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高祖刘邦以诛戮功臣之故，遂蒙刻薄寡恩、忘德负义之讥，遭讽万年。
然人皆未知，刘邦未登大宝之先，素以敦厚仗义著称于世。较于项羽之残忍嗜杀，刘邦以“忠厚长者”之誉，为秦末群雄所共仰。迨至暮年，忽变前辙，接连诛韩信、彭越、英布等勋臣，致招千古骂名。
后人多惑其故，以为高祖既已威震四海，何必自污？实则深究史乘，可知刘邦虽貌似权柄在握，实则危如累卵，汉室江山乃至其身家性命，皆岌岌可危。
夫刘邦者，自心或不愿戮功臣，尤不愿害如韩信之盖世奇功者；然身为权力之辗转者，不得不为也。
自华夏肇基，至于汉室之兴，凡二千年矣。汉初之局，可谓“二千年未有之大变”。
秦二世而亡，素衣刘邦崛起，摧项羽于楚地，是乃贵族朝政之终，布衣将相之始也。旧制既崩，新制未立，帝王之道，首在平衡。
纵观刘邦旗下，派系纷纭，制衡之难，可见一斑。
其一者，刘氏皇族，汉家之核心也。
其二者，功臣之派。又分三途：
异姓王者，如韩信、英布、彭越辈，地广兵强，几与刘邦相抗；
元从功臣，如萧何、张良、曹参等，虽无独立之兵，然亦势力不小；
外戚之族，吕氏为最，于汉室建政之功，不可没也。
刘邦既平项羽，乃谋所以安内之策。首承异姓王之封，以分其势；次封元从功臣及吕氏为侯，以固其权。
然汉初功臣之盛，过于后世；刘邦执政之基，亦最脆弱。故高祖非独夫之帝，乃纷杂朝政之盟主也。
自此，皇权与功臣之争，已伏其端。高祖在位八年，岁岁征战不息，擒韩信、征匈奴、灭陈豨、讨英布，劳苦殊甚。
后人论史，或以为高祖何不早行集权之策？然集权之事，言之易而行之难。高祖所以分权，实不得已也。
开国之君，能成绝对集权者，不外二途：
一则军功盖世，如刘秀、李世民之属，功臣皆为其所驭，无可替代；
二则亲族得力，如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诸子皆英雄，可承其业。
而高祖既无超人之武略，又无得力之亲族，故不得不分权以安内。其兄弟子侄，或庸碌无能，或年幼未壮，皆不足恃。
是以高祖虽欲集权，而势有所不能也。
为势所迫，刘邦乃慷慨分权，以笼络部属与盟友之忠诚。其慷慨之举，广结善缘，而疏敌之众，终致项羽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然分权易，集权难。爵位、疆土既授，岂能以一诏而尽收之？此诚为梦呓之言也。
更甚者，刘邦起兵晚，起点卑，其盟友、臣子初未信重之。
《史记》载刘邦母梦龙而生，虽添神圣之彩，然于元从诸将而言，实乃笑谈。萧何、曹参、夏侯婴等，皆刘邦旧识，知其底细，闻梦龙之说，恐皆心中暗笑。
诸侯王之视刘邦，尤甚轻视。刘邦在时，诸侯尚有所忌惮；一旦崩逝，彼等安能复尊汉室？其后嗣又安能臣服刘氏？
实则刘邦未崩，诸侯已叛。称帝未几月，燕王臧荼首举反旗。幸而燕弱，臧荼速败，刘邦乃以发小卢绾代之。
臧荼之事，使刘邦警觉，知非整肃异姓王不可。
韩信之存在，尤令刘邦寝食难安。于是用陈平之计，伪游云梦，诱捕韩信。韩信既擒，群臣咸请诛之。然刘邦念及旧情，特赦韩信，改封为淮阴侯，软禁长安，厚禄以养之。
未及一年，韩王信勾结匈奴作乱。刘邦亲征，困于白登，几至不返。脱险后，过赵王张敖，怒其无能，痛斥之。
张敖臣贯高等愤而起谋，设伏于厕，幸刘邦改道，得免。
不久，贯高事泄，张敖被废。
又二年，赵相陈豨叛，占赵国数十城。传韩信居长安，与陈豨通谋，虽真伪难辨，然吕后、萧何以此为由，诛韩信于长乐宫。
韩信之死，如火药之引线，局势骤变。刘邦闻之，喜忧参半。喜者，去一大患；忧者，恐彭越、英布等心生异志。
刘邦遂先下手，捕彭越，流之蜀地。彭越途中遇吕后，吕后擅杀之。
刘邦与吕后一唱一和，刘邦示恩，吕后行狠。
