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这事儿，在如今社会挺常见，可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特别少见。不过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曾经有过这么一件诈骗案子。
诈骗分子居然大白天就从央行骗走了 20 万，那可是 1960 年啊，当时人们每月工资普遍也就三五十块，20 万人民币对普通百姓来说，根本想都不敢想，那可是一笔巨额的钱。
这事儿得从 1960 年那个还挺冷的春天说起。
【01】
1960 年 3 月 18 日傍晚，正值春寒的时候，北京街头还刮着能让人缩脖子的北风，央行总部的员工正打算结束一天工作，然后回家。
这时候，在西交民巷，有个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的人把央行总部的大门推开了，办事员瞧着这人气质文雅，好像是个当官的，就赶紧走过去，把这位突然来访的人给接待了。
“您好呀，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麻烦您马上把这个急件给曹行长。”
来人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还拿出一个紫色
的发文本，办事员依着对方的要求，在发文本上签了自己名字，然后接过了牛皮纸信封。
来人很利索地把紫色的发文本收起来，说了一句：“赶紧交给曹行长，这事儿急，别耽误。”
办事员痛快地应下了，瞅着来人走出了央行的大门，心里还夸了一句：“这人做事挺有经验，感觉像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办事员。”
办事员随后一刻也不敢耽误，拿着信封就往楼上跑去找曹行长。他先是到了曹行长秘书的办公室，见到了曹行长的秘书。秘书讲：“曹行长没在，把信封给我就行。”
办事员接着就把信封递给了秘书，秘书一瞧，信封上写着：赶紧送，5 点 40 分之前必须送到。
而且“速送”这俩字下面还画了俩圈圈，秘书觉得这肯定是情况很紧急。
当时曹行长没在银行里，秘书觉得既然要求限期送达，当时时
间已经到了，秘书怕耽误国务院的工作，寻思了一会儿，就把信封打开了。
把信封拆开以后，秘书发现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周总理做出批示：让人民银行马上拨出 20 万元。
签名旁边标着：免得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瞎造谣
1. 要能在市场上流通的旧票；
2.得要十元的票；
3. 把包装弄得好看些，七点之前一定要送到民族饭店给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秘书看完后，感觉这事儿可不一般，20 万元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并且国务院直接让央行拨款，之前从来没这样过，通常都是国务院直接找财政部拨款的。
秘书感觉这事儿不正常，不过她认真瞧了瞧周总理的签名，这签名她见了无数回，怎么瞧都觉得没问题。秘书担心误了国家大事，而且时间紧迫，当时离七点还不到一个小时。
秘书左思右想，认定周总理批示的事必须办好，估计是情况太紧急，周总理才要求特事特办。想到这，秘书就给货币发行局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准备 20 万元。
货币发行局的领导在电话那头特别犹豫地说道：“这种事以前从来都没出现过，手续也不合要求啊。”
秘书又说了一句：“手续的事儿不用操心，计划研究局马上就会下通知，这可是政治任务，必须按时弄好。”
打完电话，秘书就去敲计划研究局副局长王兰办公室的门，把事情从头到尾认真汇报了一番，王兰拿着那封信，来来回回仔细琢磨了整整五分钟。
随后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这种事，以前没出现过呀……不过这封信的字实实在在就像是总理写的。”
这时候王兰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来，打电话的人说自己是国务院办公室的，让一定把 20 万元按时准备好，说这跟国家的民族团结大事有关。
电话一接完，王兰马上就给货币发行局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准备好钱款，送到指定的地方。
就这么着，货币发行局的朱科长亲自开着“东风 CA71”，在央
行的分行金库里把 20 万的 10 元纸币点齐了，一百张纸币捆成一捆，完了把这些纸币装在两个麻袋里，还带着两名工作人员，赶往指定的地方民族饭店。
朱科长带着好多现金到了民族饭店，让两名工作人员看好装着 20 万的两个麻袋，然后自己就走到前台，打听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在啥地方。
前台工作人员朝大堂的一个角落指了指，这时候有个人从那角落里站了起来，朝朱科长走过去。朱科长瞅见这人穿着藏青色的呢子中山装，趁他走过来的当口，朱科长好好打量了这人一番，发现他风度翩翩，气质不凡（说白了，就是穿着挺特别）。
这人走到朱科长跟前，跟朱科长唠了几句，马上笑着讲：“瞅瞅，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这是我的介绍信。”
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介绍信。
