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钱林,1966年出生,温州瑞安人。全国知名校长,从事教育工作40年。
讲述 陈钱林
主笔 牛牛
01 推开家门,我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1991年8月,我25岁,在瑞安新华乡中学(现塘下镇新华中学)当教导主任。
有一天晚上,姐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唉声叹气的。
姐姐说,她儿子彬彬这次考试成绩很差。
我外甥要读三年级了。这孩子一年级还蛮灵光的,当班长,但后来被老师撤掉了。二年级,孩子成绩一落千丈,也不喜欢学习了。
姐姐说,他们不懂教育,能不能让孩子住到我家来,让我带带他。
我有些为难。我谈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家里先住进个孩子,不太合适。
但孩子的教育是大事,我不好意思拒绝。
我说:“好吧,先让他过来试试看。”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地板上横七竖八倒着许多调味品,盐和糖撒了一地,酱油溅到了带花纹的白色墙纸上。外甥彬彬坐在一堆调料中间,惊恐地看着我。
这房子是刚装修的,我拿来结婚的,看到被搞成这样,我一股怒火涌上来。
我刚想开口指责他,但看到彬彬用害怕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软了。
我想,如果我这时候骂他,也许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我不能这么做。
我很快调整过来,和彬彬说:“你在做实验吗?你想研究什么?”
彬彬喃喃道:“我是在做实验。”
我当着孩子的面,给我姐姐打去电话:“这孩子喜欢做实验,说不定以后会当爱迪生。”
我找出家里的旧家具、旧家电,拿给彬彬拆解。
虽然孩子学习成绩没多大变化,但对动手操作,有了浓厚的兴趣。
1992年8月,我调到瑞安市教育局。
瑞安教育局每年会举办“小发明比赛”,我是经办人之一。我带彬彬去看,他很感兴趣,回来也想搞点小发明。
1994年,我的龙凤胎孩子出生了。家里孩子太多,住不下了。我把镇上的房子卖了,在塘下镇的塘西村买了块宅基地,盖房子。
有一次,工人在装挂钩,用电钻在墙上打洞,再往洞里塞一块木条,然后把螺丝拧进去。
彬彬在边上看到了,说:“你们这个不牢固。为什么不做一个带膨胀螺丝的挂钩呢?”
我马上拿来纸笔,让他把设计图画出来。
我拿着彬彬的设计图,跑了好几家五金店,找师傅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彬彬发明的“膨胀螺丝钩”,参加了“小发明比赛”,获奖了。
瑞安市的特级教师洪景椿老师说:“你们这个可以去申请专利。”
在洪老师的帮助下,彬彬的发明申请国家专利,通过了。
《瑞安日报》报道了彬彬和他的发明,给孩子很大的自信心。数理化成绩一下子就上去了。
彬彬和我说:“舅舅,我以后要当发明家。”
初三结束,彬彬已经是班里的优秀生,考上瑞安最好的高中——瑞安中学。
高中时,他成为了学校小发明协会的会长。后来,彬彬取得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
这就是梦想的力量。它改变了一个孩子,也影响了我的教育人生。
02 我掉进柴仓里,1个小时没出来
我老家在温州瑞安县梅头乡(现龙湾区海城街道),小学是在村祠堂读的。
1978年,我读初中,被分到由部队营房改造的临时中学,每天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
父母怕我路途辛苦,初二时把我转到场桥乡中学。
在场桥乡中学,我遇到了班主任——王田春老师,他教我们语文。
学校有晚自修,放学已是深夜,回家要经过一块坟地,我有点害怕。
王老师说:“读书人是天子门生,天上有星辰的,不用怕。”
我初中成绩很好,班里数一数二。那时候,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考上中师。
1981年中考,我考上了平阳师范学校,也可以选择读瑞安中学。
我家经济困难,姐姐和哥哥早就辍学在家务农了。上高中要花家里的钱。而上师范学校,每个月还有18块钱的补助,我很犹豫。
王田春老师劝我读高中,以后能考大学。
王老师说:“你胆子这么小,不适合去当老师。”
上高中要交5块钱的体检费,家里拿不出。父亲说,你要读的话,去阿姨家借吧。
走到半路,我想想,还是读中师吧,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
等我确定去中师后,王老师又说:“胆子小也没关系,人是会变的。”
那时候,我不理解老师为什么突然改口,等我后来自己做老师,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
1981年,我进入平阳师范学校,是平阳师范的首届中师生,也是浙江省改革开放之后的首届中师生。
