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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八一电影厂准备拍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纪念在解放上海过程中牺牲的李白烈士。
但在拍摄时，剧组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找不到电台来做道具。
那个年代，电台还属于管制物品，一般人很难拿到的。
眼看道具迟迟不能到位，八一厂师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为带来一人，解决了众人燃眉之急。
不仅如此，他还放话说：
“只要这个人在，电台保证跑不了。”
果然，此人只花了几个晚上就做出来一部电台，还能真的发报。
有了其帮助，电影也很快恢复拍摄。
只不过这不免让人好奇，此“神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老党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缅怀徒弟李白。”
面对众人的好奇，这人只轻描淡写了一句。
涂作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和李白是如何认识并结成师徒的呢？
其为何有如此本领？
这还需要我们从头细细说来。
走上革命，练就本领
事实上，这位老党员原名余作潮，湖南长沙人。
因家境贫寒，他13岁就辍学当上木匠。
然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他作为一名底层学徒经常受到雇主的欺负。
轻则克扣工钱，重则一顿拳打脚踢。
正因此，涂作潮很早就对工人运动展露出兴趣，也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4年，他辗转从长沙来到上海。
后来，在一场工人运动中，其结识了林彪之兄林育英。
也是在林育英的介绍下，涂作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名字改成了涂作潮。
意思是要“掀起革命的浪潮”。
入党后的涂作潮，更加积极地参与革命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
五卅运动（画）
涂作潮踊跃参与其中，带领广大工人上街游行示威。
可不幸的是，在街上演讲时，他被租界的巡捕抓走了。
好在上海人说话“杜”、“涂”不分，其名字被登记成了“杜作潮”，才逃过了一劫。
然而没过多久，涂作潮又因为开枪打伤了一名调戏妇女的小混混暴露了身份。
此时，他自然不能在上海继续待下去了。
1925年10月，在组织上的安排下，涂作潮与其他同志一道前往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革命斗争的经验。
而这次学习的经历，也让他得以结识了周恩来同志。
1928年，涂作潮作为指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
在大会上，涂作潮一席精彩的发言博得了大家的喝彩。
“现在中国是处在反动时期了，因此我们就要改变我们旧的工作组织形式。譬如三个工厂支部为要工作做得好，使得敌人不会破坏我们，那就派一个人去管理这三个支部与上级发生联系。”
一直到散会，坐在涂作潮旁边的邓颖超将周恩来拉了过来，想要认识一下这位年轻的同志。
几番交谈，周恩来知道了涂作潮曾经做过木匠。
于是，他亲切地拍了拍其肩头，说道：
“那以后我就叫你木匠吧。”
从此，“木匠”就成为跟随涂作潮一生的代号。
涂作潮在会议上的亮眼表现也引起了中央注意。
会议还没结束，党中央就准备派他回国从事宣传工作，去湖南担任省委的宣传部长。
但他却担心自己理论水平太低，不能胜任宣传的工作。
他希望继续留在苏联学习技术，以后回国参加武装斗争。
周恩来得知这件事以后，就亲自在涂作潮的报告上做出批示：
“留下学习待讨论、待决。”
后来，他便被批准前往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无线电技术。
这在可是一项保密程度非常之高的军事技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学的。
就拿入学来说，需要严格筛查身份与背景。
伏龙芝军事学院
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通过了层层严格筛选的涂作潮却在学习上十分吃力。
木匠出身的他没有学习过数学课程，那些密密麻麻的无线电公式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天书”。
而那些军用密语，他更是很难背下。
对此，军校里的教员曾对他做了一个委婉的评语：
“高等数学基础为零，有可能不能完成一年的强化训练。”
自然在这种关头，涂作潮也陷入了迷茫当中。
他不止一次想过，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是留在这里继续煎熬，还是早点回国参加斗争。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不久后，伏龙芝军校的政委为他指出了一条明路：
