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成功治理洪水，无疑是夏朝诞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象
征着那个时代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时所展现出的智慧与决心，为夏朝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记》里提到，尧去世后，舜帝便让大禹去治理洪水。大禹不辞辛劳，历经了长达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让九州的大山得以规划有序，河道也都被疏通得畅通无阻，就连那些湖泊边缘也筑起了坚实的堤坝。四海之内的各个诸侯，都纷纷前来表示臣服和归顺。于是，舜帝在天面前举荐大禹，让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又过了十七年，舜帝也离世了，大禹便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天子的宝座，建立了夏朝，他的姓氏是姒。
大家耳熟能详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度，已经传颂了数千年之久。而夏朝的诞生，仿佛是大禹成功治理洪水之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单靠治水赢得民望，继而成为天下之主，这种事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实际上，那些记录大禹治水事迹的史官们，对于这段故事也心
存疑虑。以《史记·夏本纪》为例，按道理说，禹作为舜帝生前钦定的接班人，他的即位应当是水到渠成的。然而，现实情况却颇为微妙，大禹选择了“婉拒舜帝之子商均，转而在阳城建都”，这一举动显然是在有意避开商均，自立门户。
除此之外，历史典籍中也详细记载了禹与启这对父子，他们通过诸如平定防风氏之乱、征讨三苗部落、以及战胜有扈氏等充满硝烟与暴力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实际上揭示了，远古时代并非儒家所描绘的那般一片祥和，部落之间的权力更迭，终究还是取决于力量的较量。否则，像孙叔敖、西门豹、李冰、郭守敬这些在治水领域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早就可能凭借他们的成就，自立为王，建立自己的国家了。
关于夏朝的建立，我们不禁好奇，这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故事与历程呢？
简而言之，殷墟这个地方因为有了甲骨文和古籍的双重证据，我们确信它是商朝中晚期的都城。再顺着这条线索，我们追寻同一族群的文化脉络，往前追溯，找到了与晚商文化紧密相连的早商二里岗文化。这一文化的代表
遗址，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它们展示了与晚商一脉相承的文化遗产。
早于早商时期的二里岗文化之前，我们还发现了两种重要的文化遗址，它们分别是二里头文化，其核心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的偃师地区，以及下七垣文化，其中心遗址则坐落在河北邯郸的磁县。这两种文化在时间线上都早于二里岗文化，为我们揭示了更早的历史时期。
在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传承脉络，不过下七垣文化的规模相对较小，并未发展出庞大的城市聚落。相比之下，二里头文化则展现出了非凡的壮阔景象，其核心遗址区域内发现了庄严的宫殿建筑、专业的铸铜工坊、精心布局的墓葬群，以及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这些无不彰显着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并未展现出直接的继承联系，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各自独立地绽放着光彩。
当二里头文化逐渐衰退之际，位于河南的偃师商城引领着二里
岗商文化的兴起。原先，在河南郑州的西北方，有三座具有军事性质的二里头文化城邑——大师姑、新密市的望京楼和平顶山东的蒲城店，它们在二里头文化的第四阶段遭受了破坏并被遗弃。然而，在这些遗址上，人们重新建造了具有鲜明商文化特征的城邑，标志着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
【夏朝的消亡时间找到了，那么它的建立时间又在什么时候呢？】
当前，我们利用碳14技术对二里头文化一期进行的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其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这个时间范围距离我们推定的该文化末期不到两百年。然而，这与古代文献《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夏朝长达471年的统治时期并不吻合，这引起了我们对于历史记载准确性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不禁要问，是历史的记载有误，还是我们尚未全面发掘出夏文化的遗迹呢？从现有的众多线索来看，似乎更倾向于是后者。
当我们探讨陶寺遗址的身份认定时，不得不提它坐落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独特地理位置。这里不仅挖掘出了龙山文化时期极为壮观的城池、王者之墓、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古老的观星台，还有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遗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代史籍中记载的“尧都平阳”高
