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个多方面很复杂、存在争议的朝代。
其中最具争议的一点就在于宋朝跟北方民族的往来，还有依靠“岁币”来维持的盟约和平。
好多人都觉得这是宋朝“没血性，软弱无能”的铁一样的证据。说起古代的历史，常常对汉唐的尚武风气和辉煌成就夸个不停，却对宋朝瞧不上眼。
不过呢，宋朝这个朝代被低估啦——汉朝有着秦朝打下的基础，唐朝有着隋朝积累的底蕴，而宋朝继承的仅仅是五代十国那个时候后周留下的那点儿东西。
再看看主要的外族敌手，突厥和匈奴压根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国家，应该叫“部落”，它们的组织性还有军事实力，都比不上宋朝要应对的已经成了气候的对手。
到了宋朝的时候，辽国已经建国整整五十年，早就不是那种靠一下子掠夺就能过冬的单纯的游牧民族了，而是一个非常完备的国家。
这个国家在唐时就独立出去了，早就充分吸收了汉文化，懂得怎样种地、怎样储备，不过他们的马刀依旧很锋利，骑兵的铁蹄还是能轻松踏平没了天险的平原。
可面对这样的对手，宋和它保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整整百年都没大动干戈。
这一系列的情况，完全能表明宋不是一点优点都没有的。
【燕云南北，止戈檀渊】
汉和夷，从古至今就老是有摩擦，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而友好时而敌对，不过大体上能总结出一些规律：
你强我就强，你弱我就累。中原和北方一直因为对方的压力而不断改变自己，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双方都对彼此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春秋那时候，中原还没统一呢，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是各自为政，不成整体。
汉朝的时候，中原变成了统一的大帝国，这时候北方的各个部落也慢慢走向统一，成为了一股能够跟中原抗衡的力量；
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北方的帝国慢慢强大起来，中原的各个国家就开始逐渐团结到一块儿，为了抵抗北方的强大力量而齐心协力。
在这种相互压制当中，也存在彼此利用的情况。那宋为啥会因为没有险要可守，老是跟辽打仗又讲和呢？
之前燕云十六州就被石敬瑭给了北方，北方根本不在乎南方的头儿是谁，钥匙都无所谓了，这回，辽能彻彻底底推开这扇一直阻碍他们南下的大门。
更关键的是，南北双方不但没办法彻底消灭对方，还受到贸易方面的制约。拿历史很长而且能充分体现南北经济贸易交流的茶马贸易来说：
在北方，茶特别重要，是营养的重要来源，还是生理上的必要需求，茶里面的各种成分能够很好地填补北方民族因为饮食结构太单一而缺少的那些营养。
同样的，在南方，因为战争的需求，骑兵的武装始终是特别重要的，而武装骑兵一定得有优质的战马，这种马光靠南方本地根本培育不出来，只能从北方引进好的品种。
像上面说的这些，燕云在南北之间的爱啊恨啊情啊仇啊，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然而燕云十六州这一重要的关口，也是关键的门防，在后来成了宋辽双方打仗、争抢的焦点。
在公元 986 年，一直想着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太宗，瞅准辽国
老君主退位、新君主刚登基，觉得他们朝纲还不稳定，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就点了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向北进攻。
北伐那阵子顺利了一阵子，好多失去的土地在大军向北推进的时候慢慢被收回来了，一时间前线的好消息传回来，太宗可高兴啦。
然而还没到今河北涿州市那儿，也就是当时的岐沟关，宋军进军很不顺利，吃了大败仗。
太宗马上就让三军往回走，护送百姓往内地迁移。
然而前线又出现了错误的战略决策，主帅胆小畏战，结果让断后的杨业那一部落进了包围之中陷入绝境，杨业孤军作战一直到重伤被俘，绝食三天后死去。
到了这会儿，20 万宋军溃败得老远，这次北伐，简直是惨败。经过这一仗，宋朝再也没有向北进军的能力了，而且宋辽之间攻守的形势一下子就反过来了，宋朝的军事从这开始陷入被动，一直到签订盟约之前都没能彻底恢复。
