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在敌后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有一群地下
工作者潜伏在敌人的心脏内。他们游走于龙潭虎穴之中，每天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隐藏起自己的万千思绪，于无声处建奇功。李茂堂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他用自己的机警和智慧，在敌人内部潜伏了15年，他对党的忠诚天日可鉴。
1931年4月24日，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掌握着整个上海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住址，他的叛变使整个中共地下党岌岌可危。4月25日武汉行营发来“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可是因为那天是星期六，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假，绝密文件被他的秘书钱壮飞译出（我党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卧底），接到通知的周恩来等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让敌人的计划落了空。
我党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及时撤离，但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还是在叛徒的告密下，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杀害，直到1935年顾顺章被秘密处死在苏州监狱，上海的党组织才得以重新活跃起来。
此时徐恩曾急于抓住一个叫李茂堂的人，因为只有李茂堂知道，上海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员王超北在哪里，而王超北背后，则是整个上海的中
共党组织。他打算通过抓捕李茂堂，引出王超北，再彻底摧毁在上海立足未稳的中共党组织。
李茂堂是陕西渭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意志坚定，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中，从来都是谨小慎微，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叛徒”。1935年9月，徐恩曾得知中共陕西常委扩大会议要在西安召开的消息，于是安排中统特务对与会现场进行了围捕，在场的所有人员都被特务带走，唯有时任中共安康特委书记的李茂堂，因为没按时赶到会场而逃过一劫。
徐恩曾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投降，他就立刻放了所有被捕的人。”李茂堂回到渭南老家待了两天，还是为了被捕的同志们着想，主动向徐恩曾“投案自首”。可国民党向来是出尔反尔惯了，答应放的人一个没放，李茂堂也身陷囹圄。他被送到了“南京反省院”进行“思想改造”，国民党企图对他们进行洗脑，让他们背叛共产主义。
关押一段时间后，李茂堂又被转囚到上海，徐恩曾派出了原来的陕西省委书记，叛徒杜衡来劝降李茂堂。这个叛徒曾在被捕后立即投降，并在狱中写下“自白书”，还供出了所有他知道的陕西共产党人，使陕西各级党组织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李茂堂真的很想一枪毙了这个叛徒，但是作为共产党员的理智告诉他，现在不是硬碰硬的时候。看着杜衡那张无耻的嘴脸，李茂堂没有怒斥他，反而立刻就“投降”了，而且他顺水推舟，提出他可以在上海抓捕王超北。徐恩曾高兴极了，立刻就派了一大帮特务跟他一起去。
在当时中国的谍报界，有着“南潘北王”之誉，“南潘”指的是潘汉年，“北王”就是王超北。王超北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央中共特科派遣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他不仅和上海特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非常了解。
李茂堂在上海街头，一直带着特务兜兜转转，直到把特务转得不耐烦，不愿意跟着他走了，才得以喘息片刻。李茂堂秘密联络到了王超北，把敌人的破坏计划和自己假装投降的计划告诉了王超北，请王超北代替他给组织传
话。
为了掩护王超北撤离，李茂堂跟特务说，他知道王超北过两天就要在上海火车站坐车去往天津，到那时所有人集中在火车站抓捕他就行了。暗
地里王超北早已经提前一天买了火车票，结果一大批特务扑了个空，王超北成功撤离到天津。
虽然李茂堂放走了王超北，但是不知内情的徐恩曾仍然打算重用他，要说徐恩曾看人的眼光，还真是“不一般”。他先后看中的钱壮飞和李茂堂，都是精明强干的人，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个人居然都是共产党。晚年在台湾的徐恩曾每每想到这两个人，都悔不当初。
这时候的李茂堂也很痛苦。他已经成为了中统特务，不可能离开国民党，也不可能回到党内，因为中统已经把他投降的消息散播出去，对于党内很多不知情的同志来说，他就是一个叛徒。李茂堂只能在纠结中等待王超北的消息。
王超北撤离以后，立刻和在天津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汇报了李茂堂的情况和计划，王世英坚定地说：“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叛变！”他派王超北给李茂堂送话：“打入敌人内部，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貌似越反动越好。”
从这以后，李茂堂基本上就和我党失去了联系，党也内很少有
人知道他的绝密身份，他只是在1936给党送过一句话：“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我一定在敌人的肚子里搞垮他们。”李茂堂刚刚进入军统时，资历很浅职位也很低，只是从事普通的收发工作，然而他很会把握时机，在“西安事变”后主动营救蒋介石的举动，让他在国民党内平步青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目的就是让他“停止内战，共御外侮”。在南京的徐恩曾等人听到消息，都在焦急地商量着营救他的办法，可是主意出的一个比一个好，就是没人愿意去执行，李茂堂心里嘲笑着这群不中用的草包，用手一拍桌子：“我提议开飞机去西安营救委员长，我愿意前往。”