度一致，仿佛历史的回响在这里找到了实体。而通过碳14技术的精确测定，我们得知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活动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300年到1900年之间，这恰好与夏朝终结后的四五百年时间相吻合，为我们揭示了一段辉煌而又神秘的历史篇章。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山西陶寺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对陶寺遗址的界定有了新表述，它被认为与古代传说中的尧都高度吻合，这一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再来看看大洪水时期的背景情况。中国科学院的杰出学者刘东生院士，以及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吴文祥教授，他们共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大约在4000年前，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寒，这是自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显著的降温。这场冷酷的寒潮始于公元前2300年至前2200年之间，它不仅迫使植物群落向更温暖的地方迁移，还导致了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成灾，最终在前2000年左右达到了灾害的顶峰。
我们要谈的是石家河文化的消逝，这个文化的心脏地带就在湖北的天门。通过考察它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特征，像俞伟超这样的考古学者将其归类为古代三苗人的遗迹。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家河文化遭受到了
来自河南龙山文化（特别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强大冲击，这股力量从北方汹涌而来。就在这个时候，石家河文化仿佛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而这一现象恰好与历史上的“禹征三苗”事件相吻合。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大禹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且夏朝也是在那时建立的话，那么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大禹受命治理洪水，以及他后来征讨三苗等历史事件，就都能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相吻合了。这同时也验证了夏朝历史长达400年以上的说法。
现在，当我们谈及国内对夏朝历史最为权威的研究时，不得不提到《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这部重要著作。它经过严谨考证，将夏朝的起始时间锁定在了大约公元前2070年的时期，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样的表述既保持了原文的核心观点，又采用了更加贴近生活的语言和流畅的句式，使得信息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这不禁让人心生另一个疑惑。
必须一提的是，新砦遗址占地约百万平方米，虽然面积上不及先前的陶寺遗址和后来的二里头遗址那样广阔，其文化影响力也并未像二里头文化那样在洛阳为中心，广泛覆盖晋冀鲁豫等多个地区。相反，它似乎只局限于郑州新密的一小块地方，给人的感觉并非是一个广泛影响力的王权政治中心，而更像是一个古老的国都城市。
新砦文化的确切年代范围是从公元前1880年一直到公元前1740年，这段时期的文化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所吸纳和延续。然而，即便将新砦期的历史也计算在内，我们依然发现，从夏朝最早期的考古遗迹算起，到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考古遗迹结束之间，存在着一个大约200年的时间空白。
这实际上说明，在从大禹治理洪水到夏王朝真正兴盛起来的这段漫长岁月里，大约有200年的时光仿佛被历史遗忘了一般，留下了空白。那么，在这段悠久的时光里，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变迁呢？
当我们从考古学的视角，对龙山文化时代直至二里头晚期夏文化之间那漫长的数百年历史进行深入剖析与串联时，不难洞察到这样一个事实：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寒气候，原本栖息在内蒙古中部与山西中部区域的老虎山文化族群，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向南迁徙。这一迁徙潮导致了临汾盆地曾经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逐渐走向衰败。在陶寺文化的晚期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许多城市被摧毁、墓葬被破坏的遗迹，这些迹象都指向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残酷现实。
陶寺遗址，原本并不见鬲这种器皿，唯有斝存在。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一种显著带有老虎山文化特色的双鋬鬲突然大量涌现，这一现象透露出，陶寺的消失与北方族群向南迁徙有着直接的关联，正是这些迁徙者导致了陶寺的毁灭。
实际上，当时甘肃地区的齐家文化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向东南方向的迁徙浪潮。这一迁移行动，导致了陕西宝鸡一带的客省庄文化（即陕西龙山文化）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在洛阳盆地，人们惊奇地发现了齐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束颈圆腹罐的踪迹。更令人瞩
