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段时间我妈给我发来一个视频，标题挺吓人，写的是“女子因养猫患了疯猫病”。
但我点开以后，发现这是个标题党，里面只是一个女孩在吸猫。
我妈看都没看，就给我发来了，单纯是想反对我养猫。
我把这事讲给精神科医生林不周时，她给我分享了另一个病人的故事。
这个病人的父母更极端，因为反对女儿养猫，直接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让她一住就是七年，还不打算接出去了。
而林不周真正走进这个病人的内心，要从偶然看到了她的手机相册说起。
林不周告诉我，那是最令她诧异的照片。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老式封闭的精神病院，为了防止病人跳窗，每扇窗户都装着细密的铁丝网。
每到饭点，就会有一大堆手指头从铁丝网的缝隙里伸出来，病人们捏着从油豆腐塞肉里剔出来的肉沫，或者咬成小块的红烧大排，扔到外面的水泥地上。
窗外，几十只流浪猫和一只大黄狗正齐刷刷仰着脑袋，准备争抢他们扔出来的荤菜。
这个满是精神病人和流浪猫狗的世界，有一种特别的和谐。
2024年5月的一天，我得到消息，医院即将搬迁。那几十只流浪猫拥有野外生存的能力，不用管，至于那只站起来有我一半高的大黄狗，因为体型太大，进不了楼房。
如何安置成了一个难题。
医院搬迁的计划定在了三个月后，医护人员忙着盘点要搬的家具和材料，病人红妹也开始紧张起来，她每天缠着我问：“林医生啊，我们搬家了，阿黄怎么办啊。”
我随口敷衍道，“找个领养啊。”
我上下班途中，她像是一个老派的英语班销售，跟着我一直问同样的话，每天至少重复20次。
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试探性地问了下红妹，“你家里人没法养？”
这句话其实意味深长。我听说过红妹过去就是因为养了太多流浪猫狗，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她家里能否养狗，也关乎红妹家里，还有没有人接纳她，甚至以后接她出院。
红妹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过了好一会才说，“他们都讨厌猫狗。”
“我在家里收藏了好多东西，来住院以后，我妈都给我扔了，好多碟片、佛经还有旗袍，现在都不在了。”
红妹今年49岁，身高一米六，胖胖的，常年留一个寸头，总是穿得很显眼在病房里晃悠，大红色的洋装、神经蛙的连体睡衣、青龙白虎的刺青袖套……以至于很少有人质疑她怎么一直在这里住着。
早在我来这家医院工作以前，她就在这里住着了，过上了一种无人过问的生活。
大多数时候，红妹会独自搬来藤椅，坐在医院院子里，当时还是小黄狗的阿黄绕着她跑啊跑，她就像逗婴儿一般，夹起嗓子和阿黄“汪汪汪”地对话。
两年前，红妹的管床医生离职后，我成了她新的管床医生。
我第一次看到了红妹的病历，14岁时，她得了“儿童抑郁症”。那大约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精神类疾病充满偏见的年代。我拿着病历去问红妹，她请我把病历收起来，说看着不舒服。
直到盯着我把纸质版病历放回桌兜，合上抽屉，她才愿意讲述她的过去。
红妹出生于本市的国企家属院里，父母都是国企职工，她也在职工子弟学校读书。她小时候一直是班里第一名，处处要强。上初中后考不了那么好了，精神状态不再稳定，住进了市精神病院。
她再没能去上学，病史上写：“患者行为孤僻，不上学、不出门，生活懒散，稍不如意便打骂家人”。
出院的时间里，家里人试图让她去找工作，催她按时起床吃饭，指责她所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她是被说烦以后，才动手打家人的，还自杀过几次。
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她的诊断从“儿童抑郁症”变成了“精神分裂症”，这是她被社会指派的新身份。
红妹24岁时，她姐姐在国企分到了房子，全家都搬去了姐姐的房子，留她一个人在从小长大的房子里。除了她妈妈每周来帮她收拾垃圾，往冰箱放食物外，再也没有人和她吵架了。
红妹告诉我，那时她每天只去两个地方，一是图书馆，另一处是寺庙，庙里的“师兄”们会和她聊天。她把所有人都叫“师兄”，“因为把别人叫弟弟毕竟不好，女的又是不如男的，所以一律都叫师兄。”
