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欣然抵达北平，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带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等人亲自到站迎接，众人等待这一刻真的太久太久了。
9月下旬，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30日，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和朱德等6人当选副主席。
在大部分史料记载中，对于当年这场会议的选举结果多半都是一带而过，殊不知，在这背后还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隐情，那就是毛主席差一点没能成为新中国最高领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了解毛主席和宋庆龄多年交情的人们都知道，两人的情谊可以用“肝胆相照”来形容，毛主席对她的敬重之情无以言表。
源于此，早在1949年初，毛主席就对新中国最高领袖人选有了自己独到的考量，只不过，这件事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没能公开而已。
当年，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过一次小型重要会议，参会者来自我党最高领导人以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会议主要议题便是新中国政府成立后的领导人人选问题。
如果说，与会众人对于最高领袖以外的领导人人选问题存在分歧或争议，在最高领袖人选问题上，毛主席必定是当之无愧的，他对新中国革命成功贡献的力量真的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恰恰对此提出其他意见的就是他本人。
至于毛主席给出的人选，正是开篇提到的宋庆龄，对此，他还给出了很深刻的理由。
“宋庆龄从来都是全心全意支持我们的，也认可共产党的革命理念，除此之外，她一直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毛主席口中，宋庆龄不但是刚正不阿的革命者，身为孙中山遗孀，她在国内外享有的巨大影响力也是超乎想象的，从高瞻远瞩的角度来看，如若宋庆龄能够成为新中国最高领袖，日后国家发展、促进多方团结等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加顺畅。
或许先前还有人认为毛主席推举宋庆龄出任最高领袖是“让贤”，此时再看方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从树立新中国新政府的国际形象、团结全国不同派别力量等重大问题来看，宋庆龄的确是最佳人选，如此论断恰恰说明毛主席虽居功至伟却也从未居功自傲。
而毛主席的这项提议并没有被最终采纳，究其原因，与周恩来、任弼时的坚持有关。
原来，毛主席在推举宋庆龄的同时也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构想，宋庆龄出任国家主席，毛主席则依旧担任我党中央主席，还会以政府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与到国家日常领导工作中去，这样一来，他的核心地位可以保证，新政府的核心领导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也会更加灵活。
对此，周恩来、任弼时表示充分理解，只不过，相对于毛主席的主政超前思维，这两位领导人将视野更加聚焦于眼前的国家形势，对此，他们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其一，在小型会议召开之际，宋庆龄人在上海，那座城市尚处于国民党掌控之中，这就极有可能存在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之际遭到国民党控制或裹挟的风险，她本人甚至无法正常参与到新中国建设工作中去。
其二，在我党经历的漫长革命岁月中，毛主席已经在全军乃至全国范围内充分建立的崇高的威望，虽说宋庆龄出任国家主席益处良多，但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极有可能难以接受，一旦引发举国困惑或不满，对于新中国政权稳定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由此可见，周总理和任弼时的坚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当时，毛主席并未对此反驳，最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慎重考量和反复讨论，党中央正式否决了由宋庆龄出任国家主席的提议。
就在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副主席的宋庆龄依旧全心全意为新中国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尤其在入党问题上，毛主席及党中央希望她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继续发光发热，虽心有不甘却欣然接受，直到病逝前15天才得偿所愿。
可想而知，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宋庆龄，最高领袖对他们而言终究只是一个称谓罢了，为了家国大业，他们早已付出了所有，荣耀加身也好、孤身一人也罢，他们都做到了不负初心、不负使命、不负人民、不负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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