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起义、投降的情况特别多，数都数不过来；可反过来，能把共产党策反成功的，那真是少得可怜，太难了。为啥会这样呢？因为共
产党是一群为了崇高理想走到一起的精英，组织紧凑，纪律严格。
但“策反”的想法总归得有，万一成真了呢？这没啥好奇怪的。奇怪的在于，这事儿出在 1947 年末至 1948 年秋，策反的人，竟然是东北解放军的“101 首长”林彪，还有政治部副主任陶铸！
咱们来瞧瞧这桩奇事的过程以及它是怎么结束的。
一、主要人物
策划和参与这件奇事的，主要是 4 个人。
一号主角，大家都熟悉，他就是以前讲的那些故事里多次出现的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叫陈恭澍。
读过我写的故事的朋友应该能想起来，陈恭澍在北平组织过刺杀汉奸张敬尧，成功了；在河内组织刺杀叛逃的汪精卫，没成功；在上海当过军统上海区区长，还被捕了；投靠过李士群，后来又跟戴笠重新联系上，一直到抗战胜利。
陈恭澍觉得自己委曲求全，在暗地里给军统干活，算是将功赎罪，想着抗战结束能过上好生活。哪知道，1946 年除夕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戴
笠的密令：把陈恭澍判刑关进监狱！
陈恭澍因“通谋敌国”的罪名，被判刑 12 年，给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就在他备受折磨，心灰意冷的时候，来了个“万万没想到”：1946 年 3 月，戴笠飞机出事死了；接替戴笠的变成了郑介民。郑介民下了一道调令，把陈恭澍从监狱里弄出来，直接让他去“励志班”当第一大队长，军衔是陆军上校。
有个犯人，居然能一路高升，就连陈恭澍自己都觉得特别惊奇，直呼幸运。
1947 年初，蒋介石觉得对付共产党力不从心，猛地想起当初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有个很得力的组织——别动队。接着就下令：组建“励志班”，训
练青年军人，让他们当反共的先锋。“励志班”在南京孝陵卫开课，才一个月的工夫，蒋介石亲自去训话就有 4 回。
“励志班”的班主任是郑介民，其下辖的是学生总队，总队长为刘培初。经过一个月的“速成”，总队直接编成了“绥靖总队”，依照地域来划分，奔赴各个省份。当中第一大队在北平驻扎，掌管着华北很大一片区域。大队长呢，正是本故事的男主角——陈恭澍。
第二个角色叫张作兴。他之前是“华北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在华北混不下去了，打算经上海回重庆安排工作。结果在上海被他以前的上司陈恭澍给留住了，让他当军统上海区电台督察长。
之所以让张作兴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他得过天花，脸上有很显眼的麻子，不适合出去做外勤工作。
如今的人或许对天花不太清楚。天花病毒在全球横行过上千年，好几亿人都被感染过，死亡率特别高；糟心的是，就算能活下来，多数人脸上都会留下一个个小坑。
在那个时候，“麻子”不少。特别严重的，整个脸都是坑，满脸麻子，像张作兴那样。一般情况的，就是星星点点，像高岗、洪学智、潘汉年这样。还有那种只有几颗麻子，不仔细看发现不了的，比如女明星阮玲玉。
可惜啊，怎么算来算去，还是有没算到的地方。问题就出在张作兴张麻子这儿。汪伪 76 号的特务，看准了张作兴的长相，跟着他，逮住了军统上海区书记（差不多就是内务总管）齐庆斌；接着守在那儿等着，又抓住了主动找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
张作兴跟着陈恭澍假装投降，抗战胜利后，得知陈恭澍当上大队长了，就跟着到了北平，担任第一大队政治部主任。
（一）高中同学我高中同学大多都留在了老家，很少有出来闯荡的。不过有个叫李华的同学例外，他去了深圳，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听说混得还不错。（二）大学同学大学同学就分布得比较广了，天南地北的都有。有个叫王强的，毕业后去了北京，进了一家国企。还有个叫张敏的女同学，自己创业开了家网店，生意挺红火。
还有一个掺和这事儿的人，叫江田。
江田进了“绥靖总队”第一大队，那是由于他跟陈恭澍是黄埔同
学。他俩一块去广州考黄埔，江田考上了第四期，陈恭澍没考上，延后入学成了第五期——记住，这个背景相当重要！
在“策反”阴谋的参与人员里，有个身份挺特别的，就他不是国民党军官，这人叫李鸣秋。
李鸣秋同样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军校的入伍生第一团有三个营、总共 12 个连。李鸣秋在第三营的第九连，跟江田在一个连；陈恭澍在第十连；林彪呢，在第二营的第五连。
这时候李鸣秋和林彪都是共产党员，他俩常常一块参加党组织
