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如何被制造的|世界地图|亚洲|古地图|地理学|欧洲

“亚洲”是一个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概念，但它从何而来、何时被确立，或许很少有人想过。

学者宋念申在《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一书中试图以古地图资料为线索，讨论亚洲历史。唐晓峰在该书序言中提到了这本书与过往有关古地图著作的差异：“过去研究古地图，按照学术界的分工，主要是测绘学史和地理学史学者的事，其他学者偶尔也会用一下，借助一下，但常常是附属性的，像本书这样，让古地图当主角的，不多见。”宋念申也在书中坦言：“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

在宋念申看来，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具有空间解释力。创制地图既是科学行为、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地图并非中立的文化立场，而是充斥着理念与信仰、征服的渴望，还有政治和权力斗争。人创造了地图，也被地图所控制，因此也成为地图的囚徒。

书中写道：

“当瓦尔德泽米勒出版了他著名的1507 年世界地图时，他也知道自己所展现的世界图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于是在地图的右下角，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段话，奉劝那些未经学习的读者（所谓‘粗鲁人’），不要因为眼前的景象显得陌生而横加指责：‘因为等他们将来理解了（宇宙志），这无疑对他们是更有价值的。’制图师确信：这张地图提供了人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是在未来。”

这也正是地图的魅力所在，它充满各种未知，接纳着人们的想象，但现代地图却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这样的想象。

宋念申举了一个例子，他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结果，“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虽然地图的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这些学生的地域全部都不具备，但它们仍然是好地图。

此外：

“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也就是说，“以一种统一的科学标准去评判形式、功能各异的地图，往往会失去地图最原初的意义。”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亚洲和欧洲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始终紧密相连。如今的亚欧大陆分界，其实是在18世纪提出，19世纪才逐渐约定俗成。直到今天，其实都没有公认、精确的欧亚分界线。也就是说，亚洲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人为观念的产物。

现代地图乃至现代世界的形成，以哥伦布的远航为起点。这一历史脉络，实际上就是殖民扩张继而重新分配的过程，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这个脉络，亚洲也因此重新定义。

但这并不等于过往地图完全失去意义，许多旧日设定与经验，都与新的亚洲定义相契合。

中国地图史相当悠久，但直至宋代，才出现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它们标注了不少中国以外的地域，如朝鲜和印度等。这个“世界”当然是局限的，而且它带有极大的政治性，是时人想象与期待的中原王朝疆域。同样的是，欧洲早期的地图学家也对亚洲充满想象，根据着各种传说和文献，绘制出各种亚洲地图。区别在于，中国古代地图更注重神话色彩，欧洲则在科学制图方面更胜一筹，尤其是托勒密发明的经纬度，以及投影法制图。

1492年，哥伦布正是在《马可•波罗游记》和托勒密地理学的影响下，根据托斯卡内利制作的地图，准备前往亚洲，寻找那个富饶东方。他至死都固执地认为，自己到达的那片大陆就是印度和中国。

哥伦布带动了欧洲探险家们，他们“要千方百计绕过奥斯曼土耳其的阻隔，前赴后继探索通往东亚的另外的道路。”

1570年，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地图集——《寰宇大观》在安特卫普出版。它提出了东印度概念，以区别哥伦布所发现的所谓“西印度”。1584年，新版《寰宇大观》增添了一幅名为“Chinae”的新地图。这是欧洲制图史上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认知单元。

而在中国，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将“九州”概念引申，将每个“州”都设置了百余国，以“万国”观念置换“华夷”概念。

在清代，东亚地区又出现三幅高精度测绘地图，包括由欧洲各国传教士参与的康熙时期的《皇舆全览图》、朝鲜金正浩的《大东舆地图》、日本伊能忠敬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这三幅地图的出现都出于政治原因，也就是巨大的边疆危机。而它们试图解决危机的办法，所利用的恰恰是来自西欧地区的制图方法。

正如《制造亚洲》中所言：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塑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原本依靠神话、宗教和皇权建立的世界图景逐渐淡出。在利益的驱使下，地图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凸显。制图学家也发现，人们对空间的图像需求日益增大，‘空间’是可以被消费的，而制造‘空间’更可以带来不菲的利润。欧洲的地图学革命，其原动力正是地图作为商品在世俗欲望的推动下被大规模生产和消费。”

唐晓峰在序言中也写道：

“近代历史中出现科学革命，几乎一切事物都随之出现科学转向，地理学的科学转向是强劲的。科学追求一致性，科学的自然地理学对地球进行一致性的整体归纳，自然地理体系逐渐完善。人文世界本缺乏一致性，但人们不会放过它，人文世界的一致性、准确性的追求，最早表现在全球国家边界的大系统上。”

在这种情况下，“在基本上是由国家拼合构成的现代世界普通人文主题地图上，原来古代人构想出来的世界人文图像很快被忘记。国家分布体系似乎是一切人文地理问题的基础（这很像中国王朝时代郡县分布体系的情况），这一单向度的展示遮蔽了太多其他人文要素”，《制造亚洲》正是要突破这一体系，考察亚洲在古地图中的多样呈现。

唐晓峰认为，与西方地图内容的东拓相对应，“东亚世界地图的演变发展，隐含着一个主题，即视野的不断向西拓展。毕竟，日本以东只是无尽的大海，而西域以西却是不断延展的大地”。

宋念申进而解释道：

“发源于地中海地区的欧洲知识体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和犹太-基督教中诞生出欧、亚、非三大空间的地缘意识。1492年之后，它最需要处理的，是‘寻路亚洲-发现美洲’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它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分立的亚洲或美洲，而是包括所有人类可抵达的、全球性的地理空间。对这一冲击的处理方式，直接导引出了欧洲殖民性的现代观念。相比而言，古代东亚的地理意识中，只有从中心到边缘的远近差异，本没有三大洲的分别。因此，尽管明清官员、朝鲜文人、江户日本学者和制图师们知道了美洲的存在，却没有彻底颠覆既有的知识体系和世界想象。对那些接受欧洲地理学观念的人而言，新大陆不过是文明更为遥远的边缘地带而已。这一新的知识，并没有导致拓殖冲动。”

可以看出，16世纪以来，亚洲越来越被等级、排他性、拼图式的方法来想象。而另一方面，这种霸权性的想象方式，却始终不能彻底地规训亚洲。因此，《制造亚洲》中这样总结道：被“制造”的亚洲，“不应该通过占取和征服他者来建立自身，而是承认、尊重、容纳、沟通各个地域人群的纽带和方式来提示另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