乌古尔人倍受压力，团结成“大保加利亚”，受拜占庭扶植以牵制阿瓦尔人，亦受西突厥册封。630后，西突厥可汗国分解为东西两厢同盟，一个阿史那氏的“可萨”(Khazar)国则在黑海—里海草原应时而生。668年，大保加利亚为可萨可汗所逐，一支北迁至伏尔加河中游，另一迁至多瑙河之南，另建“后大保加利亚”，至今已被臣民斯拉夫化。可萨可汗国则享祚至969年，为新兴的俄罗斯所灭，俄主承袭了“可汗”之号。

其余的只能长话短说：每次东部草原震央出现颤动，地动天摇必殃及大草原西部至其欧洲末梢。此处必须跳至“突厥时代”末期，时代已入宋，古东胡裔以契丹、蒙古的化身卷土冲来，把古匈奴裔的突厥挤出了东部大草原，往西部另谋出路，荦荦大者有乌古斯(Oghuz——有别于乌古尔)与钦察(Kipchak)这两个同盟。乌古斯后定居于伊斯兰世界，成为它的生力军，开创出土耳其帝业。

钦察集结在西伯利亚西部，离中华远矣，没形成帝制，保留了西部大草原松散的结盟形式，却幅员广袤。东起花剌子模、南及格鲁吉亚、西至基辅俄罗斯诸邦，钦察人都维持了既是边患、又充佣兵、且结盟、甚至结亲。可理解成吉思汗灭花剌子模之役必外溢为攻打它的外戚兵源钦察人，以绝后患。

在东部草原，古东胡系代古匈奴系而兴，至辽朝，漠北開始从“突厥斯坦”转化为今之“蒙古利亚”。曾罹“蒙古之轭”的俄国人迄今仍称中国人为“契丹人”(Кита́йцы)。辽和继起的金——金人乃女真人，另属“古肃慎系”——皆东北政权，对其西的蒙古草原采羁縻政策，蒙古一地的突厥人益勢衰。待辽朝为金所灭，契丹人自身流亡至中亚，建立“西辽”(1124—1218)，取代突厥人的黑汗可汗国，且以东亚文化稀释黑汗的伊斯兰化，已有蒙古軍西征山雨欲來之兆。

金朝主宰蒙古一地不如遼朝，唯操弄蒙古—突厥矛盾以及蒙古人内斗，到头来造就了成吉思汗的伟业，开创草原帝统的第三个“朝代”。蒙古人之西征却非在中华北疆碰壁后的西遁，更似突厥人崛起时追杀前朝的亡人，由此将其草原帝业扩张至欧境；成吉思汗是接收了这份版图，把草原史上“突厥时代”末代可汗国钦察纳入长子术赤的“厄鲁思”(部民)。蒙古人比突厥人更有组织地统一了大草原，同时南下兼并了农耕天下，缔造了又一个中国史上的“双子星帝国”。

“突厥时代”的末代可汗国钦察，其南为乌古斯族群

东部草原出现“南下入主”的历史理路

古匈奴没落，东胡系的鲜卑进占了漠北，仿匈奴模式，成立左右两翼拱卫单于廷的游牧帝国，成为东汉晚期至三国的边患，至中朝陷入“五胡十六国”，鲜卑亦从帝国分解为列国，以晋北的拓拔部、燕地的段部、辽地的慕容部和宇文部为大宗，重心偏东北，与鲜卑的原乡为大兴安岭有关。大草原东梢的生态不类蒙古与汉地泾渭分明，倾向融入汉地。“十六国”以后，诸胡皆溶解于中国历史洪流中，唯独拓拔鲜卑的汉化采取了修复秦汉帝制的方式。

拓拔鲜卑南下中原，建立“北魏”，实施全面汉化甚至改汉姓，且致力农耕天下生产力的恢复和秩序的重建，创建了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至其继承国北周则创府兵制，皆依循《周礼》。当时一片佞佛风，这个塞外背景的集团加入中华会员的表态竟然是与汉人比谁更“正宗”！这个“入主”开创了中华帝统的隋唐宋段落。

然而，鲜卑既从匈奴处继承了草原帝国，此传承亦没废。代北另一股拓拔鲜卑北上，在漠北统辖重突厥系的敕勒，建游牧帝国，是为“柔然”（330—552），与其南下的亲戚北魏重演汉匈大战的剧目。柔然用“可汗”之号取代匈奴的“大单于”，成为此后草原一统江山的帝号。柔然国亦由东西两部组成，由可汗及其兄弟分掌。突厥可汗国因袭此制，却由两部断裂为敌对国。后来的蒙古国恢复左、中、右格式，因并吞了汉地、型号过于膨胀，被历史失焦为“四大汗国”，其实由大汗直辖的中华即中帐，两翼为东道宗王与西道宗王，东道在中国东北，未能独立，西道则伸展至中国之外，甚至入欧，演变为独立国家。这好比一个人吞掉了另一个人，躯干胀了一倍，右脚变得不能撑地，左脚却患了象皮肿，形变巨大于躯干。

