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苏联解体后各国都跑到独联体国家撸羊毛。因为独联体国家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原来一个卢布价值1.6美元，在苏联解体以后，直接变成了3500卢布才合计1美元。最直观的体现是买一张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仅需1美元就够了，而且还是软卧。
独联体国家穷得饭都吃不起的时候，一家挪威公司拿着定金找到乌克兰说：“我给你们下单，订4条大吨位油轮。”乌克兰高兴地上蹿下跳：“同志们，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可新问题出现了，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的船台没空啊，里面停满了三艘航母。第一条是库兹涅佐夫号，完工率已经达到了98%；第二条是瓦良格号，完工率是67.3%；第三条是无量洛夫斯基号，完成率最低，只有17%，也就船体刚刚合拢，空架子搭好，没有安装任何机器设备，但它却是三艘里面寄予希望最大的一艘，原计划是苏联的第10条核动力航母。
此时的乌克兰经济非常糟糕，有钱送上门岂有推出去的道理，黑海造船厂的工人赶紧拿出氧气割枪，说：“我们马上清空，把这些航母割成一块一块的。”
饥饿的母狮是最危险的，俄罗斯海军知道后，赶紧抢在乌克兰动手之前，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将库兹涅佐夫号开回了俄罗斯。其余两艘由于没有完工，想开但开不动，不得不留在了乌克兰。
然后“不是在败家就是在败家路上”的乌克兰提起小割枪，将无量洛夫斯基号核动力航母大卸八块，割成了一块一块的钢，堆在码头上。挪威公司说：“高效啊，还有一艘瓦良格号一起割了吧。”乌克兰说：“没钱了，工人都饿得吐清口水了，你们先把预付款交了吧。”挪威公司答复：“好的，我们马上回去办理转账。”然后这家公司就注销了。
乌克兰傻眼了，后来档案解密，原来这一切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苏联遗留下来的战略资源。
乌克兰白忙活了一场，含着眼泪花儿，把剩下的瓦良格号推向国际市场，只求多多少少赚点成本回来。中国军方听闻消息后，摩拳擦掌，眼冒绿光，立刻向国家提出购买的立项申请，然而报告一封接一封打上去后都没有回应。
因为当时我国对于航母，无论是军方还是高层一直有两种观点，争论了几十年。一种观点是这是好东西，你看美国人一有了事儿就说，我们的航母在哪里？开过来弄他；另一种观点是赫鲁晓夫的观点，航母没有用，它是一个海上移动的活靶子和活棺材，一发导弹就干掉。
当时犹豫不决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在1989年中国突然遭遇西方制裁，那时的我们综合国力有限，根本无力反击或与西方打经济战，因此GDP在1989和1990年出现大幅下跌，分别下跌了4.1%和3.8%，后面有所反弹，但整个国家的财政状态是捉襟见肘。
所以不少经济学家说：“中国确实需要航母这样的装备，但不是现在，我们不能在超越自身国力的情况下去考虑这样的事情。”
面对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军方等不及了。尤其是1996年我军在台湾海峡军演期间，美国海军一口气出动了第七舰队的两支航母战斗群“独立号”航空母舰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对中国进行震慑。军方憋屈，民间也是群情激昂，捐物捐款捐命……
当时还属于一介盲流，摆过小摊，做过黄牛，刚刚实现温饱，还没发家致富的后来胖东来老板于东来听闻中国有购买乌克兰航母的意向后，立刻和自己的两个兄弟动身，怀揣两万块钱，开着小货车，连夜从许昌赶到了北京。
这是三兄弟第一次来北京，人生地不熟，问了一整天才知道捐钱的地方是中国航天基金会。三人找不到路干脆打车，司机知道这三个农民是去捐款后，震惊得不得了，最后说了句：“你们赚钱不容易，还是把钱留下。那是上面该考虑地事，和我们小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于东来点点头，没有回复这个司机。
当基金会副秘书长见到三人时，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平时捐款的不是海外的富商就是知名企业家，而这一次，来的竟然是三个衣着朴素的农民。
基金会副秘书长震惊得说不出话，最后问于东来：“为什么这么做。”这一次于东来回答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兄弟给完钱后，没有再多说什么，扭头就离开了现场。
群情激昂，天下归心的这种情况下，箭在弦不得不发，军方大佬决定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但直接出面购买，不要说美国了，即便饿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俄罗斯都不会同意，卧榻之间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军方找到了一位爱国港商——香港创立公司的老板徐增平，请他出面代表军方的军贸办到乌克兰投标。
为了师出有名，徐增平特意花600万港元在澳门设立一个空壳公司——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专门操作此事，对外宣称买航母回来是为了改装成世界最大的海上赌场酒店，会在上面兴建迪斯科舞厅、旅馆和博彩设备等，日后停泊于澳门附近海域。
1997年，一共6个国家到乌克兰投标瓦格良号。最后，徐增平以最小金额2千万美元中标。