“报务不好，就去试一试机务。”
而这个机务，就是组装、维修电台。有一点像电工。
虽然电工与木匠相差得有点远，但本质上还是属于手艺活。
在这个岗位上，涂作潮的工匠天赋被激发了出来。
涂作潮（中间）
老师们讲一遍，涂作潮就能全部领悟并且重复一遍操作。
就这样，他在苏联成长为了一位“专家级别”的机务员。
回国革命，名扬全党
1930年，涂作潮结束苏联的学习，回到上海。
当时，党内学过无线电通讯的人才可谓是凤毛麟角。
也正因此，此前党中央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十分困难。
大多数情况下，靠着交通员来传递信息还是主要联络方式。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方便中央与各地的沟通往来。
而接受过专业无线电训练的“木匠”涂作潮则成为了这个培训班的负责老师。
为安全起见，培训班被分成两期开办。
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和登门教学的方式进行授课。
三个月后，第一期培训班学员出师了。
但涂作潮和无线电培训班负责人李强认为这种授课方式效率太低，
为了提高效率，第二期采取了集中教学的方式。
培训班在法租界租下了一栋三层小楼当作授课教室。
对外则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名义作掩护。
1934年，中央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办了第二期无线电通讯技术班，继续让涂作潮担任教员。
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当时才24岁的李白。
这也是他们师徒缘分的起点。
李白
在结业以后，李白被分配至红五军团担任电台台长兼任政委。
涂作潮则继续留在中央军委，担任通讯处处长、通讯材料厂厂长。
在其不懈努力下，无数如同李白一般的优秀学员从培训班结业，奔赴到各个革命根据地之中。
他们为革命斗争立下汗马功劳，有的学员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涂作潮自己也即将面对一场生死考验。
1930年12月，中央苏区成功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还俘虏了国民党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
毛主席听闻此事后高兴地写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边红军锣鼓漫天，高兴地庆祝打了大胜仗。
可是那边的国民党却慌了神。
不但张辉瓒的老婆连哭带啼地找到红军，表示愿意倾家荡产换回自己丈夫。
就连湖南的军阀何健、唐生智、程潜纷纷向红军传达消息，希望不要杀张辉瓒。
张辉瓒
一向要“剿共”的蒋介石也大方地表示：
“只要放回张辉瓒，不但把在押的“政治犯”全部释放，还另送红军二十万大洋和二十担的西药。”
听闻此，毛主席十分幽默地说：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两擒两纵呢？我看我们就不能一擒就杀。”
后经多方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和国民党谈判。
而中共中央军事部副部长李翔梧和特科成员涂作潮就作为中央代表和国民党方面进行接洽。
彼时，两人刚到南昌，就被国民党的随行人员安排进旅馆休息。
出于一个特工的敏锐性，涂作潮准备和李翔梧上街看看周围有没有国民党的暗探。
没想到，正好是此举救了他们一命。
上街后，两人看到不少市民都围着卖报纸的报童，争着买报纸。
来来往往的人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看到此情形，涂作潮也觉得好奇，以为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便跟李翔梧说他们也去买一份报纸看一看。
报纸买到后，涂作潮与李翔梧开始认真读了起来。
可越读到后面两人的神色就越慌张，额头上的汗珠也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报纸的一角也已经被手指捏破。
报纸读完，两人的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打湿透了。
李翔梧
原来张瓒辉已经死了。
1931年1月底，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召开三千多人的公审大会，准备审判张辉瓒。
在审判前，毛泽东一再交代不能杀张辉瓒。
但传达指示的中央通讯员还没到公审现场，张辉瓒就被群情激愤的群众给杀了。
非但如此，老百姓们为了发泄多年来被张瓒辉欺压的恨意，还把他的头砍下来丢到赣江里去了。
没过多久，这头就顺着赣江流到下游被驻守的国民党哨兵发现了。
而那份买下的报纸上面，这件事原原本本被报道了出来。
万幸的是，当时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还不知道这件事。
李翔梧和涂作潮就这样逃了出来。
而这种危险的情形，在涂作潮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还会遇到很多次。