我小学初中成绩一直很好,但到了师范,数理化不学了,要学普通话,我讲不标准,跑步跑不过别人,艺术也不行,成绩一下子垫底了。
从学习尖子生变成后进生,我心里很压抑。
有一次,我去食堂吃饭,食堂里有一个大坑,用来堆放柴火和煤饼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脚踏空,掉了进去。
坑就一米多深,但我躺在里面,越想越委屈,眼泪流了出来。
我很懊悔,自己怎么选了中师这条路,没有去读高中。
我在坑里待了1个小时,没有人发现我,我也没出来。等我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在我低谷的时候,我遇到了班主任——姚亦菲老师。他是我读中师二年级时来的。
姚老师是语文老师,也是作家,带我读《悲惨世界》《复活》。
姚老师年轻时参加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学老师,后来因为政治原因,坐了20多年牢。出狱时已经60来岁了,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他坚持回到讲台。
姚老师说:“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姚老师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我。我想到自己的那点事,还算什么。
因为姚老师,我对写作越来越感兴趣。我把心中的苦闷与烦恼全部写进文字里。
我悟出一个道理:人一定要有精神追求。
自卑的我和文学青年的我,在物质层面上没有区别,但在精神层面上,我完全不一样了。
03 放弃在杭州做律师,回乡村教书
1984年,我18岁,从平阳师范毕业,到瑞安塘下区中心小学,当毕业班的班主任,也教语文。
其他老师和我说,这是全校最“差”的一个班,气走了好几个老师,没人愿意教这个班。
五年级有3个班,其他两个班都在教学楼里,只有这个班被安排在远离教学楼的礼堂里。
我为这个班的同学不平,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我和孩子们交朋友,上课内容教完了,我给他们讲红军长征故事。
学生有进步的地方,我会当着全班的面表扬,做的不好的,我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单独说。
下了课,我和孩子们一起去玩。
同学们很尊重我,叫其他老师都是李老师、张老师,叫我不带上姓,叫我“老师”。
孩子内心精神舒展了,成绩就上来了。教了一年,这个班的成绩和其他两个班持平了。全校老师给我投票,选我当先进教师。
我当老师工资一个月33元,那时候,大米1块钱一斤。
父母和我大哥办了一家汽车配件工厂,希望我去帮忙。
我拒绝了,我还是觉得当老师有意思。
教完毕业班,我到塘下区中心小学附属中学,教初一,不少孩子是我小学毕业班升上来的。
1985年9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教师节,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教师节。
我代表年轻教师,到瑞安的一个礼堂里开会,县长给我发荣誉证书。
我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把教育干好。
我获奖后,我初中班主任——王田春老师,特地来找我说:“我总担心你性格内向,当不了教师,这下放心了,你刚教书就有成绩,以后会成为特级教师的。”
1989年,我考上浙江教育学院的本科脱产班,继续进修。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杭州大学”主考的法律专业自学考试。
因为成绩优秀,我受到了杭州市司法局的表彰,有机会留在杭州做律师。
但我舍不得教育,还是回到瑞安的乡村教书。那是我热爱的工作。
04 孩子眼里没光,我想为他们找一条路
1992年7月,我调到瑞安县教育局工作。
做了两年教研员后,我调到高中科工作。全县20来所高中,我常去各个学校走访。
高中的许多孩子们,每天只能睡7个小时左右,睡眠时间不足。
一个个班级走过去,好多孩子都戴着眼镜,双眼无神地看着黑板,眼睛里没有光。
这样的教育,是正确的吗?我想为孩子们找一条路。
我向领导申请,要到高中去做校长,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2001年,有所刚办学不久的小学——安阳实验小学,缺校长,局长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说,我愿意去。
我坚信:教师的生命在课堂,教育工作者的生命在学校。
安阳实验小学地处城郊,周围一片荒凉,学生多是农民子弟和外来子女。
我组织老师讨论:现代教育能否还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和老师们说:我们不能只盯着学生的分数,从长远来看,孩子的做人是第一位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最重要的还是看他做人,而不是哪门功课多少分。
