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路,应该怎么选?

是选择好走的坦途,还是选择荆棘丛生的坎坷?

在井冈山时期,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毛主席的选择,是走最难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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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前后,中国的革命迎来了最为残酷的黑暗,就连红四军在战略发展、行动方向上,也产生了很严重的内部分歧。

当时的林彪,内心是充满着困惑的,他有“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的诸多疑问,认为在革命形势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流动性游击的政策,而不是辛辛苦苦地建立政权。

事实上,这也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意见。

就连当时的中央,也并不看好红军的前途,在1929年初中央写给红四军的信中,就如此说道:“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

因为在当时敌我悬殊的情况下,费时费力地去建立政权,怎样都不比游击政策来得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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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建立政权,红军的力量那么薄弱,有力量去保护政权么?万一敌人来了,守不住了,那岂不是意味着,投入的大量的心血就白费了?

如果采取游击政策,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一样也可以在政策上影响群众、发展武装,且在行动上更方便、更安全,又何乐而不为呢?

即便今天的我们从正常的视角来看,林彪的意见似乎也是最佳的,更容易执行,不需要辛苦地保卫政权,也避免了被敌人围起来打。

再加上中央的那封信,使得井冈山上的很多人,都开始产生了动摇,不想搞武装革命了,不想带队伍了,不想干那些极其艰苦的政权建立的工作了。

譬如林彪,就常向毛主席提出申请,要去上海工作,或是去苏联留学。

彼时的井冈山上有两条路,一条是下山打游击,这是看得见的坦途;一条是留在山上,这是看不到未来的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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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彪等人的想法不一样,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农村搞武装割据就是没有前途的“上山当匪”时,毛主席毅然下定了决心,他愿意在山上当这个“山大王”。

如果采取了林彪等人的路,红军的的确确能够过得轻松一些,但毛主席认为这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要坚定地走争取群众的路线,要将全国革命推向高潮。

毛主席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促进全国革命到达高潮的。

因此在给林彪回信的时候,毛主席如此说道:“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毛主席认为,只有有计划地争取群众、建立政权,才能让红军与广大群众紧密配合,才能通过不断的斗争,步步走向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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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道很艰难,但对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毛主席表现得很坚定,他一连用了三个“必须这样”,来阐述他的思想:“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在我们看来,毛主席要走的,是一条极其难走的路。

但对于毛主席来说,他觉得自己要走的路其实并没有难易之分,而只有正确或是不正确,因为他是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而不是从当下的工作难易程度去思考问题的。

譬如后来的抗美援朝,譬如后来的发展核武,就当时的环境与条件来说,又有哪一件事是容易的?但是因为它是正确道路,所以毛主席才下定决心干。

争取群众、建立政权,是唯一的正确的路,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走这条路。

力排众议,并非固执,而是因为毛主席看到了革命的核心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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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核心问题是什么?

令人闻之色变的白色政权,最为薄弱的地方又在哪里?

毛主席认为,这二者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谁能把农民争取到,谁就能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革命。

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一直都是农耕社会,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体,也是统治政权的最重要基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谁就可以得到天下,谁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谁就会失去天下。

如果革命不能顾及到农民的利益,那不管再怎么铺天盖地的宣传革命,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民帮谁,谁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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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流动游击政策,单靠简单的宣传,当然也能争取到群众,那为什么毛主席又对林彪说“先争取群众再建立政权不适合”这样的话呢?

因为农民不是傻子,并不是说共产党一出来宣传,农民就立马跟着走,这是不可能的。

况且,共产党能够宣传,难道国民党就不能宣传么?而且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极其强大,已经覆盖了全中国人口,单论宣传规模,二者之间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所以单靠流动性的宣传去影响群众,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想要争取农民,就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先将农民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尽管力量很薄弱,尽管这样的一个体系很可能被围上来的敌人给破坏掉,但这样做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破坏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作用。

将农民纳入了政权体系,就等同于将农民从国民党的政权体系中拉出,既达到了壮大自己的目的,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即便政权很容易被白色恐怖破坏,但我们对于白色恐怖统治基础的破坏影响也已构成,并将一直持续下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毛主席才会用了三个“必须这样”,来坚定林彪等人的决心。

