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之后，以往所用的秘密交通线也不再能安全保证安全，于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决定再新建一条秘密交通线，为的就是防止一旦国共关心最后破裂，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把工作人员安全转移出去，成为了主要目的，而周恩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袁超俊。
袁超俊是贵州桐梓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从办事处工作人员一步步工作到了办事处处长，后来担任贵阳交通站站长，南方局秘书，后随周恩来回延安工作，1946年被周恩来安排前去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并到香港组建华润公司开展贸易工作，后在华润任职，最后任华润公司（包含招商局、三联书店）党总书记，同时承担电台机要工作直至解放。1949年12月调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1955年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1957年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
“皖南事变”之前的南方局秘密交通线工作归属组织部领导，“皖南事变”之后，秘密交通工作更加艰难，也更加隐蔽……
1941年1月下旬，周恩来将原先的交通线交给袁超俊领导，并且要求他再建一条平行的交通线。两条交通线都是从嘉陵江北上到川北的。由重庆撤退到延安的人员都是从这两条交通线转移出去的。袁超俊除了领导这两条交通线之外，周恩来还将南方局领导手中的一些秘密交通点都交给了袁超俊，让他单线联系，一些撤退下来的党员干部也交给了他，由他安排建立新的交通点，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说延安是大脑，那南方局是心脏，秘密交通线就是一条条血管，它保证了党内人员的流通，为抗战输入了新鲜活跃的因子，也使得南方局和延安之间人员流动得到保证，它使得各个器官紧密协调在一起，使得延安这个大脑指挥着全国的抗战……
而秘密交通线上的各个站点则是分布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哨兵，它日夜不停地在获取情报，然后通过交通线迅速传到南方局，延安。使得延安可以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皖南事变”之后，从南方局撤退出去的一些干部就隐藏在了重庆附近从事地下工作，很多人以教师为掩护，周恩来则利用寒暑假或者合适的时间秘密召回红岩办事处，组织学习。
而这些人回来之后，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常常谈到凌晨，有的时候更是通宵达旦，如果他没有时间那么他会拜托董老来谈话。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为了他们身份的保密，这些同志到了办事处后基本上都是与世隔绝。每次他们来的时候，袁超俊都会在办事处的一楼或者二楼单独开一个房间，安排他们住也不让他们住招待所，也不让他们和其他地下党员见面，他们的房间也不让人进，为的就是他们身份的保密，防止有人发现他们，也不让他们到食堂吃饭，而是有专人送达。
就连周恩来和董老找他们部署工作也是亲自到他们的房间里。
总之一句话不能让其他人发现他们。
这样的安排，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保密工作的需要。这让同志回家就感觉自己进了“保险箱”，也有的同志们幽默地说上山就是“关禁闭”，闭门思过。
做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需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还要不畏严寒酷暑，任劳任怨。也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早晨出门，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有时候和亲朋的道别就成为了最后的诀别！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李白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名李白，就是南方局安排在上海的秘密交通员，归属袁超俊的领导。
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30年，红军利用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李白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这个培训办，凭借着一股狠劲，加上勤学好问，很快的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逐渐成为一名无线电高手。1931年调任13军无线电政委，带领出了一支骁勇善战、屡立功勋的通讯队伍。
1937年10月，化名李侠的李白接受命令来到上海霞飞路148号建立了秘密电台，开始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刚开始的李白纬二路适应环境在上海过的是大少爷的生活，这让他感到特别的别扭，他曾经懊恼地说道：“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哪!”
