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计划#按照我的《解密关羽》系列文章的习惯，大家都知道的，尽量不写，或者略写。大家不知道的、又有重要意义的详写。
关于司马迁，我写三点。一是司马迁的显赫出生和家庭背景；二是司马迁为何做《史记》；三是司马迁为何能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作品。
一是、显赫出身和家庭背景。
司马迁的祖先从战国时就担任秦国高官，曾祖父司马毋怿出任汉高祖时期长安四大交易场所之一的管理官员，积累了巨额财富，用四千石粟米给自己的儿子司马喜买了一个五大夫的爵位。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安心开始搞起了学术，系统学习了天文学、易经学和道学，并最终成为了太史令。
司马一族不仅有深厚的天官学传承，而且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子孙从事学术活动。司马迁，他十岁就开始阅读古籍经典。
司马迁自述说“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这个龙门是陕西韩城北面的龙门山。位于农耕文明区和游牧文明区的交界地带。从这到汉匈军事冲突的最前线，只有二百多公里。司马迁从小就对边疆事务有独特感受，对不同的
生活形态，也有强烈好奇心和包容心。
这就解释了司马迁为何会开农耕文明先河，不但写《匈奴列传》，还写了《南越列传》等6部少数民族传记，农耕汉族文明为草原民族、少数民族英雄写传，这在大一统中国，对草原民族等，比如北魏鲜卑族黄帝拓跋宏、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等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
司马迁十九岁时，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行迁徙地方豪强和家产三百万以上的家庭到茂陵。司马家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这个迁徙，茂陵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当世“能人、超人”的
聚集地。
司马迁更是拜董仲舒，这个汉朝的国家高级顾问，参与规划了汉朝百年意识形态的大儒为老师。
司马迁的这些出身和家庭背景，让他从小饱读诗书，喜欢结交豪杰侠客，朋友都是些奇人异士。他二十岁时外出游学，“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这样的人生经历，这样的出身、背景，为他能写出《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实践经验、眼界胸襟和文学理论基础。
二是、司马迁为何做《史记》
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司马迁奉命参加汉武帝的泰山封禅大典，行到洛阳，见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司马炎。
父亲告诉儿子，司马氏从上古时代就开始担任天官，后来不幸家学中断。司马谈做太史令，本来准备大有作为，不想天不假年，既错过了泰山封禅，又未能在历法修订上取得突破。所以，司马谈希望司马迁一定要争取成为新的太史令，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绩。
司马谈继续说：自周公制礼后五百年，有孔子作《春秋》，此后，又过了四百多年，却没有人能继承遗志。导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无人记录传承。
所以他说，“余甚惧焉”。惧就是恐惧，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精英、史学家，未完成自身使命深深的负疚感，责任感。
上有家族史学的厚重传统，下有父亲未尽心愿的重托，司马迁“俯首流涕”，全部接受。
父亲去世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成了太史令。随即开始收集资料，查阅古籍，为《史记》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三是、司马迁为何能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作品。
公元前99年，大汉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精于骑射，谦逊待人，奉命带5000步兵讨伐匈奴，在面对匈奴10万骑兵的围困下，重创匈奴左右贤王，终因寡不敌众，箭尽粮绝，李陵诈降。
消息传回朝廷，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仗义执言，力挺李陵，后因另一汉将李绪投降，帮助匈奴训练士兵，汉武帝未经核实这一重要消息，迁怒司马迁，以诬罔君主罪将其打入大牢，司马迁面临死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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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入狱后老友不救，权贵不言。在筹集巨额赎罪款未果的情况下，司马迁被迫接受侮辱性极强的宫刑。
司马迁遭受这一巨大耻辱、痛苦的刑罚，每每想起便会汗流浃背，神情恍惚。这件事对司马迁的打击是终身的、刻骨铭心的。
他在《史记》中不断地质问：难道上天就是这样对待好人的吗？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余甚惑焉。”
司马迁对人性的善恶美丑、对人情的复杂和丑恶、对官场的世态炎凉，有了超越时代，超越历史的深刻认识。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太史公腐刑修著《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清高孤傲的司马迁历经30年准备，13年编著，终于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作品，开创了中华民族修著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更是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基因库而永载史册。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的？从司马迁来，从《史记》中来。”
这是对司马迁，对《史记》最高的评价。
司马迁作《史记》时，广泛收集原始材料，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精选各种素材。
《史记》写得朴素凝练、简洁利落；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司马迁将知识分子的良知、清高、孤傲、独立性，融入了他的《史记》中，对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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