不过每次，他都用那高超的技术与过人的胆识化险为夷。
长征开始后，担任红军通讯材料厂厂长的涂作潮因身患疟疾，行动不便，没能和主力部队一起转移。
这期间他一度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好不容易和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陈毅联系上，又在一次战斗中与部队走散。
经过了一年多的颠沛流离，终于在1935年，他才回到上海与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这时，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欣喜若狂，马上让涂作潮到西安工作。
周恩来
去到西安，涂作潮又发挥老本行。
帮助西安地下党组织建立起了与延安的联系。
彼时，西安党组织负责人刘鼎请涂作潮做出一台能同延安通话、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
涂作潮接到命令后，立刻找来一台收音机，用了两天时间将其改装成一部五瓦的电台。
两天后，刘鼎又告诉涂作潮：
“和延安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声音不太大。”
接着，涂作潮又按照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电台，并且发挥“木匠”的老本行，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
这部电台小巧灵便，不但便于机动和保密，还能规避国民党当局的侧向侦查。
自然，在西安的涂作潮也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注意，想把他调到中央工作。
可是西安的工作实在离不开涂作潮。
在刘鼎的一再请求下，涂作潮的延安之旅并未成行。
事实上，涂作潮的去留就是当时革命斗争态势的一个缩影。
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工作需要开展，急缺人才。
在这之后不久，涂作潮又去到上海。
十里洋场，师徒重逢
1937年初，涂作潮化名蒋林根，潜伏在上海。
为掩盖自己的身份，他化装成为一家无线电维修公司的老板。
这不但有利于涂作潮在上海蛰伏，更与他专业对口，方便开展工作。
1937年上海
而在上海期间，涂作潮的单身身份差点让他暴露。
当时公司开张不久，一位常来打牌的米店老板笑眯眯地对涂作潮说：
“我看你有点像共产党。”
正在摸牌的涂作潮心里一惊，莫不是哪里暴露了？
但涂作潮表面不动声色地说：
“米老板，你说说像在哪儿啊？”
这位米店老板笑嘻嘻地说：
“蒋老板啊，你瞧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老婆孩子也没有，孤身一人，最像共产党了。”
涂作潮这时心里长吁一口气，原来他只是猜的。
放下心来后涂作潮缓缓回答：
“房子我租了一半给宋巡捕，做了二房东。租金相抵还有盈余咧。至于老婆嘛，你给我介绍一位大学生怎么样？”
不过这还没完，涂作潮又盯了米老板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我看那些被毙的共产党，个个都是穿长衫、套西装、戴眼镜的先生。你这个识文断字的就很像嘛。”
这话可真把米店老板唬住了，连忙说：
“哎呀哎呀不要这样讲了。要是让那些包打听晓得了，你我都得倒霉的。”
米店老板这茬算打住了，可涂作潮却陷入了深思。
一个没受过正规训练的米店老板都能看出这些，那等日子一久，国民党是不是早晚也找上门来呢？
不过地下工作也有纪律，不能肆意妄为。
涂作潮只好把自己的思量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很快，上级领导的批复就下来了：
“允许涂作潮结婚。”
涂作潮也为自己划下了三条标准：
一、保证要会生孩子。
二、必须有现成的孩子。
三、必须要是文盲。
事实上，关于这三条怪标准，涂作潮有自己的考虑，也蕴含着缜密的地下工作规律。
34岁刚成家没有孩子，实在是太扎眼，容易招上国民党特务，有现成的孩子就能掩盖住这个问题。
既然妻子有一个孩子，也能生第二个孩子，这能满足涂作潮娶妻生子的愿望。
另外，由于妻子不是自己的同志。
如果有文化，必然能发现自己每天摆弄的不是收音机而是电台，这是要不得的。
很快，在房客宋巡捕的介绍下，涂作潮结识了上海的一位工人张小梅。
张小梅的前夫得了肺结核去世了，不识字的她独自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而这完全符合涂作潮的标准。
在党组织的批准下，他们俩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的两人过得非常恩爱。
张小梅一心操持家务，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也不懂涂作潮夜里摆弄的那些电子元件和类似收音机的东西。
自然，有了家庭的掩护，涂作潮在上海更加如鱼得水，屡立奇功。
也正是在此，涂作潮与李白再次重复。
这次，他们俩依旧是师徒关系。
1937年的10月份，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将李白带到了涂作潮跟前。