的活动，不是到瘦狗岭山坳那儿，就是钻进竹林里面，要不就去东山听报告。
李鸣秋是河北遵化的。从黄埔毕业以后，党组织安排李鸣秋去
天津做地下工作。可倒霉的是，李鸣秋在天津被抓了，一关就关了 9 年！
1936 年，李鸣秋总算出狱了。有一回碰巧，陈恭澍在天津劝业场碰到了李鸣秋。念着老同学的情分，陈恭澍请李鸣秋吃了顿大餐。吃到一半，李鸣秋哭开了，说道：“我蹲了 9 年牢，苦头吃尽了。你瞅瞅这桌席面，这么铺张，你们可真够腐化的！”
陈恭澍的脸一下子红了。原本想让李鸣秋加入军统，可李鸣秋不答应，说道：“我坐了 9 年牢，身体彻底垮掉了，啥也干不了，得先回老家乡下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等到陈恭澍他们想到利用李鸣秋的关系来“策反”林彪，已经是十年之后的 1947 年了。
四、和陶铸的关系
陈恭澍咋就想到要“策反”陶铸了呢？
要说陈恭澍在入伍生连队的时候，整个连队大概 120 人，这里面有陶铸。等到进了黄埔五期，他们全都被编到了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四一二政变”出现了，影响到了黄埔。这天一大清早，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下令“不许带枪，就在原地集合！”接着就朝着军校大礼堂
走去。
当天大会由训练部长吴思豫主持。他大声喊了“立正”、“稍息”之后，下令道：“参加过共产党的，站出来！”
只见有一百多个人站了出来，陶铸就在里头。
后来这一百多个人，给关在了虎门要塞，一待就是三四个月。到了年底，把他们押解去广州，打算审判。赶巧了，12 月 11 日，“广州起义”爆发了，被关着的学生全都冲了出来，加入了起义。
三年过后，1930 年的夏天，陈恭澍在郑州火车站意外碰到了陶铸。陶铸瞅见陈恭澍，没有躲开，直接走过来，拉住陈的手，拍拍陈的肩，态度还跟上学那会儿一样亲切。
陈恭澍回忆说：“能瞧出来，他手头不宽裕，我也没啥钱。咱买了几个包子，找了个能喝大碗茶的地儿，坐在板凳上就聊起来了。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跟他讲去开封探亲。我反问他，可他不吭声，就光笑笑。”
聊天到最后，陈恭澍忍不住问陶铸：“你当下在干啥？”陶铸避
开回答说：“在打流（就是没工作到处游荡）。”陈恭澍很不高兴地回怼：“谁信啊！”
打这以后，这两人就分道扬镳，再也没啥来往了。
时间过得真快，1947 年底的时候，陈恭澍冒出了“策反”林彪的想法。听说陶铸也在东北解放军，职务是政治部主任（其实是副主任），他心里就琢磨开了：既然已经起了头，为啥不把陶铸也一起策反了呢？
五、蒋晓得不？
“策反”行动由陈恭澍牵头展开了。出于保密的考虑，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里，就上述这几个人清楚，连副大队长都没给挑明。
当然，往上“报告”这是肯定得有的，要不然追查起来，在“策反”和“通敌”这事儿上，那是有嘴也说不清。
该向谁去报备呀？陈恭澍越过总队，直接向他的“恩公”郑介民汇报。
郑介民还挺有担当的，跟陈恭澍讲：大胆去干，全都由我担着，不过得注意躲开罗荣桓……
有的网文讲，策反林彪、陶铸这事儿，是蒋介石亲自安排的。可我不晓得这种说法有没有史料依据？我个人感觉不太靠谱。而且，依我看，以郑介民的性子，他是不会跟蒋介石汇报这个的。为啥呢？很明显啊，要是汇报了，等着他的肯定是“娘稀屁”那三字经的“奖励”。
想当年，在 1942 年到 1943 年的时候，林彪在重庆跟蒋介石见了三次面。
到了年底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蒋介石拐弯抹角地跟林彪讲：“你的那些同学，都特别听我的话。”林彪不咸不淡地回了句：“我清楚。”
六、老是爱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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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恭澍看来，要去和林彪见面并建立联系，最合适的人就得是李鸣秋。
第一，李鸣秋和林彪当年既是同学又是同志。第二，李鸣秋是地下党员，坐了多年牢，容易让人同情，也容易被接纳。第三，这时候李鸣秋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以讲“友情”当理由去，应该不会被当成敌人。第四，就算“策反”没成功，去瞧一瞧，了解了解共产党军队的真实状况，当成战略情报，也算是有收获。
1948 年春节那段时间前后，陈恭澍知晓了李鸣秋的情况：李鸣秋身体弱还老生病，在天津的一家布铺里当记账的先生。
陈恭澍跟张作兴一块儿去天津，劝李鸣秋参加“策反”计划。李鸣秋灰心丧气地叹气说：“坐了这 9 年牢，把我的身体弄垮了，要是我还跑得动，早就跟他们（共产党）一块走啦。”
