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底，毛泽东紧急致电江西省委机关，传召副省长汪
东兴立即回北京述职。汪东兴1958年6月担任江西副省长，原定在江西工作3年。当时接到毛泽东的电话时，汪东兴正在九江参加农林垦殖座谈，当时就立即回到了南昌，买了第二天的票回到北京。
得知汪东兴28日清晨抵达北京后，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通知他马上来中南海，我要见他。”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神情严肃地对汪东兴说道：“我现在觉得身边可能有老鼠……”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还给汪东兴安排了一项加紧任务。原本汪东兴想要先回江西交待一下工作，但毛泽东希望他赶紧开始任务，便让他先打个
电话交待工作，后面再回江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为何会对一个江西副省长说这样的话，同时他给汪东兴安排的任务是什么，会如此的紧急？
勤俭节约反弹浪费的思想
五四青年运动前后，毛泽东接触到了马克思先进爱国主义，于
1920年在湖南老家正式创建了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并于1921年作为湖南的工农代表，出席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湘区委员会书记之后，就坚定了革命初心，立志要为天下广大劳苦大众们做主。随后，毛泽东多次在长沙和安源等地，开展一系列以讨薪为目的的爱国大罢工运动，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
1927年，毛泽东率工农武装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后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1931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此后他心系民众， 一心为公，坚决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后来在长期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和团结中国军民，面对社会的不公，开始奋起反抗，于1949年下达了向全国进军，解
放全中国的重要命令。
数十年栉风沐雨建立起的一个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全新中国，这一结果来之不易，因此，在漫长的艰苦革命岁月中，毛泽东一直都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严于律己，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全部都献给了伟大的新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其实早在1934年，在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勤俭节省的原则，他明确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同时遵循 “严格控制与节省每一个铜板的支出，力求发挥每一个铜板的最大效用”的做法。
同时他在此时，也提出了反对贪污和浪费的原则“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的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思想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结束战乱，恢复统一，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条件也随之大为改善。但此时在一些革命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苦过来的干部领导们，在思想上逐渐松懈了下来，甚至是生出了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富贵荣华的不良思想。
此时勤俭节约的传统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中间被淡忘了，吃喝之风愈演愈烈，标准越来越高，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而且是对社会风气的毒化，是精神道德的衰落。对于这种不正之风，毛泽东居安思危，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民心尽失。
所以对于这样的干部和党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毛泽
东向来都是零容忍的，处理起来也是毫不手软。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面对特事特办，贪污公款享受生活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就非常铁面无私地公事公办，即刻枪决，没有丝毫拖延，很大程度上端正了党风正气。
不仅如此，毛泽东也明白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端正态度，不忘初心的重要性，要起到良好的带头榜样作用。只有严于律己，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小事做起，保持清正廉洁的工作方式，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惨重后果。
毛泽东在这一方面一直都做得很不错，他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的生活都要求非常严格，决不允许任何人搞特殊。
1960年4月底，毛泽东离京外出视察，7月21日回北京。当时全国正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却发现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北京和随他外
出期间，出现了多吃多拿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的生活日用品等违规行为，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毛泽东对此十分生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紧急召见了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回京述职。二人刚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他说：“东兴同志啊，我现在发觉身边可能存有‘老鼠’。身边工作人员中，有些作风不正，需要进行教育，进行一次小整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搞好团结，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指示汪东兴完成小整风运动