1938年春，总算建好电台的李白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向延安发出了“77”、“88”的符号，将两地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上海和延安的桥梁就此架了起来，一份份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了上海，一份份珍贵的情报由此发往延安。
1942年，日军占领了租界，设在这里的地下组织已经成为了敌人搜捕的重点，为了对付敌人的追踪，李白经常转移电台还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报，并把电报功率调到15瓦，但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办法躲过狡猾的敌人，就在这一年的8月14日夜间，刚要发完一封重要情报的李白家弄堂就闯入了宪兵和特务，他的妻子就赶紧跑上楼说：“不好，出事了!”李白以最快的速度发完了最后一段电文，又接连发送了三遍“再见，再见，再见！”迅速把发动机拆了， 刚藏好了发报机，敌人就闯了进来，而李白则装作刚刚起床的样子。
敌人搜查半天搜出了收音机，却没有搜到发报机，最后还是将李白夫妇抓走了，一个月后由于没有证据将李白夫人放走了，6个月后由于没有证据李白也被迫放了。
出狱后的李白工作环境更加的险恶，但是他还是巧妙地用各种方法不断地向延安传输情报，直到1949年5月5日（上海解放前两天），被毛人凤下令和其他11名同志一起处死在了浦东杨思戚家庙……
李白被抓之后，周恩来指示上海交通暂停工作，像李侠这样优秀的交通员还有很多，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和捍卫着一条条秘密交通线，那遍布全中国的交通网就是他们用脊梁架起来的。
周恩来指导下的秘密工作
说道交通员就不得不说他们的化妆，他们的化妆不是戏剧性的，而是细致入微的，不被发现的，从里到外都是按照他们的职业身份来要求改变自己，有的女同志化妆成资本家的千金小姐，不但要穿上高跟鞋，涂上口红，还要一举一动都流漏出““娇骄”二气。
对于化妆这一方面，周恩来的要求非常严格也很细致。
周恩来就曾经多次指示秘密交通员，无论是化妆还是保留原状，服装一定要整洁，皮鞋要擦净，头发要梳好，避免出现长发、头发蓬乱、衣服邋遢这些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叛徒顾顺章写的《特务工作理论和实践》。
顾顺章
30年的时候，很多的地下工作者不太注意这些细节，虽然扮作了商人和官员，可是虽然穿着西装却皱巴巴的还像个农民，容易被特务识破。而顾顺章叛变之后就专门写了这本书，论述如何识别地下党工作人员的这些细节。
而周恩来则把这些都考虑了进去，在指导交通员的化妆上，他是世界上最有水平的”导演“，他不放过身上的任何一点疏忽。
正是基于这种严格的要求，”皖南事变“之后，秘密交通人员就很少有破绽。除了抓细节以外，周恩来还在技术上做出了巨大的改进。
周恩来特意将办事处三楼的一间房子腾出来，让袁超俊作为秘密办公室，还把《特务工作理论和实践》拿给他，让袁超俊把书读透，针对敌人采取的方法，提高我们的隐蔽方法，改进保密伪装技术。
袁超俊认真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把书研究透彻，弄通国民党的招术，然后有针对性的改进保密技术。
为了能顺利通过国民党设在各地的检查站和衙门，袁超俊巧妙地制造了各种证件。
在红岩办事处袁超俊的秘密工作室里面，藏着国民党各机关的信笺、空白护照，不仅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的、国民党中宣部的、国民政府某些机关如农本局的，还有银行、商行及某某公司的，还准备有一些洗衣肥皂。
“这些肥皂是用来刻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些机关的关防大印的，也模拟刻制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印章，并备有朱砂印泥和蓝色印台，到需要时立即刻制各种印章、关防，用各种不同毛笔字，开具假的证件、护照和书信，盖上大印或私章，作为去各地的同志途中应付国民党军警宪兵的检查之用。这些证件、信函，都起了作用，从未被识破过。”
电视剧《隐秘而伟大》中夏处长和顾耀东所做的就是这种工作。
妆化好了，可以出门了，可是交通站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化妆演戏，而是传递情报，如何保证这些机密文件的安全，袁超俊想了许多的方法……
通常情况下，这些信件都是由袁超俊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然后把它卷好了再用蜡封上，大小还不超过花生米，再将它们藏在钢笔管里、牙膏里、皮箱缝隙内，由于藏得很好就没有出国什么事。后来为了避免检查，防止被查，袁超俊又采用了密写和暗语等方法来保密。
密写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米汤书写，用碘酒涂上之后显示，另一种是用明矾水写，在水上面可以显示字。但是这两种方法容易被检查出来，袁超俊就要大家改用黄血盐水书写，用绿矾水涂上显字，再或者用绿矾写字，用黄血盐水显字。为了防止弄错，还以邮票为记号，正贴和反贴表示不同的意思……
南方局是我党在国统区的领导中枢，也是秘密交通工作的指挥中心，因此有很多同志们在交通员的护送下来汇报工作，对于他们的安全，周恩来非常的重视，一再叮嘱袁超俊保护他们的安全。
然而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这里特务非常的多，而红岩办事处则处于特务的包围之中，办事处的西边是宋子文的公馆，那里有着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则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和王世杰公馆，都有着完善的特务机构。从红岩村办事处大门口到公路总共500米长的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在路口还有一个小屋，里面有一伙特务，为首的叫做汪炳清，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要仔细辨认甚至照相，而从办事处出去的人都会派出去特务跟踪……