徐恩曾大喜过望，立刻同意了李茂堂的计划，于是在1936年12月下旬一个漆黑寒冷的夜里，一架飞机在西安郊外降落，李茂堂从飞机中走出来，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他先是藏在亲戚家中，然后化妆成农民的样子准备进城，可是当时东北军听说有飞机降落后，在城门和城内紧急戒严，李茂堂没有
躲过严格的盘查，被东北军看出了破绽，五花大绑送进了监狱严刑拷打。
张学良知道李茂堂是中统派来的特务，严厉地要求他说出南京方面的动向，可李茂堂不管怎么威逼利诱，就是不肯说话。于是东北军对他动了重刑，李茂堂被打得只剩一口气，还是不肯说一个字，气急败坏的张学良要求24小时内必须有审讯结果，如果没有就地枪决。
李茂堂的沉默使张学良失去了耐心，他下令将李茂堂带出去枪毙。就在12月17日的这一天，中共中央代表团及时赶到，与蒋介石经过磋商，确定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政策，李茂堂这才逃过一劫。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秘密接见了李茂堂，指示他继续潜伏，寻找机会。
之后李茂堂平安返回南京，他敢孤身一人去西安的壮举，让蒋介石和徐恩曾都对他青睐有加，在中统内部声名鹊起。李茂堂利用这个机会，努力表现自己，他在常州查实了国民党要员的亲信，往敌占区私运粮食和水银等战
略物资，中饱私囊的事情，肃清了国民党内一部分腐败分子，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
李茂堂作为我党“顶级情报人员”，后来被中统重用，这在近代情报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一幕。中统和军统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因此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非常看重能力过人的李茂堂，欲意将其提拔为自己的嫡系，将来对付军统。考虑到李茂堂资历尚浅，贸然提拔会引发争端，所以徐恩曾先后让李茂堂在甘肃和兰州历练，时机成熟后再把他调到西安任职。
1940年蒋介石“反共”之心又起，他命令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先后占领了边区的五个县，此举对我党十分不利。我党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找到王超北，说明了边区遭到胡宗南严重破坏的情况，他希望王超北能建立起秘密电台，掌握敌人的动向，也保证能够及时与中央取得
联系。
王超北从上海弄到了一部电台，建立起了双方的联系，但是我们还需要潜伏的情报人员发出情报，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系统。伍云甫派王超北秘密联系李茂堂，与组织失去联系已久的李茂堂喜不自胜，表示一定会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请求徐恩曾兑现诺言，把他从兰州调回陕西工作。徐恩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任命他为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
李茂堂就这样掌握了中统的重要动向，国民党的会议记录被一次次送到延安，甚至连中统局的密码本，也送到了中央情报部。中统的所有秘电，都被中央轻而易举地破译，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个被误会为“叛徒”的人。他游走在虎穴龙潭之中，死亡如风，随时都可能夺取他的性命，但是为了身后的党组织和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他从不退却。
深入虎穴多年，李茂堂敏锐地发现了时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
和副局长徐恩曾的矛盾：朱家骅虽然比徐恩曾职位要高，但徐恩曾是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亲信，权力都掌握在他手中。朱家骅野心很大，也在中统内培植了自己的势力，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就是他用来对于徐恩曾和李茂堂的一把刀。针对这一矛盾，李茂堂和王超北精心策划了一个“我抓我自己”的计划。
在1943年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年会上，王季高刚准备发言，李茂堂就“噌”地一下站了起来，质问王季高为什么要扣押CC系写给上级的报告。还没等王季高说话，外面埋伏的一群CC系特务就一拥而上，把王季高打得头破血
流，委屈的王季高把这件事告诉了朱家骅，朱家骅又一纸诉状
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怒，立刻派人把李茂堂押到重庆候审，李茂堂带着手铐脚镣，被关进了大牢里。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听说李茂堂被关了起来，就向蒋介石状告
朱家骅和王季高，把他们平时结党营私、横行霸道、贪污腐败的老底都揭了出来，强烈要求释放李茂堂。民国时流传着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氏兄弟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从这件事情上展露无疑，没有背景靠山的朱家骅自然败诉，他原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位由陈果夫接替，王季高的职务也被陈氏兄弟的亲信谷正鼎取代。
在大牢里待了几天的李茂堂，被CC系派专机接回了西安，还特意给他召开了庆功宴，徐恩曾任命他为中统陕西省调统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李茂堂和王超北的精心策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从此李茂堂不仅在整个陕西一手遮天，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破坏了敌人的阴谋。