生活的转机发生在2009年4月30日，那天，红妹带了两只刚出生的流浪狗回家。
她给小狗取名，一只叫四四，一只叫零零。
红妹亲眼看到小狗的妈妈被小区里的男人打死，她救不了大狗，只能救下她的孩子。
小狗刚被带回家的时候，眼睛都还没睁开，“他们会把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当作妈妈，所以我是他们的妈妈。”
从那以后，红妹每隔几天就捡一只流浪动物回家。她给每一只猫狗都起了名字，在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成长日记，后来的十年里，红妹养了八只狗，和一百多只猫。
她最喜欢的是一只叫“喵”的橘猫，说着，红妹迫不及待地要给我看“喵”的照片。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手机包装的纸盒，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像是新的一样的手机，按下开机，点开相册，里面全是各种猫狗的照片。她给我看了“喵”的照片，还有更多猫狗。
在老旧的木色家具中，每一只猫狗以不同角度铺在床上，脖子上挂着金色的绳子。
我看着感觉有点怪，这些猫狗的毛皮看起来湿湿的，形状也有点说不出的古怪感。
仔细看，照片里的猫狗全都已经死了。
各种意义上的死。
我好奇地问：“这些照片都是尸体？”
“对呀。”红妹的语气听不出情绪，像是在讨论很平常的事。
四四被带回去没几天，突然“汪”了一声，就死掉了。咪养了两年，也是有天突然就死了。
红妹说，她买了陀罗尼巾，把去世的小猫小狗包起来，祈祷七七四十九天拿到小区的土里埋葬。可后来她还是舍不得，再死去的猫狗，她就不埋了，放在冰箱里，“我家有个双开门冰箱，里面都放得下。”
我看着照片中的红妹，三十多岁的样子，和现在一样理着寸头，戴着秀气的金属框眼镜，身上抱着猫狗的尸体，眼神空洞地看着镜头。怎么说呢？给人一种寂寥的样子。
尤其是听她说，她是一个没有父母朋友往来，只有猫狗陪伴的人。
也许是因为猫狗的陪伴，那二十年的时间里，红妹没再住过院。
而她再次入院，却也是因为这些流浪猫狗。
毕竟她是一个独自居住的精神病人，家里养了上百只猫狗，极可能臭气熏天。让邻居不喜欢她，不敢去她住的地方。那天，她的父母、姐姐和邻居，联合警察一起把她从家里拖出来，再次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这一住就是七年。
我忍不住问，“你走了之后这些猫狗怎么办？”
红妹说，“他们找了警察来我家抓猫狗。猫本来就是散养的，大多跑进小区了，当时家里有七只狗，其它六只都被抓走了，被统一送去安乐死。只有零零，我姐姐说，抓狗的时候零零不见了，没有抓到。”
“我住在精神病院里，花的钱比住在家里少，事也少。我以前住的房子还能租出去，赚几千块。他们不会再让我出去了。”
回忆到最后，红妹的脸上还是带着笑意，她说，“养猫狗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
可我却觉得好压抑。
我无法想象红妹和猫狗又经历了怎样一场混乱。除了最初捡的小狗零零，像是成了仙，死里逃生获得自由。而其它的狗狗，和它们的主人红妹都没有一个轻松的结局。
红妹刚来医院时，对人的敌意很强，大概也是因为有过这段经历吧。
她三天两头就会和不同的病人吵架，被护士们约束打针。她的敌意会持续很久，追着人一直骂、甚至大打出手，最后医护人员就只能帮她换病房。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医院也来了一群流浪猫狗。
虽然精神病院被高墙和铁丝网围绕，但四面高墙挡不住野猫。几年前，一只身材壮硕的三花母猫跳进院子，占领了这片地盘，她在这里养育了几十只孩子。
时不时有外来野猫试图争抢这片地盘，三花母猫会和她的孩子们迎战，有些猫被打得遍体鳞伤，夹着尾巴逃走；也有些猫打赢了，就和大母猫交配，融入这个院子，生下一批野猫。
红妹和其中一些猫关系很好，好到它们甚至可以趴在红妹身上睡懒觉。
我不记得院子里什么时候多了条小黄狗，只记得有一天红妹坐在院子里，用喊婴儿般的语气喊着“黄黄，黄黄”，一只小黄狗像是倍速播放一样，在红妹的脚边蹿来蹿去。
自从有了这些猫狗以后，红妹和病人们的冲突就变少了。