需明白：两翼制乃顺应横条形的欧亚大草原。“南下入主”则是另一种格式化。鲜卑帝国最早的制度是仿匈奴的左、中、右格式，后改造为垂直的北、中、南，至拓拔部建北魏，则演变为“北部尚书”与“南部尚书”的一国两制，皆直属中央，且多用汉官。仿效者是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变化繁复：计有北南大王院、北南宰相府、北南枢密院，万变不离其宗是分治塞外与汉地。待契丹亡国西遁，在中亚重建“西辽”，取代了“黑汗”。突厥人的黑汗原本分为东部“狮汗”和西部“骆驼汗”两翼，西辽却将老家的南北面官制挪用于中亚，格格不入，它直辖的本部反类似实行汉制的“南面官”、外围却类似管理塞外的“北面官”，全失南下入主意义，变成强固中央、放任各地自治的双轨制。

“边陲”克隆“中央”

上节言及“南下入主”的边陲国有以中朝的中枢机构重塑其全境的倾向，如北南部尚书、北南枢密院，等等。此现象欲解释透彻，需和另一现象交叉诠释：东北边塞国家同时实施“多京制”，亦即是将其全境都变成“京”。

若是汉地朝边陲扩张，会成立总督、都护、校卫一类的边防区。边陲若想入主汉地，则势必反其道而行：汉地化即都市化、去边陲化则拟中央化。边陲除了将本部提升为“京”外，亦必将新征服地提升为“京”，不必是被并吞的汉地城市，也在本部以外的其他边塞族群间筑城。边陲国纵使模仿中朝的皇帝制度，仍未能取消部族同盟各部的主权，故将新征服地——汉地或非汉地——提升为中朝化的“京”，等于是铺下一张直辖中央的地方网络，往往用他族制衡本族各部大人。

前汉时期夹于东胡（乌桓）与肃慎之间的古濊貊系

这是“东北史”的特色，首见于夹在古东胡系与古肃慎系之间的“古濊貊系”，此系見於中國古代，后来与朝鲜史的关系深些，故少受中国史学注意。6世纪时，古濊貊系扶余人在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为了巩固皇权，建五京曰“部”、五省曰“方”——这个先例耐人寻味，它透露在未演变成全国皆稱“京”前，该国是相当“边陲化”的部落联盟，傾向把地方单位与中央趋于同质化，为以后的“多京制”铺路。古扶余另一继承国高句丽建国之初有五部，各有部主，乃部族聯盟，但后来由五部统领五方演变为将国土分做五区——内、北、冬、南、西——由中央统治，开了其后同地的渤海国、辽、金以及朝鲜的“统一新罗”的五京制的先河。

渤海的五京制

高句丽灭亡后，它的两个继承国渤海和统一新罗都实施五京制。渤海国设上、中、东、南、西五京。新罗在新征服的三国旧地设京，连同中央，共“小五京”：中原京、北原京、金海京、西原京、南原小京。中国史学界因视高句丽与渤海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多倾向五京制源自大唐说，实似是而非。

统一新罗的五京九州制

细察中土与东北亚两地的多京制，精神迥然不同。唐的“北京”太原府乃李唐龙兴之地，“东京”洛阳与“中京”长安二都则远袭自汉、近继自隋，至于“南京”成都府与“西京”凤翔府皆为长安与洛阳皆失陷于安禄山后、唐中枢蒙塵之陪都，这个临时措施只存在3—4年（757—760—761），因此基本上大唐并无设立全境性的五京制。

尤其是北宋之四京，反映的正是内重外轻，远悖全国皆“京”的外扩气魄，盖其全部挤在中州：“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与“南京”应天府（商丘）皆在河南，后者甚小，乃纪念赵匡胤起家之处，属荣誉都性质。1042年，为了抗御辽之南略，北宋于河北最南端（也是刚跨出河南的北界）设立“北京”大明府，与河北北端的辽朝“南京”遥相对峙。

挤聚在近畿地带之北宋四京制

与东北亚大陆隔海之遥的日本，在唐朝天宝年间完备的“五畿制”反类似北宋的“四京制”，它们都挤在大阪湾、纪伊半岛与琵琶湖之间——即環大和平原一帶——并非“全国皆京”的格局，谓其源自大唐方说得过去。

“全国皆京”的外扩精神与头重脚轻都挤在中央恰好相反。辽建国初，“认为汉人所建立的国家都一定有都城”，在今内蒙古的赤峰首建上京临潢府，后来的四京都是伴随领土扩张加建，更象借全境中枢化措施加强了控制的部族联盟，例如“东京”辽阳府是为了统治渤海人、“中京”大定府是为了统治奚族，“西京”大同府与“南京”幽都府则是汉地。这种外扩式、并入多族群的格局，与唐宋挤聚在中原核心区的多京制大异其趣。