目的是，随后在二里头文化中崭露头角的青铜环首刀、铜戚、斧等器物，其设计灵感和形制都能在齐家文化的遗物中找到相应的原型，仿佛是在诉说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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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绵延百年的气候异变，绝非史书上轻描淡写的洪水所能概括，它实质上引发了华夏大地上的一场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移。在这场迁移的浪潮中，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卷入了一场场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争夺的不仅是土地，更是生存的权利和希望。
在那一场震撼历史的世纪大乱斗里，夏朝的前身——夏族群体，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这是否引起了你的好奇与遐想？
之前我提到过，石家河文化，作为古三苗的遗迹，遭遇了来自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冲击，这一事件被普遍视为“禹征三苗”历史传说的现实映照。
【那么王湾三期文化是不是大禹的夏后氏部族文化遗存呢？】
在早期，王湾三期文化的覆盖范围其实并不广，仅仅占据了大约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面积和我们熟悉的河南信阳市差不多大。而且，在
这片区域内，由于崇山南北的自然分隔，还进一步细化出了煤山类型、王湾类型等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变体。
在各个地方的历史遗址中，登封王城岗遗址和禹州瓦店遗址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它们不仅占地面积广阔，而且等级显赫，堪称翘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登封王城岗这一地方，正好与史书中记载的禹都阳城相吻合，这无疑为这一地区增添了更多的历史韵味和神秘色彩。
到了王湾三期文化的繁荣阶段，其覆盖的疆域已经相当广阔，总面积跨越了惊人的2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囊括了整个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还延伸到了山西的西南部、湖北的北部以及西部地区。但值得留意的是，豫东地区却似乎成了这一文化影响下的“空白地带”，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说明。
王湾三期文化，随后是新砦文化，再到二里头文化，它们一脉相承，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文化发展轨迹。鉴于二里头文化已被广泛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文化代表，我们仔细观察王湾三期文化的特征和分布范围，尤其是它与“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的关联，不难推断出：王湾三期文化正是大禹所属的夏后氏部族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这样的理解，既符合历史逻辑，又贴近我们的日
常生活认知。
在那个时期，夏其实更像是一个在中原地区崭露头角、颇具实力的部落联盟，而在这个联盟中，我们不难发现甘肃齐家文化群体的独特贡献。正是他们，为早期的夏文化注入了青铜元素，这些元素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豫东地区的情况。】
在王湾三期文化席卷各地之际，豫东地区悄然绽放着一个独特的造律台文化风貌，它并未融入夏部落的庞大联盟之中。然而，当中原大地步入王湾三期文化的尾声，登封与禹州两地略显疲态，而与此同时，作为夏部落联盟一员的新砦却异军突起，其内部深深刻上了造律台文化的烙印，并将这份文化遗产传递给了后续辉煌的二里头文化。
假设我们把王湾三期文化视为禹和启时代的遗迹，二里头文化则看作是夏朝末期的遗存，那么在它们之间的这段未被明确记录的时间里，夏朝内部很可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内部冲突，或可称之为“内战”。正因如此，二里头文化中才突然融入了豫东造律台等来自东方的独特文化元素。
关于豫东造律台文化的族群归属，现在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观点认为，这其实是东夷族群的文化代表，比如后羿、寒浞等历史人物所引领的文明。据传，他们向西扩张，成功击败了以王城岗为代表的夏部落，并在此
地掌控了长达五十年之久。随后，当少康重振夏朝，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湾三期、新砦以及豫东造律台等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这种多元化的特点最终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二里头文化的形成。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豫东的造律台地区是承载有鬲或有虞氏文化的重要遗址，而少康正是凭借这一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复兴了夏朝。因此，在二里头文化的诸多特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东方的文化元素和影响力。
不管我们如何猜测，夏朝的诞生过程远比历史文献所描绘的更加错综复杂。或许，它是在多个部落间的激烈冲突与交融之后，夏文化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直到公元前1750年，以二里头文化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才真正展现出了一个统一中原大地的夏朝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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