而想要把这些同志安全的送走，安全的接来会见，这又成了袁超俊头疼的事情。
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在事先在城内约好一个地方，趁着傍晚和黎明前昏暗的时间将人给接进来，这个时候天朦朦胧胧的，特务看不清也照不了相。
重庆到鄂豫皖解放区的建立耗费了三位同志半年才建成的。
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每一条秘密交通线的建立都是几经曲折，十分困难才建立起来的，每一条秘密交通线的建立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1944年湘桂大战之后，国民党在战场上面再次大溃败，日军一直打到了贵州独山，国统区人心惶惶的，想要退缩到川康边境。
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派遣王震率359旅南下，直插鄂湘扩大解放区，南方局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建立一条联系鄂豫皖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将一些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和群众运动骨干分子送往解放区。
南方局派王智、杨宗鸣、丁坤庭三人前往组建秘密交通线，1944年12月，三人由重庆出发，为了保持和南方局的联系，丁坤庭暂时留在了三斗坪，另外两人继续前行，过长江，越荆山，经过分乡、洋坪，走了七八天才到达襄樊，再经过过随县双河，在坪坝过了封锁线，进入沦陷区，在沦陷区这一个如同虎穴的地方，两个人为了防止意外，两个人决定分别前往解放区，经过多番周折，终于在1945年1月底，王智抵达了鄂豫皖解放区，经过和解放区的商量，最终决定了交通站的地址和运输路线等具体安排，然后返回了南方局并且做了汇报，南方局又派杨宗鸣再次前往解放区，经过这样几次的曲折，秘密交通线终于在1945年5月建成。
交通线建立就是如此之难，想要巩固维护这条交通线更加的困难。
1940年冬天，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南方局预料到革命形势必将更加的严峻恶化，决定桂林交通站转入地下，为此，李克农特意安排谭宝连潜伏下来，建立秘密交通站。
谭宝连拿着办事处拨付的资金和日用品开了一个商店，以老板的身份掩护，办事处又调来了张剑秋作为他的“夫人”，还给他介绍了朋友，另外还在旁边让交通员王凯开起了杂货铺，作为和办事处的联络点。另外一位地下党员开了一个刻字铺，作为两个商铺的秘密联系点。
本来一直平安无事的交通站在1941年8月却出了问题，王凯店铺的一个“伙计”违反了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同湖南亲属同修，结果被国民党当局查出了问题，继而暴露了王凯这个联络点，王凯夫妇被逮捕入狱，杂货铺也被封。
为了营救王凯，谭宝连出面作保，结果自己也暴露了，党组织立马切断了和其他同志的联系，防止牵扯更多的人。不过由于查不到证据，王凯夫妇还是被保释出来，回到了南方局工作。
好不容易建立的交通线就这样失去了，这让大家非常的痛心。
地下党吸取了这次教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严格按照组织纪律来进行，他们一丝不苟，认真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唐亚子夫妇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重庆小梁子闹市区摆烟摊，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售卖香烟和肥皂的小摊身份来隐蔽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只有袁超俊负责联系他们。
1943年，袁超俊随着周恩来副主席回到延安，唐亚子这个联络点就交给了其他人领导，第二年袁超俊回到重庆又划归他领导，1946年5月，中央代表团迁往南京的时候也没有撤了这个交通点，而是交给了四川省委，然而1947年3月四川省委撤退时，唐亚子夫妇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作为从事秘密展现工作的人员，失去了党组织的领导，就如同自己深陷泥潭漩涡，时时刻刻处于一种没有目标的状态，孤独、寂寞和痛苦一直充斥着他们的心理。他们知道周恩来副主席在南京的地址，也知道一些秘密党员的关系和所在地，但是他们一动不动，谁也没有去找，只是天天不误地摆摊，只是因为他们的岗位就在这里。
这就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秘密交通线，而这一切的关系都是袁超俊在负责，秘密交通员的名单、地址、通讯联络方法、接头暗语等都是由他掌握，这些绝密资料都被他用极小的字写在了非常薄的纸上，装订成了两寸长一寸宽的小本子上面，做了加密再和火柴放在一起，从不离身，一旦有事，立马可以烧掉。
秘密交通线的工作是艰难的，我们所看的谍战片中的地下党员都属于这条隐蔽战线，而他们的战斗又是艰苦的，而正是这一条条隐秘的交通线为抗战的胜利，为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的历史上绝不能缺少的一篇宏幅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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