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老一辈开国领导人中，周恩来与朱德是毛主席重要的左膀右臂，同时他们二人经过长期严峻的革命斗争考验，从相识到相知，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在他童年时期，大清王朝已经处于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时刻，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有封建主义压迫，老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朱德青年时代，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他虽然投身军阀部队，但内心却埋藏着一颗救国救民的理想种子，同时，他在军队中显露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春风吹进中华大地，让苦苦探索救国真理的进步人士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旧军队出身的朱德逐渐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决心放弃已经拥有的高官厚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由于朱德是滇军中的成名将领，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名望，陈独秀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婉拒了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入党遭拒的朱德并未心灰意冷，他跟随好友孙炳文远赴欧洲，寻找党组织，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探索救国之路。
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很快便成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经常在西欧各国之间为革命事业往返奔波。
1922年11月，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莱茵河畔的临时住所办公，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周恩来打开门一看，发现门口站着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其中一人身材健壮，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气，他率先伸出手道：“我叫朱德，四川仪陇人，这位是我的朋友孙炳文，我们是来寻找共产党的。”
周恩来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对国内的各种大事却了如指掌，对于参加过护国讨袁运动的朱德，他早有耳闻，今日有幸在柏林相见，自然欣喜万分。
周恩来热情地将朱德和孙炳文迎进屋里，奉上热茶。
周恩来当时年仅24岁，风度翩翩，但已经是党内重要领导人之一，朱德对他的智慧和谋略极为钦佩。同时，周恩来明确地感受到了朱德对于革命的充分热情，并未因为他旧军阀的出身而另眼相看。
在周恩来的小屋里，三人纵情畅谈了一整天，从白天到黑夜，又通宵达旦。
朱德十分坦诚地向周恩来诉说着自己的苦闷，他抛弃了在旧军队中的高官厚禄，希望追随马克思主义的救国道路，却被陈独秀拒之门外，说他不适合加入共产党，并劝他回到旧军队中去。
周恩来一边认真聆听，一边询问着二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朱德是滇军名将，当过护国军的旅长，这年已经36岁，多年枪林弹雨的军旅生涯让他脸上布满沧桑，凭他的资历和地位，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如今却放弃一切来加入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热情，让周恩来为之动容。
朱德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周恩来，认为他将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决定帮助他实现心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很快，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朱德和孙炳文如愿在欧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生涯。
就这样，周恩来和朱德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伟大友谊。
考虑到朱德曾经在滇军中的地位，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以特殊党员的身份入党，对外严格保密，以便在关键时刻发挥特殊作用。
周恩来与朱德的第一次合作，就是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让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活动都陷入了低潮，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正如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残酷镇压的第一枪。
实事求是地说，朱德在当时并不是南昌起义的核心领导人，反而有些边缘化，因为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名义上是南昌公安局局长。
在周恩来等人领导起义时，为了削弱敌人的力量，朱德在自己的寓所设宴招待几位国民党军的团长，为起义赢得了时间和人数上的优势。
后来，起义军南下广东遭遇了失败，大部队被打散，几位领导人各奔东西，唯有朱德收拢了残余八百人的队伍，保存下革命火种，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秋收起义队伍会师，从此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