对于陈恭澍的“妙招”，李鸣秋没啥兴趣。他直接说道：“你们指望我去劝林彪、陶铸在阵前叛变，他们不可能这么干，我也不会去说。不是我给你们打击，你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陈恭澍哪能不清楚这事儿难办啊，可他就是不愿放弃幻想，一个劲儿地劝李鸣秋出马。李鸣秋说：“你们要是为了以后能有条活路，建立互相通气的默契，冲着朋友的情分，我可以替你们跑跑腿。但你们可别给我设套，骗我参加你们的工作。另外，关外冷得很，我这身子骨受不了，要去也得等暖和点了再走。”
陈恭澍看到李鸣秋这么坚决，只能降低要求了：只要李鸣秋肯去，不管他跟林彪、陶铸找啥借口，像“怀旧”“铺路”“通声气”啥的都行，只要能知道林彪、陶铸在啥地方，那就是个大收获；要是能和林彪、陶铸聊聊，哪怕就跟其中一个人接触上，回来把一路上的情况，还有林彪或者陶铸说的话，讲一遍，汇报上去，那就有价值，也不算白跑一趟。
七、带着病就出关了
1948 年元宵节过了以后，李鸣秋总算动身出关。这一走就两三个月。等他回到天津，居然病倒了。陈恭澍赶忙跑到天津去打听情况。
以下是李鸣秋强撑着病躯，时断时续地讲述自己去关外的那些经历：
李鸣秋费了好大劲，总算在四平周边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林彪。林彪这人态度特别好，让李鸣秋留下别走。可林彪好像有点走神，压根没仔细听李鸣秋讲的东西。没说几句，林彪就把陶铸找来，给两人相互介绍，接着说道：以后找时间好好聊聊。说完就起身走了。
陶铸跟李鸣秋谈，特别关心陈恭澍的状况，讲道：“你回去跟陈恭澍说，赶紧给人民立功，机会多着呢，别再错下去啦！”
陶铸还讲，他会派人跟陈恭澍取得联系，到时候会把他们的“要求”告诉给你。
以上就是李鸣秋这一趟的主要所得。
陈恭澍心里暗自一惊：共产党太厉害了，李鸣秋这一趟，啥“实在东西”都没捞着，对方居然还想“策反”自己，难不成要偷鸡不成反赔一把米呀！
当然，陈恭澍从李鸣秋的谈话里也不是啥都没得到，起码李鸣秋一路上看到的东北的状况，解放军的状况，还有谈话里的想法和用词，都是国民党那边想要的。
回到北平后，陈恭澍将这些内容加以整理，上报给“绥靖总队”，接着又转报上去。没多久，上头发下来一笔不少的奖金。
八、最终情况大不一样
这事儿好像就这么过去了，没下文了，但实际上还有一点能说道说道的尾巴。
先来说说李鸣秋。李鸣秋回到天津没几个月就去世了。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这一生真是让人感慨。牢狱把他身体弄垮了，还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要不是去关外这一趟又累又受了风寒，让他病情更严重了，说不定能撑到全国解放，能证明他的革命经历呢。
再说江田。1949 年初，眼瞅着北平就要和平解放了，国民党的军官们能跑的都跑了，可江田却决定留下。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次“策反”事件让江田产生了错觉。陈恭澍劝江田走，江田反倒劝陈恭澍留下。解放刚开始的时候，林彪把江田安排到铁道部附属的子弟学校当管理员。1951 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江田因为曾经是“绥靖总队”的军官被审查出来，被判了死刑。
张作兴的结局比江田要好点儿，因为他以前是长辛店铁路工人，“阶级出身”不错。实际上在汪伪时期，张作兴做过安徽繁昌县的伪县长。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帮他把这段经历瞒下来了。眼瞅着北平快解放，张作兴也心存侥幸，觉得江田能不走，自己也能不走。他在“镇反”时被查出来了，被判了死缓，押到唐山某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在大地震中死了。
“策反”计划里唯一跑掉的人是陈恭澍。为啥呢？谁让他既是头儿，又有“贵人”郑介民帮忙！
有意思的是，北平能和平解放，中共方面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竟然是陈恭澍曾经想要“策反”的陶铸同学。
1949 年 1 月上旬，郑介民带着蒋介石给傅作义的亲笔信，坐专机到了北平。就在当天，陈恭澍去找郑介民汇报布置潜伏特务的工作。陈恭澍把“留置”特务的人员名单递给郑介民，郑介民大概翻了翻，就还给陈恭澍，说道：“你整理整理，明天上午 9 点跟我一块回南京。”
飞机从天坛机场起飞。陈恭澍回忆说：“一阵特别响的噪音过后，飞机就飞起来了，感觉好像马上要撞到近在跟前的城墙……往下瞅，地上全是土灰，这就是北方冬天的样子，真是没啥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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