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党除了要在抗战前线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还要在国统区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做斗争，国民党大肆开设特务机关，建立了各种集中营，抓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在国民党统治区敌后工作的老同志们都会遇到危险，不断在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们会遇到微危险，就算在明面上的周恩来也会遇到危险。
两过青木关
国民党在重庆附近的青木关设了一个检查站，这里安置了很多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他们一个个诡计多端，这是进入重庆的第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想要进入这里，就如同过鬼门关一样，不扔下脑袋也要刮层皮。
1943年，袁超俊陪同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同行的有邓大姐、林彪、伍云甫、孔原等人，一百多人共五辆卡车。当大家抵达青木关的时候，就被许多的军警和特务拦了下来，要检查车辆。
随车副官出示了通行证，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我们周副主席和林师长有急事要回延安，请你们放行。”
但是特务们却不依不饶，自认为抓住了机会非要检查不可，周恩来眼见不能立马通过，就跳下车，来到他们的跟前，亲自交涉。
可惜这些敌人却依旧我行我素，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坚持检查，这让周恩来火了，生气地说：“要检查就检查吧，我们也没什么东西。”
然后就令人打开箱子让他们检查。
特务们七手八脚地翻，最后发现了几本国民党文件，这让他们如获至宝，立马叫嚣着“你们为什么带这个？为什么带？”
周恩来眉毛一扬，轻蔑地说：“你们看清楚没有，这是你们参政会发给邓颖超的文件。邓颖超是参政员，文件发给她就属于她的了，她带回延安有什么不可以？”可是这群嚣张的特务们依旧不肯放行。
周恩来眼见如此，跨前一步理直气壮地问：“你们有没有电话？有电话，给你们蒋委员长挂个电话，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听周恩来等人要找蒋介石，这群特务们就怕事情闹大，一个个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样地缩了回去……
另外一次是吴宗汉陪着周恩来回延安，远远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给拦了下来，车刚停稳，随行副官就上前有礼貌地交涉，“我们是十八集团军的，有紧急任务回延安，请放我们通过。”
但是对方却蛮横地把手一挥，说：“不行，照章办事，统统检查。”
这个时候，周恩来下来生气地说：“让他们检查好了！”
这些家伙东翻西翻，什么也没有翻出来，觉得很扫兴，但是却盯上了周恩来手中的公文包说：“把这个打开看看！”
副官一看，立马上前阻挠他说道：“这是周副部长，不得无礼！”
但是那个军官却傲慢地说：“对不起，兄弟也是奉上司命令，不管是谁都要检查！”
周恩来手中的公文包，那绝对都是绝密资料，不能让外人看的东西，立马满脸怒容，大声说道：“你们这是故意刁难，我问问何应钦，这是谁的规定？”
说完就朝着有电话的岗楼走去，敌人一看就害怕了，急忙跑到周恩来的面前，点头哈腰地说：“周部长，是卑职对长官的不敬，请多包涵，多包涵，马上放行，马上放行！”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被破坏
当时重庆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叛徒的告密，国民党军警派人前去抓这个男的，但是他不在，就把他的妻子给抓去了。
地下党组织得知后，为了防止敌人再来搜捕，立即通知这位同志，不让他回家，让他搬到办事处。
几天后，他的妻子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叛变了。敌人得知她了解的也不多，但是它的丈夫是共产党的骨干分子，价值非常大之后，于是决定以她为诱饵，让她回去找她的丈夫，表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骗取丈夫的信任，从丈夫的嘴里继续得到新的情报。
这个女叛徒不得不说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回家之后她就开始演戏了。她找到了丈夫哭哭啼啼地诉说着自己的离别之情。
“敌人拷打你没有？你挺住了吗？”
“你想，敌人能放过我吗？无论怎样酷刑拷打，我都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家庭妇女，什么也不知道。”
“真是这样吗？那你可受苦啦！”
“你还不相信我这个共产党员吗？”
妻子的话取得了丈夫的信任，他立马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但是地下党组织给他的回信是：“你的妻子已经叛变，你要与她明确划清界限，与她离婚。”
然而，这位丈夫却丧失了自己的立场，用自己的感情代替了原则。
周恩来知道以后认真地对地下党工作人员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对地下党员的教育还存在问题，应该教育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在没有被敌人抓去时，是为党工作的，是我们的同志；如果他被敌人抓去了，宁死也不叛变，那么，他是坚强不屈的好同志；如果叛变了，那他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敌我应当分明。敌人用叛徒、特务抓人是一种方式，用金钱美女收买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也是一种方式。可要提高警惕啊！”
然后周恩来找这位同志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把他的妻子叛变的事实详细地告诉了他，揭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让他辨明是非，站稳立场，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
周恩来的劝说让他失声痛哭，也让他终于醒悟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与妻子划清了界限。