辽朝之五京道

金龙兴于黑龙江，设“上京”于今哈尔滨，取代辽之上京，将辽朝之南京改名为“中都”，后灭北宋，在其故都开封置“南京”，其他皆承袭辽制。所不同者，辽的五京模拟中土“大一统”的摆设，但更象由中枢统御的联邦，在这个架构之上覆盖以“一国两制”的南北面官制，分治汉地与塞外，真正的极峰则是皇帝的亲帐、随其四时巡狩的“捺钵”，透露在改造中朝制度以适应多族群国家之余，辽的统治阶层维持了“行国”的旧俗。金朝的五京制则落实了“居国”性质，它的行政中心后由上京迁至中都（今北京），最后迁至开封，是逐步深入中土。

金相继攻陷辽之五京与宋之四京

中华的“换骨”与“脱胎”

辽朝设“五京制”，同时实行“北南枢密院制”，金朝亦承五京制，南略宋地则设“行台尚书省”，具战区性质。蒙古国因袭之，在新征服的燕京、回鹘王国（高昌）与中亚花剌子模克隆中枢机构，皆设在汗廷直接控制的定居文明带，制衡在草原上由各宗王统治的“汗国”。中枢机构后改名为“中书省”，行省随之改称。这类中枢的行台，在灭南宋与东征日本时就不断增设，最終以元朝的京畿直隶区曰“中书省”，地方单位一律变成“行中书省”（西藏除外）。

元代京畿曰“中书省”、下辖的单位曰“行中书省”

这个“行省制”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自秦以来的中朝大一统体制，演变至宋代的“强干弱支”，已成头大如斗、四肢萎缩、难以为继，很难想象以后一千年的路还走得下去。“东北化”替中国换了一付更强的骨骼。但必须梳理出上述历史条理方能察觉。

骨骼是深层的，表层则显而易见：中国近千年改朝换代皆由东北启动，由辽朝开其端、金朝完成一半，元朝竟其全功。不类匈奴和突厥，蒙古人属古东胡系，创帝业者龙兴于蒙古东部，在黑龙江上游，其祖为林中百姓，乃东起黑龙江达斡尔族、西至贝加尔湖布里亚特人这个蒙古民族带的中段，其南下入主由灭金朝中都（今北京）开头。近千年皇朝史唯一由北伐成功的例外是明朝，但南京明朝不旋踵被北京明朝灭亡，一脉相承辽之“南京”、金之“中都”、元之“大都”，确定了燕地北京千年国都的地位，从满洲入主的清朝继之。进入20世纪，定都于南京的民国也是一个过渡，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祸起东北，新中国诞生的解放战争的决胜也在东北。经“东北化”的近一千年中华堪称一个新的动物。

附录：

正文提出中华与草原乃两个异生态带平行帝统的命題。试问：草原帝统为何止于“蒙古时代”？农耕带却以清朝为“元明清”这个皇朝段落的序幕篇，而没把清代当作中华与草原史上第三回的“双子星帝国”？首先，大草原上没有一个“女真时代”，正如同不存在一个“东胡时代”般，两者皆未覆盖欧亚大草原，虽然都在中华史上开创辉煌的断代。世界史至后蒙古时代，亦进入“火药帝国”阶段，敲起草原帝国的丧钟。

“元明清”属于同一个脱了胎、换了骨的中国。满清入关并非草原民族的入主。东北一地固为欧亚大草原的东延，实更近汉地：草原上皆畜牛与马，蒙古亦畜羊和骆驼，东北则养猪，且与乌克兰一般是世界的黑土带，比关内的耕地更肥沃。满人入关前将国号从“后金”改成“大清”，在意向上似乎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后金”上承辽金元一脉，具征服皇朝意味——在汉地则被视为“异族入主”。至于“清”，就是“明”的意思。在此前后，有意无意间两地似乎成了彼此的镜中倒影。努尔哈赤建年号曰“天命”（1616—1626），南方的明熹宗即位，建号同义的“天启”（1621—1627）。明思宗继位，改元为“崇祯”（1628—1644），1638年，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建第二个年号，曰“崇德”（1636—1643）。“祯”乃祥符之义，天降祥瑞于有德，因此又是同义。在此意义上，说清朝自诩为一个更好的明朝犹可，反不类大唐与大元般的“双子星帝国”。其龙兴之地確曾處於明帝国版图之奴兒干都司轄下，且與明朝迁于辽、金、元故都的北京隔長城相望。

明初的“奴儿干都司”涵盖了欧亚大草原的东稍

建州女真处于“奴儿干都司”最南端，与明朝的北京隔长城相望

*本文属于《新世界史》的一部分综合内容。

本文作者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其间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