10月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开始认真对待主席交给他的这项任务，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整风，还制定了一个计划。10月3日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整风的工作安排：每天搞半天，照顾到大家的工作。安排的时间是50天，争取完成小整风任务。
这个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批准，并且要汪东兴转告身边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如果对有的人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他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他会感觉到对自己有帮助”。
6日，汪东兴开始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宣布整风的安排，要求除值班人员外，其余人员按时到会。按照毛泽东审定的方案，汪东兴要秘书将“小整风”的计划和整风学习资料印发给大家，整风有条不紊、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整风首先是从学习相关文件开始，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其次是坚持正面教育，互相谈心；最后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曾回忆：“一组小整风，主席发了大脾气，走到哪开会到哪，时间在家就有两个多月。”他们对毛泽东当年大发雷霆一事记忆犹新：“主席批评部分工作人员‘多吃多占，到处伸手’。”
一天，毛泽东请身边的工作人员聚餐，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谈话。谈话的目的是巩固整风的成果，并总结整风的意义和进行后续安排。期间毛泽东说：“你们整风，批评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随后，他提出身边大家应该下放锻炼，而且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次聚餐时间一共用了两个小时。按照毛泽东的安排，1961年1月2日，第一批人员在北京训练班上课两个星期，随后又去到了各地。
毛泽东对此次整风非常重视，亲自过问，不能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在整风过程中，卫士张仙鹏原本不敢大胆说话，毛泽东便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不要胆小怕事，批评人要尖锐一些。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都要捅出来。”
在汪东兴组织整风期间，毛泽东时常会听他做的一些进展情况的汇报，还亲自看身边工作人员写的整风小字报，多次与他们进行谈心，曾明确表示：“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他再三告诫工作人员：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能向地方要东西。
正是因为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整风运动，部分工作人员从犹豫到坚决，从被动到主动，最终都主动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认识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大家对待整风都越来越慎重起来，回顾往事，事情不论大小，都坦诚说了出来，甚至连几年前的事情也提了出来：
有人在郑州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西瓜和冰棒；去山东接受了一包或两包“大公鸡”牌香烟；在上海分了几个螃蟹。1959年6月在武汉期间，毛泽东的肥皂用完了，秘书请武汉的同志帮忙买几块肥皂。肥皂拿来后，工作人员也按价买了一条。由于肥皂是定量供应的，所以在供应之外多买，也是特殊化。为此，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检讨。
有些事情似乎没有问题，也不需要负责任，但大家也认真进行了检讨：
有人回忆，有次跟随毛泽东出差到绍兴，列车返回北京卸东西时，发现多出几坛绍兴老酒。工作人员都不知道酒是怎么上的车，开始以为可能是当地同志搬上去的，虽然酒最后被抬到厨房做了调料，并没有被大家私分，但最后依然自觉为这件事承担了责任。
在汪东兴的组织下，毛泽东办公室全体人员不仅坦诚、彻底地交代了特殊化问题，还提高了认识。处理这些问题时，汪东兴采取退补的方法，那就是“多吃多拿多占”的，一律照价退钱。
毛泽东得知后，决定全部从自己生活费中补上办公室人员多吃多拿多占的钱。小整风进行了10多天，顺利结束，收效显著。结束后，毛泽东对下放去锻炼的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
后来，毛泽东还以这件事常常去亲自告诫新调来的工作人员：“你可不要学他们！”
在运动期间，毛泽东也在维持着另一件工作的进行，就是对所收取的物品进行赔付。退赔工作持续了较长的时间，直到整风结束之后都还在进行。毛泽东要求退赔的决心非常坚定，不论物品的数量、价值是什么样的，他都要求一一列表进行清查、退赔。
并且不仅是对1960年所收取的地方物品进行退赔，对过去存在的类似情况的，也要进行清查、退赔。这些钱首先由工作人员自己承担，没有能力偿还的部分再由毛泽东帮助退赔。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保存的遗物中，有一张布料类字条，就和退赔有关。字条上列出了时间、一些物品的名称，尺寸、单价、总价、工作人员姓名等等。
时间几乎都是在1960年6月份左右，遗物中还有几张上海友谊商店开具的单据。其中还另有一张“算清”清单，是手绘的表格，列有姓名、品名、数量、单价、合计、备注六栏。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职级并不高，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按照规定，日常还要交伙食费等，因此，退赔一时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从“算清”的清单看，多人需退赔上百元。在已经退赔了几十元、上百元的情况下，还要继续进行偿还，这对其中不少人来说，应该存在不小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会帮助他们退赔。
遗物中有一份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财务组，在1962年7月18日给汪东兴的报告记录，上面显示主席生活费用账中，从1961年11月至1962年6月里的收入和开支情况里，就有一项“杂费（退赔）5040.46元”。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把每项物品都退赔了，也是那个时候一笔不小的数字了。
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一向感情都很深厚，十分爱护他们。但不管与他们有多深厚的感情，不管他们之前有多大的功劳，一旦他们出现了作风问题，毛泽东依然是非常严格地来对待的。他经常会告诫大家：“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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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与汪东兴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之所以会把汪东兴不远千里地叫来，并且组织和领导这次的整风运动，信任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毛泽东的一生中一直都十分信任汪东兴，曾将他调任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汪东兴也终生都敬佩毛泽东的伟大品格，在主席身边一直都兢兢业业工作。