虽然他妻子的叛变没有对地下党造成太大的破坏，但是有的人，一叛变对于地下党造成的损失就是无可估量的！
1941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被捕，省委电台台长林云生叛变，电台遭到破坏、控制，敌人强迫原来工作人员和上级南方委员会电台联系，想要套取延安电台的呼号，但是南方工作委员会电台工作人员没有告诉对方，这样江西省委和上级失去联系。
第二年2月，敌人又控制江西电台向南方工作委员会呼叫，要求恢复关系。
此时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尚不知道江西省委已经被破坏，只是对电台突然中断联系产生怀疑，于是要求江西省委汇报原因，为了防止意外也没有安排新的任务。
但是在敌人做出了天衣无缝的解释之后，南方工作委员会派出了郭潜检查工作，结果给国统区的各省委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郭潜给谢育才发去了一封密信，要求他5月份到曲江和自己见面。
这封信落在了国民党的手中，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破译，就拿谢育才的孩子来威胁，谢育才得知郭潜要来的消息之后，趁着守卫疏忽的机会讨论出来，找到了福建和平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告诉他江西省委遭到破坏，让他立马汇报南方工作委员会。
南方工作委员会得到消息之后立马电告郭潜撤离，可惜郭潜没有马上翻译电报，结果自己被捕了，当天晚上他就叛变了。
第二天他就带人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破坏了粤北省委。
这是李大林同志第三次被捕。
李大林是广东梅县丙村镇人，1929年参加共产党，1931年任香港海员工会党组书记，7月被捕，后被大哥保释出来，15年不得再到香港。1933年担任江苏省委巡视员，1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第二年被判15年，1937年，国共合作之后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交涉斡旋，被释放出狱。1940年12月担任粤北省委书记，1942年5月就被郭潜出卖被抓，1944年，经过二哥找到担任国民党要员的叔叔和老同学保释，再次被放出狱，但是被限制在韶关，1946年去往香港，后参加东江纵队，6月随部队被撤烟台，1949年12月担任全国海员工会筹委会秘书长，1984年退休，1999年去世。
周恩来得知消息之后，立马电告南方工作委员会，指示正在曲江的廖承志撤往重庆，如果走不了就去他母亲何香凝先生处。
然而还没有和廖承志取得联系，廖承志就被捕了，郭潜却带着国民党前往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驻地，抓捕了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回乡举行工农武装后被捕，被营救之后继续参加武装斗争，还随彭德怀奔赴井冈山，参加了保卫井冈山的战斗，1931年任红七军政委，1936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被派遣入杨虎城所部工作，西安事变之后协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又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了营救西路军指战员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任广东省委书记，1942年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决不投降，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遭到了敌人的折磨，染上了肺病，在没有医治的情况下在1944年8月牺牲在狱中。
涂振农江西省奉新县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涂振农任南昌《大江报》编辑、《新民报》编辑。1930年10月7日，任江西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征之后和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任中央政治局秘书长，1941年3月任南方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1942年被捕，1943年1月30日叛变，1943年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工作，训练特务。1951年被处决。
廖承志的被捕让周恩来非常着急，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立即对南方工作委员会做出了指示，断绝相关联系，防止更大的破坏。
但是南方工作委员的电台也遭到了袭击，没有收到这份电报，但是南方工作委员的方方（方思琼）根据形势变化采取了一定的疏散措施，使部分同志免遭逮捕。
然而郭潜却盯上了桂林广西省委，逮捕了副书记苏曼等三十多人。
为了避免党组织遭到更大的破坏，8月周恩来致电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指示除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以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已经暴露身份的一律转移，其他人员立马隐蔽，要切传达到所有他知道的党组织。
要求各地区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切以安全为第一，防止事件继续扩大。甚至在12月的时候，南方局做出了“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的决定……
尽管接二连三地出现叛徒的出卖，周围也围绕着各色的国民党特务，但是战斗在虎穴的共产党员们不怕牺牲，面临着随时被捕入狱的可能和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屠刀依旧毫不畏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坚持对党的和革命事业的忠心奋斗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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