南昌起义以后，周恩来与朱德便从之前隐蔽战线的合作发展到公开战线，起义的号角声奏响了两位伟人亲密合作的新篇章。
1933年，虽然周恩来多次向中央力争，请求让毛主席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但中央仍坚持让周恩来取代毛主席的位置，负责军事指挥。
无奈之下，周恩来只得接受命令，与朱德一起指挥红军主力作战。他们当机立断，没有接受向大城市发起进攻的错误命令，而是以少数兵力诱敌深入，将主力部队埋伏于后方，最终一举击溃敌人，缴获大量物资。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是周恩来和朱德在毛主席被免职的情况下，携手合作取得的精彩胜利，也是二人在军事上最完美的一次合作。
周恩来与朱德不仅在战场上配合默契，私底下也十分关心彼此的生活。
1937年4月，周恩来前往西安洽谈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北方的天气还十分寒冷，朱德担心周恩来受冻，便将一条从长征时期就跟随自己的毛毯送给他，让他在旅途中御寒。
周恩来出发以后，车队在劳山地区遭遇了土匪袭击，虽然他本人最终化险为夷，但他的副官陈友才却身中六弹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身下这条毛毯。
回到延安以后，邓颖超将这条毛毯清洗缝补，交给周恩来继续使用。
抗战爆发以后，朱德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迎击日军，周恩来担心他在前线受冻，便又将这条毛毯赠送了回去。
从此，这条毛毯伴随着朱德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1937年夏天，周恩来骑马到延安党校去作报告，随行的江青突然纵马狂奔，致使周恩来的马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掀了下来，造成右臂骨折。
周恩来担心毛主席责怪江青，也怕大家议论，只说自己是太久没有骑马太过生疏才不慎摔倒，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实情，包括妻子邓颖超。
唯独在朱德前来探视时，周恩来才向他说出真相，自己右臂受伤是江青的责任。
由此可见，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可谓无话不谈。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与朱德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越发深厚。
但凡是朱德的事，周恩来总是记在心上。
1969年，珍宝岛战役爆发，中苏两国关系紧张，朱德作为中央高级领导人，被紧急疏散到广东从化。
当时朱德已经83岁高龄，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但他的夫人康克清却不被允许同行。朱德无奈之下，只好向周恩来求助。
周恩来得知以后极为重视，亲自下令，让康克清随同前往从化，不得有任何人阻挠。
1971年，朱德在北戴河疗养，周恩来公务缠身，无暇分身前去探望，便委托陈毅专门去一趟北戴河，转达他对朱德的关心和问候。
周恩来这些点点滴滴的关心，让朱德铭记在心，一提起这些事双眼总是噙着泪水。
在西花厅周恩来的卧室里，床头边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摆放着一张朱德戴着老花镜看文件的照片，照片前还恭恭敬敬地铺着一条花毛巾，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朱德的尊敬和爱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政局一片动乱，老一辈革命家们年龄都已不小，对于各项事务力不从心，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苦撑危局。
每一天，周恩来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在当时的形势背景下，很多不属于总理负责的事务，也只能交由他来处理。
周恩来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地付出，身体终于承受不了这样高负荷的工作，病倒了。
周恩来生命中最后一年半是在医院中度过的，承受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而当时朱德也是年近九十的老人，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
曾经并肩携手战斗几十年的战友，此刻虽然同在北京，却因病魔的阻隔，连见一面都十分困难。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主持。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由邓小平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26年总理生涯里，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
当周恩来站起身讲话之时，工作人员赶紧将他的椅子往后挪了挪，以免影响他站直。
就在此刻，挨着周恩来坐着的朱德竟然也站起了身，工作人员赶紧调整了一下他的椅子，并搀扶着让他坐下，但年迈的朱德却拒绝了，他与周恩来并肩而立，直到报告结束。
主席台上站立的两人，一个是耄耋之年的委员长朱德，一个是重病在身的总理周恩来。参会的人们看到这一幕，不禁湿润了眼眶。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周恩来的重病之躯已经经不起透支，朱德想用自己年迈的身躯陪周恩来再站上一程，用行动表达对他的坚定支持，此时此刻，他十分清楚，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1975年7月11日下午，午睡过后的周恩来精神比往日好了很多，他在病房里锻炼了一会儿身体。休息的时候，他突然对卫士高振普说：“你给朱老总打个电话，问一下他身体怎么样了，有没有时间，如果可以，请他到病房里来坐一会儿。”
高振普听了连忙就要去打电话，却又被周恩来叫住说：“现在是四点多，如果朱老总可以过来，五点多就能到，我们谈半个小时，他就能在六点多回家吃饭。他年纪大了，又有糖尿病，不要影响他回家吃饭。如果今天他不能来，那就改天，但一定要请他在去北戴河疗养之前，到我这里来看看。”
因为朱德患有糖尿病，必须要吃家里安排好的饭菜，定时服药，周恩来关心他的病情，尽量不要影响到他的生活规律。
高振普找到邓颖超，告诉她周恩来想见朱德，邓颖超便让他直接给康克清打电话。