25 年里，大大小小的战役没停过，两边有赢的时候，也有输的时候，在军事上的花费那也是相当大的负担。连年的战乱，让两国特别是边境地区的老百姓遭老罪了，连家业都守不住。
农耕发展得不好，多数时候得靠边境贸易来过日子，可一旦打
起仗来，最先遭殃的也是他们。
1004 年，辽国琢磨着对宋朝来个军事行动。辽国往南打，大规模侵犯宋朝，这一回宋朝早有防备，提前安排了兵马，商量应对办法。
可是辽国大军快攻过来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宋朝将领王超镇守在定州，在这次的战略安排里，他肩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
但是在真正打仗的时候，他非得让人催着才动，他带的部队啥成果都没有，甚至因为他的懒散，中央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战略，把正常作战都给耽误了。
确实，这不是王超一个人的错，可不管咋说，当下辽军都已经深入到宋朝的腹地了，战火都烧到檀渊城跟前了。
前线的统帅害怕敌人不敢作战，宋真宗接纳了谏言，没办法只好亲自出征，到了前线后，士兵们士气大增。正巧老天帮忙，在守城的战斗中，宋军把辽军的主将射死了。
到了这会儿，双方这场仗打得时间太长了，辽军是远征过来的，粮草供应不足，而且连着打仗不免疲惫。宋军这时候也后续没劲儿了，虽说这次打赢了，可也不敢说以后会咋样。
于是双方都觉得应该和谈，檀渊之盟就这样定下来了，自此双方不再大打出手，开通了互市，宋辽两国的老百姓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
边境烈烈的风中飘动着的，不再是沾血的旌旗，而是使臣手中的符节。
【百年和平，风云暗涌】
确实，要是选择议和，肯定是有反对意见的。两边不友好已经很长时间了，朝廷里主和跟主战的两派一直争执不休。双方的统治者也是经过各种思量，才决定议和的。
首先，要说最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军费，在临近檀渊之盟的这几年里，主和派越来越占上风，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据不太完整的记载，这 25 年的打仗，每次军费开支平均能有三千万两，这可比合约里宋朝送给辽国的三十万两财帛多多了。
其次，议和派提出的“不事四夷，重内而轻外”这一主张，其实正好体现了统治者心里最着急的问题。
辽国的萧太后搞儒学帝制改革，这肯定侵犯了奴隶制之下辽贵族的利益，不是短时间能做成的，在外领兵的人也大多心里不踏实。
宋就是这样，财政方面的毛病，主要在冗余，这冗余还会让贪婪、懒惰的风气盛行，朝纲不振，军费花得多却没啥实际用处。
当然，也有说法表示，战争会让双方都有损失，这么一来就成了宋一方的损失了。
不过在挺长的一段时间里，吃亏的反倒是辽。宋朝的经济特别发达，在和辽做贸易的时候，赚的更多，而且在这当中，宋朝输出的文化对辽国的渗透那是相当厉害。
就因为这样，宋真宗签条约的时候没怎么犹豫，倒是萧太后那边来回周旋，还不少抱怨。
这样一来呢，就算签了条约，两边都觉着自己暗地里吃了亏，时不时就想讨回来点，可又不敢明面儿上闹不和。
于是像一些吵嘴拌舌，还有一些背地里的小手脚就变得越发常见了。
而这些都被汇集到了宋辽之间的外交里头。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只要有机会，两边就会派使臣相互往来，总共有三百多次呢——要知道，在交通不便利的那个时候，这可真是个让人吃惊的数目。
这种异常频繁的走动，不是为了装样子，而是有别的意思。
这其实就是一种打探，搞清楚对方的情况，收集相关信息。
这也是能让内部安稳的好办法，就像上面说的，两边决定议和，主战派肯定不安分，心里有气。
正好这个活儿能让他们干，都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主战派肯定会使足了劲，想借着出使的机会找出对方的种种线索。
就拿历年宋使最终到达的地方来说，刚开始结盟那会，宋使去的是边陲的幽州，双方接触也就点到为止；到了中后期，这个地方不停往辽国更深处去，还变来变去——咱们中国从古至今就没有长期派使臣的习惯。
在前朝传下来的朝贡体制当中，属国来进贡不用进京师，这是为了防止属国使臣趁机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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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宋不像唐在少数民族当中有那么高的地位和话语权，所以就得更加小心谨慎地提防每一个来到京师的外国使臣。