彭越既死，其肉被烹为酱，赐英布。英布惊惧，遂反。刘邦年近七旬，犹亲征之。虽败英布，然中箭受伤，此箭终致刘邦崩逝。
韩信、彭越、英布既亡，卢绾亦反。卢绾败走匈奴，刘邦所封异姓王，仅存长沙吴芮。吴芮之存，因其地僻且无子嗣也。
至此，刘邦终除异姓王之患。然权力游戏方兴未艾。
刘邦所以能稳坐江山，吕后之力不可小觑。二人共治天下，刘邦主“厚道”，吕后则“残酷无情”。故史有“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之说。
刘邦出征在外，吕后坐镇洛阳、长安，几同“副皇帝”。及韩信、英布、彭越等皆诛，刘邦始觉吕后势力已不可制。
吕后手有两大王牌：太子刘盈及吕氏亲族。
知子莫若父，刘邦知刘盈柔弱无能，非吕后及群臣之敌。
于是刘邦有易储之念。废刘盈，即是对吕后及吕氏外戚之釜底抽薪；立英主，则可镇服朝中奸佞。
刘邦属意爱妾戚夫人之子刘如意。如意虽幼，而刘邦以为“类己”，有望继承大业。
及刘邦欲废太子刘盈，方知此事非易。吕氏外戚与元从功臣，皆力保刘盈，以其仁弱易于驾驭，远胜潜在之英主。且萧何、曹参、夏侯婴等，皆刘盈之旧识，与刘如意无情感之基。
帝者，实为利益集团之代言人。无众人之拥戴，帝言亦无力。
刘邦尤绝望者，乃张良亦被吕后笼络，加入其阵。
张良者，汉初群臣中大贵族也，五世相韩，曾为刘邦至亲至信之臣。刘邦欲封张良三万户，其信任喜爱之情，可见一斑。
然于废太子之事，张良竟助吕后，其精妙谋略，转而为吕后所用。张良筹谋，“商山四皓”隐士，亦立于太子刘盈之侧。
刘邦至此方悟，吕后与太子羽翼已成，举世皆附之。
刘邦一生坎坷，终能笑至山巅，然于吕后面前，竟一败涂地，成孤家寡人。
废太子之事既败，历史遂入尾声。吕氏称雄朝廷，势不可挡。刘邦余生，尽在忧虑愁苦中度过。
征英布还，至沛县，见父老，刘邦悲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汉家群臣虽猛将如云，然皆各怀异志，为门户私计。刘邦深知此点，故忧心忡忡。
为身后计，刘邦于弥留之际，安排辅政大臣萧何、曹参、王陵及周勃、陈平。
周勃、陈平者，实乃刘邦对吕后最后之杀招。
刘邦洞察秋毫，知吕氏与功臣集团暂合必分，未来必有争斗。周勃军中威望高，质朴少文，无争位之心；陈平智计百出，然心术不正，难以独任。
故以周勃为主，陈平为辅，必能制吕氏之祸。
又诛同乡好友樊哙，以其为吕后妹夫故。刘邦欲于临终之际，再削吕氏之势。
刘邦崩后，刘盈继位，果不负所望，朝政尽归吕后。刘盈崩，吕后称制，立少帝，废“非刘不王”之誓，封吕氏为王。
此举激刘氏皇族、功臣集团与吕氏之矛盾。
吕后崩，功臣集团与齐国诸王联手，尽诛吕氏。更骇人者，周勃、陈平等竟言少帝及宫中诸子皆非刘盈之后，遂一并诛之。
由是观之，功臣亦非善类。所谓“忠臣”，不过背叛之价未足耳。
吕氏及少帝既灭，功臣迎代王刘恒入长安，是为汉文帝。文帝亦非易与之辈，其王后及四子皆横死。盖王后出于吕氏，四子皆吕氏之外甥。若不死，功臣岂能容文帝称帝？
故权柄角逐，全员皆恶，无一无辜。若刘邦有知，恐不仅诛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周勃、陈平等亦难逃其咎。
后世有朱元璋清洗群臣，不问异姓与否，但有不顺、威胁皇权者，皆诛之。相较之下，刘邦实已心慈手软。
读史者曰：
刘邦诛功臣之事，非以道德论之，而应以政治观之。
帝王诛功臣，皆出于现实政治之考量，非嗜杀成性也。
此刘邦由厚道长者蜕变为屠杀功臣之因也。
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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