可眼下医院要搬迁，红妹又要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相比自己，她更操心阿黄的命运。
我们科有个护士把阿黄带回去过，当天阿黄就在她床上大小便，隔天就被送回来了。我也把阿黄带回家过，当天床上就多了小便，家里还闹了一阵子跳蚤，养两天我也受不了。
附近农村的护工说，阿黄是土狗，不会有人养的。还不如把阿黄卖给狗肉火锅店，还能卖出八百块。
这话被红妹听到以后，她总是抱着有她半个人那么大的阿黄，把他放在地上，然后耷拉着嘴角拜托我，“不要让她们卖狗肉！”
“再不行你能不能帮我报警，让警察把狗带去安乐死。”
她这样哀求着我，也哀求着每个护士和护工，而我却听到她们背后聊天时调侃，“好好一个狗，不卖狗肉，狗还有安乐死的。”
随着医院搬迁的时间越来越近，红妹找我念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她又一次来找我时，语速很快，像是要发病了一样。我忙安慰她，“深呼吸！冷静！”
我们站在院子一角平复情绪，而背景音很吵，我一看，居然有个病人在和狗赛跑，互相对着“汪汪汪。”
和阿黄赛跑的人叫阿桂。
她几乎是和红妹最不对付的病人，过去她总是对猫狗“喊打喊杀”的，还差点害死红妹养的一只猫。
这俩人一言不合就干架。
但是此刻，红妹也顾不上她的“仇人”了。为了阿黄不被宰杀，她几乎说尽了这辈子求人的话。我隐约觉得，阿黄就像红妹养过的许多只猫狗，当初她最终没能保护得了他们。
要是能救下阿黄，也等于救了红妹。
不远的地方，阿黄依然撒了欢奔跑，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
为了不让阿黄被抓去卖狗肉，我灵机一动，想了个妙招：我准备给阿黄打疫苗。
我花了钱，阿黄就不是没人要的土狗了，起码是一只身价几十块钱的土狗，等我把这件事广而告之，护工们也不敢随便把阿黄拿去卖狗肉了。
红妹听说了我的方法，每天耷拉的嘴角终于扯成了一条直线。
可她很快又开始操心，“买疫苗一定要看好，要有犬瘟、犬细小和犬腺病毒的，不要漏了。”“记得啊，犬瘟、犬细小和犬腺病毒。”
我应着，“好啦好啦知道了，说过很多次别再说了！”
我上淘宝逛了好几个店家，买了个看起来靠谱的犬疫苗链接，过了三天，低温冷链寄来了。
我没有给狗打过疫苗，去找护士，护士避着我，去问护士长，护士长说我不知道啊。
当了这么久医生，我一直希望能和同事们和和气气的，还没碰上过这么多拒绝。红妹跟我解释，她们已经说好要卖掉阿黄了，现在护士都不敢站在我们这边。
我有时觉得红妹很容易放大别人的恶意。但她现在说得也有道理，护士们这时帮忙，确实像是站队。
那我就只能自己上了。
我准备好疫苗，和红妹在医院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阿黄的踪影。我们俩找了一圈，才发现阿黄被护工关在了休息室里，每天只能出来放风一段时间。
我不好明目张胆地进去偷狗，只能守在休息室门口，时不时看一眼，看阿黄什么时候被放出来。
好不容易等到阿黄出来，我赶紧喊红妹过来帮忙抓着阿黄，我来打疫苗。
正准备下针的时候，红妹的病友阿桂却来了，就是那个热爱和阿黄赛跑，互相“狗叫”的女人。
我记得红妹和此人的关系一直不好，尤其现在，这人边靠近边笑着说“林主任”，还笑得挺瘆人。
但她走到我俩身前的时候，伸出双手，不是来打闹，却是来帮忙的。
红妹抓着阿黄的前脚，阿桂帮忙压着阿黄的背，我顺利给阿黄打完了第一针疫苗。
阿黄平时很爱对着人“汪汪”叫，这会儿趴在地上却很乖。
打完针，他抖了抖身体，又开始撒了欢地四处跑。看着他欢脱的背影，我寻思阿黄这条小命，应该能给他保住了。
过了几天，我准备给阿黄打第二针疫苗，翻遍整个医院却都没有找到！
连护工休息室都没有！
我急匆匆跑去问红妹有没有看到阿黄，她却安慰我别慌。
她说，前两天阿桂出院，把阿黄也接走了。红妹脸上带着笑：“阿黄享福了，过上好日子了。”
听她说的时候，我脑子里乱乱的，阿黄有了个好归宿，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起了成功逃脱七年前那场混乱的小狗零零。走到办公室门口我才反应过来，怎么是阿桂来把狗接走了？
她和红妹不是“仇人”吗？
阿桂来的时候阵仗很大，因为她是被老公和儿子“押”来精神病院的病人。
半年多以前的一天，医院门口停了两台小轿车，阿桂穿着蓝色绣花睡衣，坐在后面那台车里。他们一大家子男的下了车，把她扯出了车里，像押送犯人一样——
两个男人架着她，旁边还站了三个男的一言不发，看起来压迫感十足。