那么,又该怎么争取群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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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群众,全面革命,很难。

想要争取到农民,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要满足农民对于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诉求,即土地资源。

于是,就有了这句最出名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

土豪应该怎么打,土地应该怎么分,分了之后应该如何进行生产,农民又该如何生活,分完田地之后的社会又该如何运转,这些当然全都是问题。

但这些问题只靠空想,只靠流动性的游击,是无法得出解决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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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建立起一个政权,然后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得出一个合适的整体方案,才能不断进行细节上的举措优化,才能打造出一个符合广大群体利益的政权,才能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

农民的问题只要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不搞政权,就不能真正地争取群众,有了政权,才能搞接下来的事情。

下山打游击,是相对轻松一点的,但能打到什么时候,能打出怎样的效果?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需求,即便是像李自成那样,一路打进了京城,最终也还是要功亏一篑的。

所以不管这条路再怎么荆棘丛生、前途未卜、危险重重,毛主席也是一定要走的,不管再难都要走。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有流血有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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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政权,是一条很难走的路。

与之一样难走的,是红军的重塑之路。

有政权,没有武装是肯定不行的。

既要建立政权,也要扩大红军,发展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

对于红军的重塑,也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一支部队需要补强战力,那就直接扩充不就好了么?为什么还要重新塑造呢?那样不是很麻烦么?

直接扩充红军当然可行,但那也像是下井冈山去打游击一样,看似一条坦途,而事实上却有着覆灭风险。

因为历史早已证明,旧军阀、旧军队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即便是一支战力彪悍的军队,也很容易在革命果实成熟的时候,沦为野心家摘取胜利果实的工具,甚至沦为反革命的一支利器。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对红军进行从头至尾的重新塑造,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可靠的武装力量体系。

因此,红军采取了辛苦的一级一级地发展、建立地方武装组织,“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

这一个重塑的过程,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其过程也很艰难,可一旦成型之后,就意味着这一支部队的根系,已经牢牢扎在了由亿万人民群众所形成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民群众是中国最为强大的力量,真正出身于人民群众的一支部队,就是一支最难以战胜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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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说,旧军阀的军队中难道就没有农民么?难道那就不是来自于人民群众么?

当然有,而且有很多,但旧军阀的军队事实上是与群众脱离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

毛主席这一套建设武装力量体系的法子,就是将红军与群众之间,通过层层的武装体系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到一起,为的就是让组织群众斗争与壮大红军合二为一,这样的红军才是最可靠的。

红军虽然很弱小,但红军的背后是亿万群众,只要红军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那这支弱小的红军很快就能发展壮大,并且力量源源不绝。

人民子弟兵,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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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主席?

在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史册上,论武装斗争,论革命战争,毛主席都不是第一批去从事这些研究的人。

无论从外表,或是从举止上看,毛主席也并不像个军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出于革命激情,到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却没有打过仗。

初上井冈山之时,毛主席也曾如此说过:“我是文人,军旅之事未曾学也。”

但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历史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武装斗争的时候,偏偏是他接过了这面伟大的旗帜?

这不仅是因为,他具备了一名卓越领袖应有的几个基本素质:坚毅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且机智。

而至关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真心实意地、心中装满了群众的人。

根据阶级社会的变迁,人类的发展史大抵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少数人统治、压迫、剥削多数人。

这一类历史,几乎贯穿着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就是芸芸众生跪伏于地,诚惶诚恐地说着“皇帝万岁”。

第二类,是多数人能够当家做主,统治少数人。

这一类的盛况,正如后来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前振臂高呼“人民万岁”那样,彻底打破了数千年以来的阶级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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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一生之中,反复提起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他反复说人民群众才是最重要的,他反复说要为人民服务。

这是因为他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已深刻地认知到,尽管是再难走的路,但只要是能团结到人民群众的,能够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的,就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我们之所以说毛主席伟大,是因为他从遍布荆棘的坎坷中,挑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并带领着亿万人民,将这条难走的路,走成了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