汪东兴是1947年调到中央机关工作的，当时正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时毛泽东挑选到了汪东兴，是因为他具备很多优质的条件，从小就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军事素质也很强，延安时期就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指挥员了。
最重要的是汪东兴的心很细，这是毛泽东选他的一个主要原因。转移延安前，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的事情，汪东兴不仅考虑到了，还做了一番细致安排，这一点也同样被周恩来总理所欣赏。
后来，毛泽东就开始让汪东兴负责整个中央的警卫工作，和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安全方面工作，还经常派他代替自己去接送重要客人，或者是转达自己的一些意见。
1949年3月23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上午，毛主席等领导人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一起，离开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向北平进发。汪东兴带领警卫战士们，坐第一辆吉普车开道。25日，一行人乘专列抵达北平，并住进了颐和园。
而汪东兴这天却来到了香山，察看毛泽东住处周围的地形，并布置警卫岗哨。
3月26日，汪东兴和李银桥在等人坐车去颐和园接毛主席。面对从农村进入大城市和即将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大转折，汪东兴后来曾回忆说：“我们和主席心情一样兴奋，经过那么多年奋斗，毛主席终于带领我们来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汪东兴有了越来越多的职务，但有一条从没有变，就是承担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警卫任务、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后来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也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像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等。
1949年的冬天，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就再次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汪东兴，个人出国安全工作也交给汪东兴。
而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方便，考虑十分周到，工作非常细致。在他领导下，建国后中南海没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也没出现一次重大漏洞。“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
由于汪东兴的忠诚、细心、负责，毛泽东外出视察，没有发生任何安全工作漏洞。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工作十分满意，对他也十分信任。汪东兴的职务也逐步得到提拔。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他的行踪上，有些行程安排可能别人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清楚，但汪东兴却都知道。1970年庐山会议，江青想知道毛泽东行踪，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主席交代的话，谁都不会随便说的。
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主席逝世后，江青想要掌握一些文件和手稿，汪东兴不同意，在他的支持下，华国锋也当场坚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结果在1976年9月17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中，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出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都交给远新负责。”
汪东兴听到后，立即在会上反驳：“这些都是宝贵财富，只能由相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给任何一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随后大家都对汪东兴的言论表示同意，文件还是按照惯例交由中央办公厅负责。
汪东兴一生始终崇敬毛泽东，他有过这样的表示：以后我要有脸见毛主席他老人家。汪东兴女儿汪小燕说：
“这么多年来，父亲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不减，毛主席的生辰、忌辰，家里都当成大日子来过……毛主席逝世的日子，父亲都会亲自去去献花、瞻仰，年纪大了身体差了，也都没有耽误过。毛主席的诞辰就像是家里的节日一样，每年这天，大家要吃面条庆祝。而每到5周年、1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父亲也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来表达怀念之情。”
晚年的汪东兴一直也坚持着一个和毛主席一样的习惯，就是读书看报和学习。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共和国历史重大转折中，汪东兴的职务地位发生变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做出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
颐养天年的汪东兴深居简出，在家里他很少会见客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潜心读书，尤其是对家乡的编史修志工作很感兴趣，经常是有求必应。他时常戴着一副老花镜，一笔笔地按要求写一些文字材料。
在参加革命了之后，汪东兴就曾多次进党校学习。而后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渴。他曾说：“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一直到逝世之前，99岁高龄的汪东兴依然保持着多年阅读书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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