为什么乌克兰没有卖给价高者呢？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乌克兰在无量洛夫斯基号核动力航母的事情上吃一堑长一智，发现这些国家给出的方案全是奇思幻想，一看标书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主，一家法国中介公司要把瓦良格号改装成奢侈独特的“海上机场酒店”，一家英国公司要把瓦良格号变成“装甲式监狱”……
第二点，这些公司虽然开价高，但附加条件多付款周期长，只有徐增平言简意赅，愿意一次性付款。
第三点，革命友谊。为了中标，徐增平特意带了50多瓶属于独联体国家的“外交神器”——62度的二锅头，特意找了两名喝酒当喝白开水的美女助手提前飞往乌克兰，凭着每顿饭喝2到3公斤二锅头的豪爽，建立起深厚的友情，让乌克兰政府和船厂不仅答应以2000万美元出售，而且私下把瓦格良号40吨重的图纸一起卖给了他；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乌克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意成全的成分呢？很难说，毕竟后来中乌关系有一段时间好得一塌糊涂，乌克兰是能卖给中国的全都卖，不能买的创造机会也要卖，完全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姿态。
而且这个过程中，澳门当局态度也是让人回味无穷。一开始不说话，沉默是金，等到拉回来后，突然来一句澳门附近水域海水浅，停不下这种大船，拒绝瓦良格号未来在澳门停泊。
听上去很无情，实质上中国军方听得是美滋滋，澳门停不下只能拉回国内了，不是我们言而无信，看到了吧，我们也是被逼的。这些都是后话。
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好事多磨。当时就在交易双方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徐增平破产了，没钱了。他找到军方说：“不好意思，没办法先垫钱了。只有你们先打款给我，我再去交钱了。”
实际上军方根本没有拿到批文，手里哪里有预算啊，只能想办法找钱了。军方找到海南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江湖救急！”马蔚华的海南人民银行也没有那么有钱，如果一下划拨出2000万美元，流动资金断裂，那是九死一生。
于是马蔚华把各个金融机构召集在一块儿，说：“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划算的好生意，用航母改装赌船，大家有没有意愿入股，凑出2000万美元。”
中国禁赌禁黄，没人愿意干。没有办法，马蔚华只能把话点透，于是2000万美元有了，以一家证券公司的名义走账给徐增平。这一下，全球都知道中国买下了瓦格良号。这是先斩后奏，北京很生气，因为9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外部是经济危机，内部是通货紧缩，国企改革和下岗潮，高层认为有人如今急不可耐地推动这次交易是为了军火交易中国际惯例的那10%佣金，直接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处，以正国法，以儆效尤”。
北京派出6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查了一阵子，发现这个过程中所有人把这当成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在做，都是为了民族干的这事，真没有猫腻，于是调查很快翻篇，没人再提这事了。
1999年6月14日清晨，身患重病的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罗夫曾泪流满面，在位于海边的造船厂疗养院看着瓦良格号被拖船牵引着缓缓驶离乌克兰港口。为了掩人耳目，瓦良格号上面插的是加勒比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旗帜。
在瓦良格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土耳其政府以“莫须有”理由开始阻挠。中国军方虽然先斩后奏，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中国政府出马谈判。土耳其政府这次阻挠完全是被人当枪使，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很快就半推半就“从了”我们。
在2002年3月3日，耗时123天，经过15200海里远航，历尽艰险的瓦良格号终于抵达中国领海。同一天，澳门创律公司的博彩营业许可证被澳门特区政府吊销。于是瓦良格号“被迫”停泊大连，“被迫”终止了改造成海上娱乐设施的初始目标。
如果这些说是巧合，我只能说也太巧了。
停放一年半后，中国突破各项航母制造难题，于是在2004年8月，中国海军决定启动我国的航母工程，在瓦良格的基础上续建训练航母。此时的瓦格良号还属于创律公司的资产。不曾想到的是在收购瓦良格号的过程中，徐增平突然狮子大开口要价32亿人民币。
但此刻的徐增平说了不算，因为他在98年经济危机中破产，无力付款，实际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钱是国内金融公司众筹的，这些公司拥有澳门创律公司80%的股权。
因此澳门创律公司的董事会很快通过了卖船决定，将瓦良格号以8.78亿元人民币卖给了中国海军。徐增平在创律公司中占比20%股权，在扣除他的借款和利息后，分得1.2亿人民币。
这1.2亿距离徐增平的要求相差太远，深感不平，因此这笔钱他至今都一直没有领取，以此表示对其他股东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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