朱科长认真审查了这封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
教事务部的赵全一同志到你行领取拨款 20 万元整。
以下是落款与时间。
而且在落款那儿还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这下子朱科长完全没了疑虑。再说审查的责任也不在朱科长这边，朱科长只要确保自己的交接程序合规就行。
朱科长让赵全一写个收条，赵全一就写了一张给朱科长，朱科长收好了收条，马上说用车辆送送赵全一，然而赵全一坚决拒绝了朱科长的这番好意，朱科长也不好再强求，就开车走了。
然而朱科长走了以后，这个叫赵全一的人费劲地扛起两麻袋的巨额钱款，从后门走到了一条小巷中，巷子里有一辆自行车，他就骑着自行车驮着两麻袋钱，在夜色中没了踪影。
【02】
20 万元凑齐并按规定送出去了，副局长王兰就一直等着国务院办公厅来处理善后事宜，王兰特别想让国务院办公厅告知自己，这笔钱在央行的账上到底该怎样入账。
然而一天接着一天过去了，都等到第六天了，国务院办公厅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王兰心里特别忐忑，他觉得这整件事越琢磨越奇怪，最后他实在忍不住，拨通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特别惊讶地说：“总理压根不知道这个事儿。”
王兰一听，简直像被五雷劈了一样，汗把他衣服都弄湿了，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被骗了。
王兰马上让人去核查这事，这时候大家才晓得，赵全一的介绍信纯粹是假的，公章也是假的，再给西藏工委打电话，那里压根就没赵全一这个人。
王兰到这时候才明白，有人弄了假的公函、介绍信还有批示，把央行的 20 万巨款给骗走了。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拍了桌子，气得不行：“这简直太无
法无天了，真是太不像话！”
周总理马上让公安部马上成立专案组，规定时间内破案。为防止破案时人手不够，周总理还特地调了军队里连排级的干部，让他们听公安部
的指挥。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出马，来侦破这个案子。要晓得，杨奇清那可是中国的“共和国之盾”，以前破了好多重大案件，就连万隆会议上的敌
特分子都怕他。
杨奇清负责之后，马上分成三路：
一组人去了央行和民族饭店，找见过诈骗分子的人好好描述一下这人的长相，争取根据描述把这人的画像给画出来；
二组去民族饭店展开调查，把犯罪分子进出和逃跑的路线给搞清楚；
三组把所有伪造的文书都送到技侦部门，借助技术手段来查找破案的线索。
另外，杨奇清获得批准后，把这个案子对外公布了，让群众帮忙提供破案的线索。
经过好几拨人的日夜努力，最后弄清楚了去央行送批示的那个人跟在民族饭店与人接洽的赵全一是同一个人。
并且技侦部门借助技术手段得出结论，那个牛皮信封是国务院专用的信封，收条上“人民币”的写法挺特别，只有专业的财务人员会写成连笔，把“民”字的点给省略了，看上去像“人巾”，这就表明诈骗犯大概率是干财务工作的。
用作介绍信的那种信纸是国家部门专用的，在市面上压根买不着。
把这些细节统统综合起来，专案组的人把犯罪分子的排查范围缩小了，大家都觉得，犯罪分子应该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很可能是政府机关里的财务人员。
这么一排查，范围一下子缩小了好多。为找到介绍信所用信纸的来源，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去了国家档案馆，想从档案馆的档案里弄清楚这信纸到底是哪个单位用的。
经过一番细致又繁杂的操作，终于有一天，一个工作人员大喊：“找到了。”
大家凑上前，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份外贸部给国务院的报告，那信纸跟犯罪分子用的信纸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排查犯罪分子的范围又缩小了一次，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外贸部。
就在这时候，有个售票员给出了一条线索，售票员讲，当时公交车上有个戴帽子的男乘客，行为鬼鬼祟祟的，显得特别紧张，对周围的人也格外警惕，这人的年龄跟外貌特征跟公布的犯罪嫌疑人特别像。
后来这人在王府井下了车，好像去了长安南街的一个机关大院，破案人员一查，确定当时长安南街的机关大院就只有外贸部。
于是专案组的人马上进驻外贸部，对该部财务组几个人的笔迹做鉴定，最终有了结果，那伪造文书上的字迹跟财务部叫王倬的人的笔迹特别像。
专案组的人着手在外围查王倬，王倬的同事董林，当专案组的人跟他说起王倬时，一拍大腿，道：“果真是他！”
董林讲，案发当天王倬请了一天假，后来董林问他请假干啥去了，他说带着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了。可后来董林意外发现，王母那天压根儿
就没出过门。
而且案发之后，王倬一直都心神不定的，工作时，连一些特别简单的活儿都老是出错，并且这王倬案发后变得特别敏感，行为极其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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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林那会在财务室跟大伙探讨这个诈骗案，当时大伙都讲，画像上诈骗犯的眼睛特小，董林就打趣道：“我咋感觉诈骗犯跟王倬特别像呢，尤其是眼睛，你们瞅瞅像不像。”