就因为这个，宋朝弄了个接伴和馆伴制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他们跟安插的间谍、眼线有接触，防止他们窥探一些重要的设施建筑。
二是要保护使臣的安全，不能让使臣的人身安全出问题，免得引发一系列外交事故。
每次辽国使臣来到宋朝边境，宋朝派出的接伴使就负责迎接、安排设宴，外使住在驿馆，沿途每天晚上住宿，都有馆伴使负责接待和陪同。
等辽国使臣到了京城，通常会在班荆馆摆接风宴，表示正式欢迎，接着让他们住在专门建来接待使臣的都亭驿，这个驿站一直到南宋那会还在接待外国使臣呢。
不过呢，双方当然都对这种频繁的使臣外交心里有数，就算真探听到了啥消息，那也不会是能决定生死成败的重大情报。
这么做更多是给那些“爱折腾”的大臣们找个长期的活儿，好让他们没那么多精力频繁上奏。
就像上面讲的那样，当时宋辽两边都得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稳固朝廷的秩序、平衡国内的情况，所以就算两边的统治者在私底下跟对方较着劲，可始终都不想真的动手去撕毁这表面上的那份盟约。
那时候的宋辽，就像一对关系不稳定的街坊，虽然互相看不顺眼，可低头抬头总能碰到。
【百姓安居，士人图之】
当然啦，最盼望和平的肯定是两国的老百姓。他们离都城远着呢，根本不了解朝堂上那些风云变化、阴谋诡计，就只能凭着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感觉好像两国关系还不错。
所以边境贸易越来越红火，这里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地方，各种不同的语言、习俗、生活样子不停地相互碰撞、碰到、创造出新的机会。
两国百姓之间，逐渐有了一种简简单单的友谊。
不管是啥民族、啥朝代，底层的平民百姓通常都差不多，就是想要有粮食有房子，国家太平稳定，能护着他们的家，而且在那个靠天吃饭的时期，盼着别碰上天灾人祸就行。
而两国那些受到高等教育、眼界宽广的官员，也就是士人，也都在竭力维持着这种安稳。
在这长达百年的和平时期，无数宋辽的士人付出的努力和辛劳那是相当多。而且有时候，跟对方的士人交流，就像遇到知音，能让人心里得到些安慰。
比如说有个人叫陈襄，在仁宗那个时候出使大概六十天，一路上都在尽情喝酒——北方人的性子豪爽奔放，只要接待使者，肯定是用大量的酒肉招待，一通猛喝，直到醉得不行才停下。
正好这陈大人性子直爽，不太在意那些礼节。
有记载说，他喝大醉后跟辽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还大声高谈阔论。他这种表现正合辽人的心意，所以被辽人亲昵地叫做“王见喜”。
在酒精的作用下，双方的距离居然出乎意料地缩短了，还进行了更深入的沟通。
另外，出使到别的国家，一些言行反倒比在国内更自由，在正式场合之外，双方能够暂时抛开“官员”的身份。
从天文地理谈到神鬼志异，从家里长短说到理想抱负，于炉火边、在塞外的灿烂星河下，体会来自他国的共鸣。
家里有多少人？祖父那一辈当官当到啥程度？家里有多少田产，收成咋样……
宋最得意的就是自家的文化，士人们常常带着典籍，把它们当作礼物送出去，不过典籍的滋养，好多时候未必比这种看上去轻松、实际上确切的交谈更能让辽人知晓宋的文化。
也许他们不了解“及笄”“豆蔻”的那些事儿，可要是说起家里有个粉粉嫩嫩、备受疼爱的女儿等着父亲回去，对面铁塔似的外族汉子就会放声大笑。
瞅瞅自家孩子，就懂了啥叫寸草心、三春晖。
所以，陈襄说的“所谓南北一家，自古两朝欢好，未有如此”，肯定是他发自内心的话。
在这种你来我往当中，双方高层官吏慢慢形成了一张跨国的关系网，而且这里面还有不少互相欣赏、实力相当的灵魂好友——这在前朝可是很少见的。
所以燕云那片地方虽然还没被收复，可两地却慢慢变得差不多，朝着一个方向变化。
要说中华文明啊，能包容接纳，大概就是这样，不是靠武力兵器，而是像春天的雪慢慢融化，无声无息地把其他民族的文化逐步吸收、挑选，最终融合在一起。
历经百年岁月的打磨，宋辽这对冤家好友，居然阴差阳错地同步进退，最后在差不多的历史阶段，一块儿谢幕，融入了历史的大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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