而她十七岁的儿子独自坐在前车的后座，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阿桂的表情很凶，脸气得发红，在她即将被抬进医院大门的前一刻，她高傲地宣誓着最后的一点尊严：“放我下来，我自己走进去！”
可没有人听她的。
她被架着进了院子，大铁门开了又锁上之后，她才被放下来。
阿桂的病史上写着，她有“精神分裂症”八年，觉得家人会害她，无故和家人发脾气，每年都会住院。去年她第一次来我们医院，住了三个月，我是她的管床医生。
今年她第二次来，依然是我管她。
她这次入院的情景几乎和上次一模一样，垮着一张脸，一句话不说，无论我问什么，她都只是鄙夷地发出一声：“哼”。
按照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大约会持续一个多月，然后她紧绷的情绪会慢慢松弛下来，变得像个慈祥和蔼的阿姨，虽然仍旧不怎么说话，但会和我们打招呼。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治疗有效，离出院不远了。
这次，我把阿桂安排在了走廊尽头的四人间。最里床是一个88岁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太太，多年卧床不动，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还有没有意识，她每天只是躺着，发出带着痰的呼吸声。
隔壁床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的身形有点像《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白天大部分时间，她会绕着田里逆时针一圈一圈地走，她从来不理人，也没有人听过她说话。
而阿桂旁边的床位，是红妹的。
我领她进去的时候，红妹不在病房里，她床边堆了两叠人那么高的书堆，大多是《清宫十二帝》这类历史奇谈，书页边缘都已经泛黄。
阿桂进了病房，也不理人，自顾自地收拾行李。我试着和她说话，她只是大声叹气，带着一些无奈，像是一种刻意叹给别人听的声音。
我习惯了她不搭理人，简单交代了两句，就回了办公室。
没想到阿桂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和红妹结下了仇。
那天夜里，精神科病房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婴儿哭喊一般的幼猫啼声。
幼猫是红妹带进病房的。黑暗中，红妹穿着一件带兔子耳朵的连体睡衣，弯曲着身体，把幼猫抱在怀里。只是幼猫的叫声实在吵到了病友们休息。
凌晨三点，阿桂实在受不了了。
她气势汹汹地从床上爬起来，不停尖叫，走向黑暗中的隔壁床，对着红妹就是一巴掌。
早上八点，护士站，十三个医护人员疲惫地围着开早会。
值班护士面色凝重地说，“昨晚红妹把猫带进房间，猫叫了一晚上。凌晨三点，阿桂打了红妹，很多患者都起来了，说猫叫声让她们睡不着。”
另一个护士接着说：“红妹昨天下午就把猫带进病房，一整晚抱着猫睡”。
护士长总结：“这么多人投诉，必须给个交代。今天让保安师傅把猫扔出去，阿桂打人也必须要批评教育。”
在场的医生事不关己地拿起手机开始划，打发着无聊的时间，等待早交班结束。我站在医生中最右边的位置，尽管这意味着一个较高的职位，但我并不打算说话，只是憋着慌。
交班结束后，我大步走向穿着彩虹色民族风洋装，理着寸头的红妹。
幼猫被她抱在怀里，后腿撑在她的胸口上，红妹拖着小猫的背部，让小猫像婴儿一般被抱着。她仿佛不知道昨晚幼猫给病房带来的风波。
红妹前面站了三个老大爷，保安季师傅声音洪亮地说，“放下来，拿去扔了。”
红妹不肯，“这猫还不会自己排便啊，没有我照顾它会死掉的！”
保安大爷用充满威慑力的语气大吼，“拿来！”还伴随着伸手要抢幼猫的动作。
红妹从抽泣，转而声嘶力竭地大哭。她一边哭，一边交出了胸口上的幼猫。
护工大爷像老师在训学生一样，说，“一个猫而已，有什么好的。”他接过小猫，把小猫放进红妹给猫准备的纸箱里，直直往精神病院的大门外走去。
我站在红妹旁边，她低着头，手捂着脸，站得直直的，声嘶力竭地喊叫，身体却一动不动。
她拉住我说：“林医生，能不能拜托你，把小猫拿回来。要是没有我隔两个小时刺激一下小猫的肛门，让她大便，她会死的。”
我拍了拍红妹的背，“没办法，小猫吵到别人了，好多人投诉，病房里本来就不能养猫。”