1944年，谷正鼎在陕西建立了一个集中营，里面关押的都是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谷正鼎知道国共合作期间，他们没有理由关押其中无辜的爱国青年，但是把他们放出去，国民党的暴行就会被公之于众，于是谷正鼎打算派一个叛徒混入集中营，蛊惑学生们越狱，然后他就可以以暴动越狱为名，将这些人全部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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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鼎对李茂堂毫不怀疑，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李茂堂，李茂堂立刻通知了西北情报处，要他们给狱中同志传递消息，警惕混入集中营的特务。当特务带头越狱的时候，早已知情的同志们立刻把他按在地上，活活打死了。谷正鼎想破脑袋也没想到，让他计划破产的就是他信任的李茂堂。
李茂堂还利用他的公开身份，将国民党派到陕甘宁边区的20多名特务名单挖了出来，把边区所有特务一网打尽。对于被捕的同志，他能营救就
积极营救，不能直接营救的就选择在黑夜假枪决，让他们趁机逃跑。李茂堂还以自己的临危不惧，赢得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信任。
1945年抗战胜利，李茂堂听说王超北要回延安汇报工作，他也想回去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顺便看看儿子。在潜伏的十几年里，李茂堂的儿子李克前始终认为父亲是叛徒，说父亲“不是个好人”，这让李茂堂伤透了心。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回延安，李茂堂向胡宗南请示，他打算化名为张怀中，到延安去刺探中共情报。
没想到胡宗南一拍桌子：“我就知道你是共产党！”说完就让人把李茂堂拉出去枪毙。李茂堂不慌不忙，跟着卫兵从容地走出门去，胡宗南又叫住了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李茂堂平静地说：“我李茂堂对党国赤胆忠心，你要杀就杀，我问心无愧。”到了刑场，李茂堂仍然是面不改色，胡宗南下令开枪。
然而一声枪响过后，李茂堂并没有被枪毙，士兵们只是冲着天开了几枪，李茂堂还没反应过来，胡宗南就满脸堆笑地说：“我是害怕你以前当过共产党，现在回延安去投降，这才试探你，不要在意。”
当天晚上胡宗南还特意设宴给李茂堂压惊，酒过三巡李茂堂忍不住流泪：“我都抽上大烟了，共产党要我这样五毒俱全的废人做什么呢？其实李茂堂也是真的难过，他为了更像一个特务，不惜抽上了大烟，以损伤身体的代价获取中统的信任，想来这样一个大烟鬼，共产党不会接受，国民党也不会怀疑。胡宗南见李茂堂如此难过，也就不再怀疑他对国民党的忠诚。
1945年8月，李茂堂以国民党视察员的身份去往延安，和他同行的还有王超北。李茂堂在汇报完工作之后，提出了重新办理党籍的请求，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特批他为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王超北为处长，继续潜伏在敌人内部。
为了让李茂堂回去能够交差，我党把本次“中共七大”中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让李茂堂带了回去，对国民党就说这是他搜集的情报。我党还特意在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李茂堂在边区散播反动言论，窥探我党内政机要，是不受欢迎的人。
因此李茂堂一回到中统，就被当成英雄一样崇拜，胡宗南把很多核心机密都告诉了李茂堂，包括陕西调统室的密码本都掌握在李茂堂手里。这个重要的密码本自然被送到了延安，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秋，胡宗南在小雁塔召开秘密会议，会议中提到中共西安地下情工作者“胖子”的具体位置被发现，准备在晚上12点对其进行抓捕。李茂堂心急如焚，他知道“胖子”就是王超北的代号，此时距离12点只剩两个多小时，会议却迟迟不见结束的迹象。
李茂堂急中生智，装作毒瘾发作一头栽倒在地，胡宗南见状赶紧结束了会议，让人送他去医院。到了医院，李茂堂立刻给妻子打电话，告知了敌人抓捕王超北的计划，妻子通过秘密渠道奇园茶社，把消息传递出去，王超北和情报处的同志们得以及时撤离。
1947年，中统改组为“党通局”，新上任的局长叶秀峰不待见李茂堂，让自己的心腹向离取代了李茂堂的地位，李茂堂不慌不忙使出了一招连环计。他得到了国民党企图在败退之际，炸毁整个西安城的计划，在他得到的向离派遣炸毁西安城特务的名单上，有一位负责执行的“重量级特务”，李茂堂派人在火车站暗杀了那名特务。
向离惊慌失措，他知道特务被暗杀，意味着他的特务名单已经暴露，如果让顶头上司叶秀峰知道此事，他的官运也就到头了。无奈之下，向离只好启用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填补那个特务的空缺。谢维杰是李茂堂的老战友，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他填补空缺，李茂堂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很多潜伏特务的名单。
之后李茂堂利用二科科长王克平和向离的矛盾，让王克平去南京状告向离泄露特务名单的事情，叶秀峰果然盛怒之下将向离撤职，由王克平取代。李茂堂还成功策反了王克平，把整个中统的潜伏特务名单都挖了出来，交给了西安情报处。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李茂堂策反了军统陕西站站长何鸿猷，让他交出了所有军统特务的潜伏名单，挖出了6000多人，情报很快被送到西安情报处，我党将潜伏特务一网打尽。
1949年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队一路后撤，李茂堂为了迎接西安解放，劝说胡宗南向陕南和四川后撤，由自己留在陕西，执行炸毁西安城的计划。胡宗南大为感动，对于李茂堂能留下来面对危险的精神给予了赞扬。胡宗南前脚刚走，李茂堂后脚就带人把国民党埋在西安城的炸药挖了出来，随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安城，兵不血刃解放了这座千年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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