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天，时任东北军第114师参
谋长的解如川来到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动情地对解如川说：“你已经回家，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解方’好吗？”
解如川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解方”就是指“解放”，他终于被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了。从此
以后，“解方”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解方
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解方呢？这与他此前的经历有关。
1908年，解方出生于吉林省东丰县的
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22年夏天，解
方小学毕业后，考入了东北著名的新式中学——奉天省立第三中学。
当时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也在奉天省立第三中学读书，但他学习不刻苦努力，成绩不好。张学良为了督促张学铭的学业，决定为他选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伴读”，校长向张学良推荐了解方。
张学良于是让学校把解方和张学良调到一个班级，并在课余时把他领进大帅府，督促张学铭温习功课。在解方的帮助下，张学铭的成绩提升很快，解方也因此经常出入大帅府，并深得张学良的信任
。
1927年春天，张作霖为壮大东北的军事势力，决定派一批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张学良的推荐下，张学铭和解方都在留学的名单里。临行前，张学良特意把解方叫到自己的书房，问他说：“你心中的理想是什么？”
张学良
解方回答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想到日本学习医疗技术，回国后为国人防病、治病，提高国人的健康医疗水平。”
张学良听后十分赞赏，他提笔写下了“大医医国”4个大字，并鼓励解方说：“你和学铭到日本后要好好学习军事，回国抗击鞑虏，救国救民。”
解方听后十分激动，欣然答应说：“行，我去，投笔从戎，效命疆场！”
张学铭和解方到达日本后，先补习了
一段时间的日语和军事知识。半年后
，张学良将解方召回国内，让他到基层部队当兵体验生活。1928年春天，解方再次来到日本，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期步兵科。
按照陆军士官学校的规定，考生未入学校学习之前，要先到日本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这个联队的联队长正是冈村宁次，后来他当上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双手沾满了中国同胞的鲜血。
冈村宁次
这年5月的一天上午，第6联队的官兵奉命紧急集合，冈村宁次站在队伍前训话说：“中国军队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济南发生了武装冲突，打死打伤许多皇军。现奉陆军省的命令，调遣我们联队开赴中国济南，增援皇军，打击中国军队，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随后冈村宁次抽出腰间的佩刀，在空中划了个弧，凶狠地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中国留学生，去打中国军队，可能想不通，但是你们现在是军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有人胆敢临阵脱逃，抓住枪毙！”
队伍解散后，解方十分生气地回到了宿舍，他对“济南惨案”早就有所耳闻：原来这年5月1日，蒋介石为打击张作霖的势力，带领国民党军队北上占领了济南。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济南，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
这天晚上，解方悄悄逃离了联队。第二天，第6联队集合时，一名日军军官向冈村宁次报告：“联队长，解如川逃跑啦！”
冈村宁次听后大怒，连忙下令：“让宪兵队搜捕解如川，逮住就地正法！”
解方不仅不怕日本宪兵的追捕，反而在东京的一个餐馆里和几位中国朋友小聚，他坚定地说：“我自己的名可以不要，利也可以不要，但国家的脸面不可不要。我是中国人，怎么能替日本人为虎作伥呢？”
青年时的解方
后来日本人考虑到解方是张学良亲自保送来留学的，他们为了拉拢奉系的势力，只好不再追究解方逃跑一事。此后解方顺利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并在1930年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
1930年冬天，张学铭和解方回国，此时张学良已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使东北集团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华北，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张学良在了解了张学铭和解方在日本的学习情况后，决定让张学铭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并让解方协助张学铭工作。张学良叮嘱解方说：“天津是华北的门户，华洋杂处，军事、外交都非常复杂，我看你不必去东北讲武堂，就留在这里，协助学铭整顿一下这里的军队，你学的军事正可大有用武之地，跟着学铭他们往漂亮去干吧！”
张学铭上任以后，任命解方为特务总队主任，天津的保安部队在解方的整顿下，很快面目焕然一新。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的身份潜来天津。土肥原贤二此行的目的是在天津策动暴乱、扩大事态，制造干预中国内政的口实。
土肥原贤二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贤二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决定组织汉奸便衣队于当晚组织暴动，攻打天津省、市政府。还好解方及时得到了情报，他急忙召集同伴贾陶、孙铭九等人商量对策。有人说：“快把这情报告诉张市长，以采取断然措施。”
解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精美的请柬，苦笑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原来这天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曾正在天津举行隆重的婚礼，由张学铭主婚。
此时贾陶说：“军情如火，时不我待，咱们先拿个办法，来得及的话，向他报告一下，来不及的话，只好先干了再说。”
最后解方果断决定：“我看下午5点钟开始，就在日租界周围戒严，这样就能防止敌人预先潜入华界里应外合，乱中渔利，同时也能把战场提前隔出来，使地方百姓少受战火之苦。”
这天晚上10点半，汉奸便衣队在日军火力的掩护下，向省市政府、公安局攻了过来。此时解方已亲临一线进行指挥，当便衣队冲上来的时候，他命令保安队一律不许还击，只准备好手榴弹，待便衣队冲至二三十米远近时，突然将手榴弹向敌群掷去，当便衣队四下溃散时，又用预先设置好的机枪和步枪的交叉火力施以火力追击。在解方的指挥下，汉奸便衣队被打得大败而逃。
“天津事变”平息后，土肥原贤二懊丧地说，他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二是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作这样的抵抗。南京政府也因此授予张学铭二等四级勋章、授予解方等人青天白日奖章以示表彰。
张学铭