康克清接到电话以后兴奋地说：“老总身体很好，让总理不要担心。他一直都想去看总理，过几天就要离开北京了。你等着，我这就去叫他见总理。”
高振普挂掉电话以后，连忙去向周恩来汇报，得知朱德马上就要过来，周恩来高兴地在病房里来回踱步。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说：“我要去换件衣服，不能穿着病号服在这里见朱老总，你陪我去医院的会客厅。”
周恩来换好衣服后，又整理了一下头发，让自己看起来显得没有那么憔悴，这才来到会客厅，静静地等待着朱德的到来。
大约5点50分的时候，朱德乘车来到305医院，来到会客厅的时候，周恩来连忙起身迎了上去，两人同时伸出了手，紧紧握在一起。
看到周恩来藏不住的病容，朱德内心五味杂陈，他努力控制着情绪，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悲伤，然后问道：“你还好吗？”
周恩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还好，咱们到沙发上坐着谈吧！”
此时朱德已经89岁高龄，虽然精神状态不错，但身体却十分迟缓，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慢慢坐到了沙发上。
朱德注视着周恩来，从前那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战友，此时已经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眼神里也不复昔日的光芒。
此时的周恩来体重只有70多斤，曾经标志性的灰色中山装穿在身上都显得有些肥大。
朱德最后将目光落到周恩来的脚上，连连叹息说：“还说没事，脚都肿成这样了。”
面对朱德的关心，周恩来始终以微笑应对，他们彼此心里都明白，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这次谈话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他们回忆着当年的革命岁月，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二十多年，他们却都已经老了，悲伤的情绪弥漫在整个会客厅。
为了不耽误朱德回家吃饭和服药，周恩来主动结束了谈话。
临别之时，两位老战友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朱德一步三回头，不断向周恩来挥手。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朱德又停下脚步，和周恩来对视了几秒钟，两人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朱德走出门以后，周恩来来到窗边，目送他的车子消失在道路尽头，这才回到病床上休息。
谁也没有想到，这便是两位伟人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就在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朱德还在会见外宾，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家人们决定暂时向他隐瞒这个噩耗。
康克清知道这件事瞒不了多久，为了让朱德有个心理准备，她便主动聊起周恩来的病情说：“我听说总理的病情不太乐观，又恶化了。”
朱德听了以后心头一沉，问道：“我听说他手术很成功，怎么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但人们没有将实情告诉朱德，怕他太过担心影响身体，所以他一直以为周恩来的病情控制得不错。
看到朱德一脸担忧的模样，康克清不忍心说出周恩来已经去世的事实，更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流下眼泪，只好默默地走开了。
晚上8点多，朱德在休息的时候，突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整个人一下子惊呆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里，沉默了许久，两行热泪才缓缓从脸颊滑落，这种无声的悲痛让人无比揪心。
尽管朱德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接到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以后，他还是坚决要亲自前去，送老战友最后一程。
那天，朱德叫来女儿朱敏，让她陪同自己到医院去送别周恩来。
行车途中，朱德多次想要摘下帽子，向老战友致哀，但朱敏担心他着凉，每一次都将帽子又给他戴好。
到了医院以后，朱德拄着拐杖来到周恩来的遗体面前，静静地看着躺在灵床上的老战友，老泪纵横地呼唤道：“恩来！恩来！”
可惜这一次，周恩来再也无法回答他了。
戎马一生的朱德总司令，此刻突然努力挺直身躯，颤抖地举起右手，向周恩来的遗体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没有更多的语言，朱德将一切的悲痛和思念都融入到这个军礼中，这是他人生中敬出的最后一个军礼，敬给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在场的人们看到朱德红肿的双眼和久久不肯放下的右手，悲伤再也无法抑制，许多人痛哭失声。
从医院回来以后，朱德一连几天不怎么吃饭，也不说话，整个人都笼罩在失去亲密战友周恩来的巨大悲痛之中。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可朱德由于悲痛过度，身体十分虚弱，两腿软得站不起来，虽然尝试了多次，却一点劲也用不上。
朱德一边捶打着自己的双腿，一边流着眼泪说：“去不成了，这可怎么对得起恩来啊！”
无奈之下，朱德只得让家人打开电视机，通过电视对追悼会的转播，送老战友最后一程。
听着电视机里的哀乐阵阵，系着黑纱的灵车渐行渐远，朱德早已泪流满面。
周恩来逝世半年以后，朱德也与世长辞，离开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两位老战友能够重逢。
周恩来与朱德两位伟人，他们的情谊始于共产党，也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共产党，在半个世纪并肩携手的战斗中，他们的友谊经过岁月的考验，情比金坚。
两位伟人的革命情谊，注定会像他们的革命功勋一样，永垂不朽，永远被世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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