接头旅馆的狭小房间里，党组织的负责人一脸严肃地对涂作潮说：
“这位同志是从延安派来的报务员。你今后就要帮助他成为一名机务、报务都熟悉的无线电人才。”
就这样，涂作潮开始与李白“搭班子”，开启了漫长的敌后潜伏生涯。
为掩盖身份，他们二人化装成师徒。
涂作潮是老板兼师傅，涂作潮是账房先生兼徒弟。
由于李白外表斯文、长相清秀，反倒被客人称呼为“李先生”；
而涂作潮长相土里土气的，就被客人称作“蒋师傅”。
为把这层身份掩饰住，也为李白能够尽快成长，独当一面，涂作潮对李白的要求非常严格。
一次，李白弄坏了一个小零件，他看到之后，立马毫不留情面地大声训斥。
往来的客人都听到了，不由得面面相觑，心想这个师傅实在是太严格了。
但是在事后，涂作潮又满怀愧疚地去找李白道歉，坦诚地说：
“作为工作上的同志，我不该对你那么凶。”
李白却不以为然，连连摆手说：
“你是老板，我是学徒，还是店员。出于这种关系的需要我们也应该这样。”
后来涂作潮在自己的回忆录《木匠的回忆》中说：
“李白对业务学习很努力，大约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
在李白协助下，涂作潮将收音机改装成了发报机。
这是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在当时的地下斗争中，发报机功率太大，工作起来电荷非常大，经常造成周围供电不稳定。
伴随着滴答滴答发报声的是，周围几家住户一闪一闪的电灯泡。
日本宪兵看着这些闪烁的灯光就知道周围有发报机在运行。
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不少革命烈士这样被捕的。
而简便灵活的收音机不仅功率小，且在街上随处可见。
这给无数地下工作者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减少了暴露的危险，在地下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令人悲痛的是，涂作潮能够靠自己努力挽救无数的地下工作者，却唯独救不了自己的徒弟李白。
1941年，公司一个学徒工失踪了。
为两人的安全着想，组织上决定将他们分开，以免被日军一网打尽。
就这样，涂作潮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在上海闸北路新开了一家“闻远无线电公司”。
在1942年，李白不幸被日军逮捕。
而与李白分开的涂作潮则幸免于难，没有被日军“一锅端”。
李白被捕后，组织上为涂作潮的安全着想，又将他涂作潮调往江苏省委机关、新四军，并在新四军军部担任了机务主任。
在后来的日子里，涂作潮转战南北，为夺取抗日战争以及后续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
涂作潮作为军代表，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
在接管时，这些国民党的遗留人员心有顾虑，迟迟不敢说出自己的专长。
涂作潮见状，便说：
“各位将自己在抗战时专业上的贡献都写下来。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个底。”
听闻此话后，大家都放下了心里的担子，纷纷畅所欲言。
调动起国民党遗留人员的积极性，涂作潮的工作就好办许多了。
在他的带领下，很快就重建起了整个上海的无线电工业，为新中国无线电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当年的徒弟李白，虽然后来在多方营救下出狱了，但却没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他于1948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英勇就义。
涂作潮（右二）
1949年8月，上海市委为李白等烈士举行追悼大会。
作为李白曾经的战友、师傅，涂作潮手捧鲜花默默站在追悼群众之中，无声悼念着。
后记
建国后，涂作潮历任多个岗位，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晚年时，其更是不顾多病之身，以极大的热忱参与党史、军史以及地下工作历史的编纂工作。
最终，涂作潮于1984年12月不幸离世，享年81岁。
《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
“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刚正不阿，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
让我们向这位革命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辛平,刘波.涂作潮与红色电波[J].档案时空(史料版),2006(09):43-45.
[1]涂胜华.父亲涂作潮:代号“木匠”[J].档案春秋,2012(01):11-16.
[1]刘岳.“木匠”涂作潮的故事[J].炎黄春秋,2017(04):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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