但没过多久，土肥原贤二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撤换天津市长张学铭，并惩处解方等人，如果南京政府不采取行动，日方将出兵干涉，一切后果由中方负责。
蒋介石害怕事情闹大了，只好接受了日方的条件，并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免去了张学铭和解方等人的职务。就这样，“天津事变”最后竟以中方的屈辱妥协而结束。
1934年初，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后，安排解方在于学忠的东北军51军参谋处二科任中校科长。从此以后，解方成了张学良和于学忠之间的联络员，他凭借着勤谨干练进一步得到张学良的器重，成了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佼佼者。
但此时的解方却越来越苦闷：自己在天津挫败了日军的阴谋，却被蒋介石免职；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去打日本人，却被蒋介石派去打红军。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国家怎么得了？
1935年底，解方在西安偶遇老友贾陶，两人在谈论当时的形势时，贾陶感慨地说：“张副司令太傻了，‘九一八’事变听蒋介石的，一枪不放丢了东北，现在又执行老蒋的命令，调这么多部队打红军，一接火就丢了两个师。人死了，枪丢了，政府又不给补，我看迟早把东北军拼光拉倒！”
贾陶
解方说：“我这两天又仔细读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人家讲的道理，真叫人心服口服！”
贾陶说：“你说起共产党，听说咱们几年前在天津遇到的共产党员苗浡然就在西安东关。”
解方听后大喜，连忙和贾陶一起来到苗浡然的住处拜访。苗浡然向解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使他感觉“犹如在迷茫中看见了指路明灯”。后来解方经常与苗浡然等共产党员接触，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36年4月，经过组织批准，解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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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解方作为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成员，继续争取和推动张学良等东北军上层人物联共抗日，发挥了巨大作用。张学良也逐渐转变了立场，他不仅命令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还为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
1936年9月中旬，张学良成立了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由他亲任会长，成员有解方、苗浡然、贾陶、孙铭九等人。“抗日同志会”成立之时，张学良亲自带领会员们宣誓，他还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说：“我张学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枪毙我！”
会后，张学良对解方说：“你赶紧去兰州，尽快组建一个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把积极要求抗日的军官组织起来，我随时会给你指示。”
随后张学良又拿出一个密码本给解方，并叮嘱他说：“这是和我联络的专用密电码，紧要时刻会用到它，你一定要用心保存！”
解方来到兰州后，马上筹建了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他亲自担任分会会长，并很快团结了一大批愿意抗日的官兵。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即“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三四个小时，解方收到了张学良的特急密电，内容是他已与杨虎城合作，扣留了蒋介石和来西安的中央大员，并将通电全国，说明事变真相，申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电报的最后，张学良要求在兰州的51军迅速采取行动，解除兰州中央军的武装，扣押党政军警主要人员。
张学良和杨虎城
解方收到密电后大喜，此时51军军长于学忠正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解方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军参谋长刘忠干平时思想比较进步，又是张学良比较信任的人，于是首先把密电送给他过目。
刘忠干看完电报后大惊，连呼：“石破天惊！石破天惊！”但他对执行命令却十分犹豫，竟呆坐在屋里。
解方劝刘忠干说：“参谋长，事不宜迟，快作决定吧！”
刘忠干问：“用兵动武，事关重大，干了又如何善后？”
解方说：“参座不必多虑，这次事变，应在预料之中。”
“何以见得？”
“参座可能会记得，11月底张副司令去平凉路过兰州时，多次对我们讲，东北军再也不能和红军互相打仗了，要请求老蒋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洗刷东北军的耻辱。老蒋如果不答应，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看来这次是动硬的了。”
刘忠干仍犹豫不决：“可兰州比不得西安，群龙无首啊！”
解方继续鼓励说：“军长和参座一向忠于张副司令，军长参加了西安事变，兰州当然应由参座为首，执行张副司令的指示，配合西安采取行动，我们一定都听参座的！”
解方
最后刘忠干在解方的鼓励下，终于决定行动。12日上午，刘忠干向兰州中央军所有处长以上军官和甘肃省政府的要员发出请柬，请他们到51军军部参加晚宴。
这天晚上，正当兰州的军政要员在51军军部酒酣耳热之际，全副武装的东北军士兵突然包围了宴会厅，并迅速了缴了他们的械。晚上8时许，51军各部一起行动，迅速占领了兰州的各兵营、机场和其他要害部门。
这天晚上，解方以甘肃省政府和51军的名义，联名发电声援“西安事变”，这就是著名的“兰州事变”。“兰州事变”有力地壮大了西安的声威，避免了张、杨两军腹背受敌的态势，为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解方可谓是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解方历任东北军337旅副旅长、114师参谋长等职，并担任了中共第51军工委书记，他利用自己在东北军里的特殊地位，为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内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0年6月，山东分局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说东北军地下党的负责人项乃光被捕叛变，国民党要下通缉令，东北军中同项乃光有联系的党员迅速撤离。解方奉党的指示撤出了东北军，历经多方辗转，终于在1941年春天到了延安。
此后解方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358旅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12兵团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等职，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解方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并位列解放军少将之首。
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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