我牵头在学校成立了“尊重教育”研究课题组。
明确“尊重教育”的内涵:尊重人格,尊重差异,幸福为本,习惯为重。
在“尊重教育”的基础上,学校推出了“星卡”评价方案,多元化评价孩子的表现。
绿星卡代表点滴进步;黄星卡代表错误,需要改正;红星卡是最高奖励,代表荣誉和肯定。
不光是学习,孩子参与劳动,热爱运动,在家孝顺老人,做家务,都可以获得星卡奖励。
评价者也不只是老师,孩子的父母,及每位孩子教育的参与者都可以评价。
我和老师们说:哪壶开了提哪壶。发现孩子在哪一方面有进步了,就应该鼓励他。
05 我拿儿子女儿做实验
2007年,我在安阳实验小学推出了一项特殊的举措:孩子可以自主选择作业。
这是我从自己孩子身上做实验得到的方法。
2000年,女儿和儿子入读瑞安市实验小学。小学一年级,有一些抄抄写写的作业。读了3个月,我发现儿子的数学思维退步了。
很多作业是没有必要的。但班里那么多孩子,老师不可能只给我孩子不布置作业。
第一个学期期末,我和儿子商量,给他跳级。开学从一年级下跳到二年级下。
到了新班级,我和老师商量:你看,这孩子跳级了,就不用做布置作业了吧。
说实话,这么做有很大风险。但我想好了,大不了孩子以后就去做生意。男孩子脑子灵光点,做生意也是一条路。
刚跳完级,儿子的成绩不好。但过了半个学期,数学成绩先上来了。
儿子跳级躲避作业后,我觉得女儿跳级也没问题。我和女儿谈话,问她的意见。
女儿说,她班里有几个好朋友,不想和朋友分离,她还挺喜欢做作业的,也不想跳级。
我说,没问题。
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我尊重她的选择。
2006年女儿小学毕业,入读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学习压力明显大了。
有一次,我晚上10点回家。女儿还在做作业,太太坐在她边上陪着。
我让女儿别做作业了,先睡觉。
女儿不肯,把做好的作业丢在地上,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写作业。
几天以后,女儿主动找我谈话说:我想和弟弟一样,少做点作业。
我与老师沟通,老师同意:家长签字过的作业,可以不做。
我和女儿说;“哪一科作业多了,就找我签字吧。”
刚开始,女儿的成绩直线下降,到了班级中下水平。那是我家庭教育最焦虑的时刻。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女儿成绩才慢慢好起来。
第二个学期,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期中期末考试,都取得到前10名的成绩。
有了儿子女儿的成功经验后,我在学校开展这个举措。
家长开始还有意见,觉得作业少了,会影响成绩。但一段时间下来,孩子成绩没有下降,反而自主能力提高了不少。
孩子轻松了,家长也轻松了。
2011年,我调到温州市建设小学当校长,“自主作业”在这里进一步推行。
孩子们可以选择作业“全自主,半自主,加自主,不自主”。
有家长说:自主作业太好了,我孩子上三年级,过去我替他做了两年作业,现在他的作业全自主了,孩子作业做得开心,我也解放了。
建设小学先后承办了3场“自主作业现场会”,全国1000多位教师来到我们学校观摩。
让孩子自主选择作业,本质上是对孩子独立性的尊重。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人。
06 这样做校长,我有负罪感
2014年,杭州师范大学通过人才引进,我来到杭州,被派往杭师大附属的一所公办中学和一所公办小学当校长。
这所初中的学生太辛苦了。早上6点多起床,进教室上课。晚上9点半晚自习结束,许多家长还要接孩子去上一节培训班。
成年人每天睡眠不足,一个月下来,肯定吃不消了,更不要说孩子了。
看到有些孩子头昏脑涨走进校园,眼睛里没光,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卷的,我有方法。但在公办学校,很多事情我有点力不从心。
2016年,碧桂园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杨惠妍女士找到我,她看到我写的《家教对了,孩子就一定行!》,很认同我的教育思想。
杨惠妍女士邀请我去广东碧桂园教育集团做校长。教育理念上,她不会过多干预,给我最大的自主权。
但我已经50岁了,再过几年要退休了,在杭州我有编制,光退休金一年就有不少钱。
那段时间,我常和儿子聊天,他在美国读博士。他聊他的数学科研,我讲我的工作。
儿子说:“老爸,《道德经》说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你名校长也做过了,出了那么多成果,可以身退了。办新学校,如果失败了,也没什么嘛,早点退休。”
儿子说的很有道理。我决定先去广东看看。
汽车行驶在幽静乡间公路上。这里风景优美,没有城市的喧嚣。
与杨惠妍女士交流完,她又邀请我去她父亲——杨国强先生创办的国华纪念中学参观。
国华纪念中学,与碧桂园实验学校一墙之隔。