听到这话，王倬手一松，笔“啪嗒”掉地上了。他也不管笔，直接揪住董林的衣领，拽着董林就去找领导评理。
平常王倬这人爱跟同事们逗乐，同事们平常也总跟他逗乐，可那天董林开玩笑时，他的反应着实让大伙没想到。
就在这时候，北京市李广桥南街 3 号的群众说，最近他们住的那一块儿好像有人在烧啥，味道怪得很，一开始大家都觉着是清明节有人给过世的亲人烧纸，可这烧纸的味儿压根不对。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王倬就住在这一块儿，这儿的群众没闻错，这一片确实有人在烧纸，并且这纸很特别，居然是十元的人民币。
当时警方已经对王倬展开了监控，监控的人员瞅见王倬提个袋子扔到了垃圾桶里，警方马上把他扔的袋子取回来查看，结果发现里头全是被烧毁的十元纸币。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王倬就是那个搞诈骗的。
1960 年 4 月 5 日大清早，警方把王倬给抓了，还搜查了他家。搜查的时候，王倬的母亲又闹又滚，想拦住警方搜查，然而警方还是在他家找出了蜡纸、印油、剪碎的衣服这类作案工具，可赃款始终没找着。
警方搜查的时候，细心的民警留意到王倬的母亲老是时不时地清扫外面的厕所。警方马上在厕所展开挖掘，最后在粪坑底下挖到了一个大木箱，里面齐刷刷地放着 19 万人民币。
到这，诈骗案被破了，从案发起到现在才 18 天。
【03】
警方马上就对王倬进行审讯，这审讯过程相当不顺利，王倬坚决不交代他的罪行，明明证据都确凿了，可王倬就是死皮赖脸不认账。
然而警方的审讯专家来了一句：“埋在那样的地方，就不怕有臭味吗？”
一句话让王倬的心理防线垮掉了，到这时候他才明白，警方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就算他啥都不说，照样能给他定罪。
王倬着手把作案的整个过程交代了出来。
王倬，1924 年于辽宁沈阳出生，他原名叫王连生，小时候特别爱打架闹事，上学那阵儿老是跟一群小混混在一块儿。
不过他头脑特别机灵，就因为脑子聪明，后来考上了东北大学的经济系，毕业以后，他在北平谋了个会计的活儿，每天都能接触不少钱。
1949 年，王倬参了军，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当时军队领导为考验他，把他派到陕西的偏远地区工作。那地方条件太差了，他去了没多久就不想待了，伪造了路条，跑回了北京。
1951 年，他应聘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因为脑子好使，后来被推荐到新成立的对外贸易部，进了进出口局，在那儿当财务人员。
身为进出口局的财务人员，每天都能碰到大额资金的进出，王倬那灵活的脑袋又飞速运转起来了。
他母亲张可云老是在他耳边唠叨：“宁生贼子，不生痴儿。”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倬老是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消息，他常常看到有的人吃得好、喝得好，出门开豪车，回家住豪宅，他心里就不平衡了，觉得自己也得过上那样的日子才算没白活。
就这么着，王倬老是在找能一夜暴富的契机。
后来，有个朋友让他帮忙办北京临时户口，可当时就缺一张特别重要的手续，王倬居然伪造了这手续，还把事顺顺当当给办成了。
王倬这下明白了自己擅长伪造文书，他寻思这长处放着不用太可惜，既然有这能耐，那就得好好施展。
于是他打起了骗央行的主意。
王倬把自己的想法跟母亲张可云讲了以后，张可云特别支持他的想法，然后这母子俩就开始起劲地准备诈骗的事了。
为了能把诈骗弄成，王倬准备了足足两年多。这两年，他一边练习模仿周总理签字，一边跟母亲不停地排练诈骗的场面。
1960 年 3 月 18 号，王倬行动了，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把这母子俩高兴坏了。
然而高兴没多久，这两人就陷入了痛苦当中。
那时候，全北京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侦破那起诈骗案。这母子俩成天提心吊胆的，根本不敢把骗来的钱拿出去花，天天心里发慌，尤其是家里的那一大笔钱，让他俩日夜不踏实，就怕被人察觉，被举报给抓了。
简直是吃不好睡不好，这俩人琢磨出了销毁罪证的招儿，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给剪了，分好几回扔到垃圾桶里，还把自行车拆成了一堆零件，把赃款也给烧了。
但他们哪能想到销毁赃款是特别难的事儿，烧了老半天，也就烧掉了九千多。
为了不被人察觉，他们把赃款藏到了厕所粪坑的底下，结果还是让警方给找着了。
1960 年 7 月 28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王倬死刑，罪名是反革命诈骗罪。
一起惊人的诈骗案就这么结束了，要是早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张可云肯定不会放任王倬去犯罪，法律的网子大着呢，有漏洞也能抓住，想伸手作恶，肯定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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