等我们都离开后，红妹还是一直站在院子里大哭，哭声响彻两栋楼。她从上午八点，一直哭到了中午十一点吃饭的时候。
医院里的几十号病人似乎对她的大哭视而不见，这里谁又正常呢？
驼背的老太太和往常一样不断地经过她，绕着院子散步，几个患者大爷依旧在扫院子，还有个常常独自在院子里自言自语的阿姨，站在田的另一端尖叫，只不过这天她的尖叫声“哈哈哈哈”的，像是在嘲笑红妹一般。
医生办公室里，有个医生嘲讽了句，“哎呀，这声音听起来真像精神病院。”
大家依旧忙着自己手上的事情。
中午，患者都回了楼里，红妹主动和护士说，她控制不住自己了，能不能把她约束在床上，给她打针，让她平静下来。我和护士对视了一眼，默默行动。
打了针过后，红妹就不哭了。
她安静地在床位上叠自己的衣服，也不再提起小猫的事情。
过了个周末，护士告诉我，“周日阿桂老公来探视，夫妻俩吵架，红妹还跳出来跟他们一起吵。”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头大。
查房的时候，红妹急着跑来和我说，“阿桂跟她老公说你让她们离婚，两套房子都分给她！我当时在场，你不可能这么说的！”我顿时虎躯一震，这火居然烧到我身上了。
我想起前两天阿桂问过我离婚的问题，吓得我反复回想，我没有说她们家房子要怎么分。
阿桂经过的时候，还笑嘻嘻地和我说，“林主任啊，你说的太准了，我老公一听果然生气了。”
听完我更生气了，赶紧当着阿桂的面，打给她老公电话解释清楚。
这一切都是半年前左右的事儿了，我和阿桂减少了沟通，我也以为她和红妹是彻底闹翻。
现在我却意识到一丝不对劲，阿桂怎么和红妹的关系也变好了？而且还来救猫救狗，这些吵人的小动物不是她最讨厌的吗？
她们俩同岁，成长于同一片国企大院，家人也是国企职工。阿桂妈妈很早就去世了，她小小年纪就承担起“母亲”的角色，做所有的家务，帮家人们洗衣服，给爸爸和妹妹买菜做饭。
阿桂处处想要讨好爸爸，可收到却是许多指责，切菜的角度不对，水烧开了溅到外面了，买回来的菜吃起来不新鲜。爸爸似乎只有和妹妹在一起时，才会放松开心。
阿桂很出息，读了中专，后来也进了国企，老公也是公务员，两人生了个儿子。
这样幸福美满的生活，直到阿桂下岗，戛然而止。
成年以后的阿桂依然在支撑家里的生活，每月寄给爸爸自己的收入，而爸爸把这些钱拿去支撑远在上海打拼的阿桂妹妹。阿桂还有工作时丈夫不好说什么，直到她下岗，还要拿家里的钱支援亲戚，这就不行了。
阿桂受不了丈夫和儿子的指责，决定出门摆地摊。她每天早上推着车子出门卖葱油饼，把赚的钱都寄给爸爸。而她越是努力，老公和儿子越是疏远她，儿子说恨妈妈，因为妈妈只在意外公，钱都到小姨那里了。
后来，阿桂变得越来越孤僻。就连她去摆摊的时候，四周人都能看出她讲话颠三倒四的，好像不太正常。她在几个医院辗转了一段时间，就来了我们这里。
红妹说：“她这是愚孝，没办法的。”
红妹还说，阿桂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气她老公。上一次，阿桂编造关于我的谎言，就是为了老公生气，以为房产要被拿走了。红妹跳出来为我辩解，和这两夫妻吵起来，尤其让阿桂的老公更生气了。
阿桂一看，这病友病得有价值啊，这反而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听完红妹说的，我也去找了一趟阿桂。
上午，阿桂在院子里逗狗，我和她打招呼，她笑了笑说林医生好啊，我再想接话，她说着“黄黄黄黄”，往前扔了一个狗饼干，和阿黄一起跑走了。
下午，阿桂在厕所洗衣服，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她头也没抬，继续搓衣服。
每次我试图和她说话，她都只是和我打个招呼，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
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阿桂却明显越来越开朗。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红妹。阿桂从早到晚都和红妹待在一起，要不是在院子和猫狗玩，就是坐着促膝长谈。我听过一耳朵，她们在聊过去国企大院里，妈妈给她们做的饭。
我有时想，是不是人被打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就再也无法拥有朋友了。
再被过去亲友提及的时候，只剩麻烦和恐惧。