这是一所纯慈善、全免费的学校,每年招收200名初中毕业生,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寒门学子,不仅读书免费,还能获得学校的家庭补贴。
但办学10多年,学校对学生们不求任何回报。甚至允许学生接受完教育,回原籍考大学。学生读大学期间的学费,也由杨国强先生支持。
我被杨国强先生的教育情怀感动。
2016年8月,我辞掉公职,坐火车去了广东。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的主编——沙培宁,得知我辞职南下追梦,说:“你真是典型的温州人。”
07 在卷与不卷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2009年,我曾到美国肯恩大学培训一个月,期间有半个月考察学校。
美国的基础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教学质量差,三分之一的孩子不能读完高中,特别是数学和科学的教育质量相当低。
二是德育问题,我考察的几所重点高中,居然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吸毒。
有一所高中,每个厕所门口都有教师值守,孩子上厕所都要受到监督。
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小黑屋,用于惩罚犯严重错误的学生。
中国的教育目前很卷,但也有很多宝贵的地方。一味地学习西方教育,也是不可取的。
我想把碧桂园实验学校打造成一所中西合璧的学校,一所在卷与不卷中,找到平衡点的学校,一所我梦想中的学校。
我提出“健康生活、精神成长、个性化学习、独立人格”的工作目标。
我们把孩子的健康摆在第一位。小学生睡眠10小时以上,中学生9小时以上。
孩子每天运动1小时,广东天气潮湿,为了方便孩子们运动后洗澡,我们给8人寝室配了4个淋浴间。
在碧桂园实验学校,学生可以选择做不做作业,做哪些作业。
比如:数学成绩好的同学,他可以只选择做最后几道有挑战性的大题。
每个月,我们还安排一节“立志课”,以班级为单位,让学生们谈谈自己的梦想。
有人想当军人,有人想当校长,还有孩子想当总统。
大人可能觉得孩子的想法好笑,但孩子心里可能真这么想的。我们都应该给予鼓励。
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部,每个月还开设“凤凰学堂”。
学校会邀请奥运冠军、科学家、艺术家,来和孩子们对话交流,给孩子们“做梦”的机会。
我常和家长说:教育,要让孩子做梦,帮孩子追梦,而不要太在乎是不是圆梦。
碧桂园集团总部,有1000位海归博士,我去之前,他们喜欢把孩子送广州学校。我来到碧桂园实验学校后,他们都把孩子送回来了。
我在碧桂园实验学校的改革取得成功。2020年,教育部课程与教材研究所在我们学校开了一场“面向未来的个性化学习”现场会。
08 护士长说,没想到当老师这么香
2008年,我14岁的儿子考上中科大的少年班。2011年,女儿考上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
2021年初,儿子回国工作,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教授,解决了一个世界数学难题,被各大媒体报道,我也跟着火了一把。
我让孩子跳级,不做作业的做法,风险很大,不具有普遍意义,不鼓励大家学习。
但自律、自学、自立的教育思想,值得每位家长思考。学习就是孩子自己的事。
2023年底,瑞安市教育局的局长向我报喜,我曾当过校长的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校,这是重大的荣誉。
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还在传承我当时的教育理念,我很感动。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多家学校,推行“星卡”评价。
今年,我写了本新书《看见孩子的宇宙——拿来就可用的家庭教育方法》,把我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好方法总结出来,和大家分享。
上个月,我回瑞安做一个肠镜检查。
瑞安市人民医院有3位主任医师,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生。
他们班有好多同学在国外做生意,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每次来看我,都还喊我“老师”。
当主任医师的学生得知我来做检查,都赶到病房来看我。
我说:“你们工作很忙,回去上班吧。”
他们说:“老师,让我们陪您一会吧。”
边上护士长和我开玩笑说:我知道你们当老师香,没想到你们当老师的这么香。
她说的没错。一辈子做教育,对我来说,就是最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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