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语文课本里的美食，不得不提《我的叔叔于勒》里吃牡蛎的情节。
课文连用了“文雅”、“高贵”这样的溢美之词来形容那吃法——
“（太太们）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到海里。”
咱大平原地区，当时哪知道啥叫“牡蛎”？
几个小伙伴讨论了一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估计跟河蚌差不多，可那玩意儿也不能生吃呀！
不过课文里的“优雅”啊、“汁水”啊萦绕心头，叫人垂涎不已，都没兴趣听什么“中心思想”了。
长大后知道原来牡蛎便是生蚝，看了莫泊桑没有删改的原文描写更是哑然失笑，这跟“优雅”有一毛钱关系？
小说译本原文是这么写的：
“她们吃起来姿势非常优雅，用一条细纱手绢托着牡蛎，为了不弄脏连衣裙，把嘴朝前伸过去。接着她们猛地一嗍，把汁水嗍进去，壳随手扔进海里。”
你想啊，头伸老长、撅着嘴巴，滋溜一下把汁水连同灰绿相间的肉从壳子里面吸出来，然后随手将壳扔海里，这画面，简直难看极了！
为何“我的父亲”菲利普却把这套丑陋的吃相看出了“优雅”？
《我的叔叔于勒》写的是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下，亲情的淡漠和人性的荒诞，以孩童的视角呈现，一览无余的同时，更反衬出成人世界的污浊和现实。
于勒的时代是1883年，“我”的一家并不富有，手头拮据，勉勉强强能凑合着过日子。
小说从几个角度展示出这个家庭的困窘：
吃食方面，从不敢去饭局或请客；买食品都是买打折减价的；天天吃的是肉汤和加各种调味汁的牛肉。（咱也不敢想19世纪的法国穷人吃肉汤和牛肉还觉得憋屈。）
穿衣方面，“我”的两个姐姐连衣裙都是自己缝的，为15生丁一米的花边讨价还价争执不休；“我”要是掉了钮扣，撕破裤子，都得狠狠地挨一顿骂。
收入方面，父亲每天要到很晚很晚才能从办公室回来，工资却少得可怜。
两个姐姐也因为家境欠佳累及姻缘，一个28、一个26岁还没出嫁。
穷生怨气，“我”的母亲常常为这紧巴的日子苦恼不已，想出最尖酸刻薄的话去斥责她的丈夫！
每每这时，可怜的父亲便嗫嚅着，张开手掌摸摸脑门，好像要揩去其实并不存在的汗水。
平日物质享受和精神娱乐上的稀缺，让菲利浦一家尤其注重“体面”和仪式感——
每个周日，全家人都打扮得衣冠楚楚，十分隆重地到市区的防波堤上去兜一圈。
父亲唯一的常礼服散发着揩拭污渍的汽油味儿，母亲穿得活像一艘节日里挂满彩旗的海船。
他们神态严肃、腰杆笔挺、两腿僵硬，步履庄重，“就像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举止。”
一家人做作而拙劣地模仿着上流人的言行举止，小人物的虚荣与可笑跃然于纸上！
菲利普一家的贫穷，催生了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对上层阶级享乐的向往。
远去纽约讨生活的叔叔于勒，便成为这贫困家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每个星期日，父亲都会望着远处冒黑烟的黑色大轮船，说出那句一成不变的老话：
“哎！如果于勒在那条船上，那叫人感到多么惊喜啊！”
于勒来信里那句“我一旦发财了就立刻回来”成为一家人的精神福音，也打动了一位原本犹豫不决的年轻人向二姐求婚，促成了全家人赴泽西岛的短途旅行。
在轮船的甲板上，父亲看到两位绅士请两位打扮得十分漂亮的贵妇吃牡蛎，他被太太们“吃牡蛎的高雅举动迷住了”。
所以他当着新婚女婿的面用很文邹邹的话问道：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
菲利普极力的“优雅”背后，正是一个穷人卑微的爱慕虚荣，同样的行为举止使他更接近富人的“有气派，既优雅又出众”。
母亲虽心疼又怕跌面子，推说自己怕把胃吃坏，又把“我”留在身边。
4只牡蛎花费了两个半法郎。
1法郎等于100生丁，可以买6米多的花边。
在莫泊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女雇工的故事》里，女雇工每年只挣240个法郎。
在度假旅行的邮轮上，姿态优美地吃上几只牡蛎，那是属于富人的腔调。
所以在菲利浦的眼里，价格给牡蛎附带上的“高贵”、“享受”属性，美化了吃相本身，成为身份上的象征。
菲利普殷勤地教女儿们应该怎么吃才不会让汁水洒出来，他尝试模仿那两位太太，不料却把汁水全部倒翻在身。
故作高雅的困窘，读来既讽刺又心酸，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打肿脸充胖子，小市民卑俗的人性困境，就像照进现实的一面镜子！
想来那些拼衣服、拼鞋拼包甚至拼丝袜的“伪名媛”们，租小时豪宅、租豪车装点朋友圈的“伪富豪”们，为所谓的奢侈品东挪西凑的“精英”们，他们散发的虚荣、攀比、做作、丑陋，比飞利浦夫妇有过之而无不及！
工业革命定义了19世纪的法国。
商品经济的腾飞也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财政寡头对普罗大众进一步的盘剥加速了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底层人民的生活受困于温饱。
上流人士极尽奢靡享乐，风光无限。争名逐利渗透进各个阶层的角角落落，在金钱的主宰下，整个社会为物欲所裹挟。
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可窥一斑，譬如我们熟知的文学形象：
包法利夫人、《项链》中的玛蒂尔德、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这种贪婪自私的金钱意识，导致人们忽视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性。
于勒个人品质的褒贬，取决于他身份的改变，身价成为衡量他价值的唯一标准。
年少时胡乱挥霍，他是“人品很坏、家里的祸害”，是“一个坏人，一个无赖，一个怪物”。
去美洲闯荡，听闻有了一家不小的铺子，于勒变成“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孩子”。
写信承诺发财回家后，于勒一举成为菲利普全家的英雄，是“什么困难都难不倒的人！”
最后发现于勒竟是轮船上撬牡蛎壳的穷苦水手，他是避之不及的“贼坯子、无赖、累赘”……
亲情在世俗现实的凝视下荡然无存，财富衡定了一切，人性被金钱所侵蚀，成为一具具自私冷漠的躯壳。
好在孩童总孕生着社会的希望。
“我”看着叔叔于勒那张饱经沧桑、愁容满面、又老又凄惨的脸，给他留下了半个法郎做小费，并在心里说：
“这是我的叔叔，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
很多年以后，成年的“我”看到流浪汉，会好心地掏出五法郎施舍，他用善意去弥补童年无能为力的自己。
回归纯粹，不掺杂任何利益的人伦关系，也是当代社会缺失并向往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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