而红妹和阿桂，她们生长在同一个国企大院，也都经历了跌宕的人生，在精神病院相遇，也许她们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成为朋友的人。
红妹帮了阿桂，阿桂也想帮一把红妹，所以她带着阿黄一起出院了。
只剩下红妹，要独自在这一直一直住下去。
医院搬迁前，红妹和大主任说，自己这几天睡眠过多，每天躺着起不来。大主任说，那就把抗精神病药减一点量，抗抑郁药也停了吧。
红妹没说什么，看着我们查房离开。
午休的时候，我吃完外卖准备去扔外卖盒，红妹叫住我，说，“林主任我真的好悲伤，你懂吗？我不想起来，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我想念我以前养的猫狗了，我想零零了。”
七月底，我们如期搬到了新院区。
新楼盖得很现代，白色的几何线条构成了利落的外观，每一个病房里都有甲级写字楼那样的大落地窗。只是病人们将不再拥有院子，长年住院的病人，可能长达几年都没有机会出这栋楼。
红妹住进了新的病房里，家人没有要接她出去的样子。
有天她问我，“林医生，我以后想要遗体捐赠，能不能让我姐姐来帮我填写申报。”
我听了一愣，“你才五十岁，还能活很多年呢。”
红妹说，“先预备着嘛，我怕过几年我姐姐也老了，没有人帮我申报了。”
我查了下填报流程，在微信小程序上预约就行，但是红妹没有微信，这事只能先搁置着。回病房的路上，我心里却挺不是滋味，总觉得阿黄和阿桂都走了，红妹的生活少了很多盼头。
那天我路过病房，却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阿桂！
她看起来状态不错，穿着花朵图案的连衣裙，戴着太阳眼镜，烫了个卷发，坐在红妹的床边。她把阿黄抱在怀里，城区里的病房更不让养动物了，她没有让阿黄下地，只是把阿黄递给红妹抱。
我和阿桂打了个招呼，她很友好地说，“林医生好。”
阿黄看着比在医院散养的时候更干净了一些，像个城里狗了，可见了我还是直想往我身上扑，结果被红妹和阿桂双双按下。我叮嘱了两句，就溜出了病房。
后来，阿桂也时常会来看红妹，有时候是收摊的时候，她带着一塑料袋葱油饼来分送给病人吃。有时候是晚饭时间，她提着烤鸭外卖专门来找红妹。看来，她没再把所有钱寄给爸爸和妹妹了。
八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动笔写下这个故事，医院门口又传来动静，“新病人来了！”
我探出头去，没想到这次来的病人，又是阿桂。
这次她不是被人架进病房的，而是自己走进来的。她一进医院，就轻车熟路地走向熟悉的房间，热情地和红妹打招呼，路过我的时候还喊了声，“林医生好！”
等阿桂走远了，她老公才告诉我，这次不打算接回去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些难过。
阿桂也要没有家了。
后来我试探性地问起阿桂时，她却很坦然地告诉我，她愿意住在这里。
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个周末要把阿黄遛来医院，让她抱一抱，这是她要养的狗。
我不知道，她的要求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红妹。
只是每当我看到她们和阿黄一起玩耍时，心里的难过都会淡去许多。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叫做朋友是后天选择的亲人。
这话放到红妹和阿桂身上很贴切。
红妹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住了二十年，每天只能和猫狗游戏，最后平静的生活被家人亲手打破。而阿桂，更是被家人亲自“押送”进医院，不留一点尊严和体面。
她们都是被亲人抛弃的人。但在精神病院里，她们成了彼此后天的亲人，创造出一个有狗、有爱、有美食的新世界。
我看过一句印象很深的台词，“人总要有自己的心灵归属地，否则，到哪里都是漂泊无根的人。”
而我想，只有心灵的归属感，才是对一段美好关系最准确的定义。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929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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