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篇文章讲的是周总理和他的朋友，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这篇文章来讲讲周总理和宋庆龄之间的深厚友情。
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宋庆龄是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她曾经留学美国，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后来到了东京担任孙中山的助手，1915年，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1925年，孙中山在逝世前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初识周恩来
20年代中期，宋庆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就给了宋庆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7年8月1日，宋庆龄和共产党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担任南昌起义成功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这也是她和共产党建立诚挚友情的基础。
30年代的上海充斥着白色恐怖，但是宋庆龄依旧和共产党保持联系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共产党人。
《西行漫记》和抗战中的革命友谊
1936年宋庆龄收到了董健吾（也就是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带来的回信，当听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好，并且向她她致以问候时，宋庆龄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喃喃地说：“是吗！……”
后来宋庆龄协助斯诺和马海德得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西行漫记》一书，让世界了解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7月下旬，“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途经上海要看望宋庆龄，得知消息以后的宋庆龄非常的高兴，大清早的就让人出去购买食品，并且自己亲自动手做菜。
当周恩来等同志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 29 号宋庆龄寓所时，宋庆龄急步走到门口热情地欢迎客人。“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说着将周恩来等请到客厅。
“夫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见到您，您近来身体好吗？毛泽东及其他同志都问候您！”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宋庆龄的手，高兴、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向她介绍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她深感认同，并且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方针、政策，并愿为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真正实现而努力。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淞沪会战以后，周恩来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建议她尽快离开上海，万般无奈的宋庆龄只能去香港。到达香港以后宋庆龄宋庆龄积极从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1938 年 8 月，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同志的夫人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在姐妹般的亲切会见中，邓颖超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亲切问候与致意。
太平洋战争以后，香港被日本占领，宋庆龄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最后几个小时才离开的香港到了重庆。到了重庆的宋庆龄面对的是监视和威胁，但是她毫不畏惧依旧在工作中，后来更是将将一架国外捐来的大型 X 光机，设法运到延安，给解放区人民以极大的支援。
在重庆，宋庆龄多次和周恩来相见，1942年底为了欢送董必武等同志返回延安特意盛行举行了盛大的茶话会。
周恩来同志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对她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开怀大笑。
壁炉架上挂着的两株稻穗金灿灿、黄澄澄，这是入秋以后，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她
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继续讲道：“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禾穗，放在右手中，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客厅里的宾主都为周恩来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所感染，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杯祝愿人民的胜利早日到来。七年后这两株禾穗挂在了国徽之上。
新中国时期友情更加朴素和真挚
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邓大姐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行前，周恩来又亲书一函：“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接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邓颖超恳切地陈述自己专程来上海陪孙夫人尽快北上的使命。宋庆龄听后，沉思良久，她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的确，宋庆龄两次到北京都是和悲痛连在一起的。一次是 1925 年，她尊敬的导师、挚友、丈夫孙中山先生病逝在北平；一次是 1929 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她到北平手扶丈夫的灵柩，出了北平。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所以一提北平，她就感到伤心。但是在邓大姐的劝说下她还是同意北上。
9 月 1 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到达了金秋时节的古城北京。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在站台上迎候……
在首届政协会议上，宋庆龄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最后，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9年10月1日，她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并排站在一起的宋庆龄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
1950 年，周恩来、邓颖超收到宋庆龄的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宋庆龄
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的深厚友情。
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宋庆龄总要给她相识的共产党人送些礼品。有一次，周总理请人转告宋庆龄，不要这样费心了。宋庆龄欣然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解放以后，非常好客的宋庆龄很少请周恩来同志到家中做客、吃饭。跟随她多年的秘书感到疑惑不解，就宋庆龄。宋庆龄解释说：“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秘书又建议是否让邓颖超同志来家中，宋庆龄又说：“不必了，要让邓大姐腾出时间照顾总理的生活，协助总理处理一些事务。”可见宋庆龄是多了解周恩来，更是体谅他的辛苦。
1952 年初，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此后宋庆龄更是费尽心力的想要办好这份报刊。
时间到了1975年，此时的周总理病重，为了使总理早日康复，宋庆龄亲自将自己家的鸽子蛋一个个积攒起来送给周恩来同志吃。
有一天，几位工作人员在宋庆龄住宅的湖里打上了一条 23斤半重的大胖头鱼，他们对宋庆龄说：“首长，这鱼多大！今晚上让李妈给您烧鱼吃，好补养身体。”宋庆龄马上说：“谢谢大家，这条鱼还是先留着吧！”说完，进屋就嘱咐秘书：“那条大鱼请你尽快送到总理那里去，总理现在更需要补养身体！”原来，她听说近一个时期，周恩来同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十分挂念，所以这条大鱼她舍不得吃，赶紧让人趁新鲜把鱼送给了周总理。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这使宋庆龄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常静静地独坐着流泪，不住地叹气：“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83 岁的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悼念活动，并且发表了寄托自己哀思的《怀念周总理》一文。她深情地写道：“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周总理的一生有很多的朋友，宋庆龄和周总理的革命友谊更是让人感到感动，他们的友谊必将留在史册，留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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