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非常历史
董振堂,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安县农村,191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后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他很受冯玉祥器重,由排长开始级级上升,后任师长、警备司令。
董振堂
1929年到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混战,冯玉祥部失败,蒋介石指使孙连仲将包括董振堂的队伍在内的部队调往山东济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改任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春,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当南下的第一列火车开到孙氏店小站时,董振堂一个团的人拒绝前行。蒋介石闻讯后,派人前往“诱导”,继之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参加对红军的第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许多官兵水土不服染上疾病,加上医疗条件极差,几个月内死亡几千人,广大官兵普遍厌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二十六路军官兵要求回到北方去打日军,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一面电报请示蒋介石,一面下令全军北上。蒋介石不让二十六路军离开“剿共”前线。部队开拔60多里到达湖岭时,受阻拦只得重返宁都。二十六路军爱国官兵义愤填膺,仇蒋反日情绪普遍高涨。
董振堂在大革命时期曾接触过刘伯坚、邓小平等许多共产党人。二十六路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及时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加入共产党。赵博生与董振堂是河北同乡,把党的主张传给了董振堂和要好的军官季振同,3人不谋而合,决定率部起义。
经过准备工作,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条件日臻成熟。这时,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中央军委派在二十六路军中工作的王超回上海时,不幸在南昌被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重要材料被敌人搜去。蒋介石下令,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袁血卒)、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送南昌行营惩处。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的“手令”,要彻底打尽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总指挥孙连仲在上海治牙病未归,“急电”和“手令”落到主持工作的赵博生手里。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尽快举行起义。
14日黄昏部队开始行动。暮色中,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空!各支起义部队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枪声,立即行动。起义较顺利,唯有两处遇到顽抗。一处是二十五师师部,起义部队前去捉拿师长李桦昆时,其警卫人员反抗,李桦昆越墙逃走,把驻防在城北40里砍柴岗的一个团带走。一处是二十五师电台,起义部队遭到顽固抵抗。15日晨,宁都城里的战斗结束,起义队伍向中央根据地进发!
16日上午,前来迎接起义部队的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颁发委任状,董振堂为红五军团的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
保卫苏区屡建奇功
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中央军委调何长工任十三军政委,嘱咐何长工要抓紧研究董振堂入党问题。董振堂带着十三军各级干部到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各机关参观学习。毛泽东、项英等接见他们,同他们亲切谈话。董振堂亲眼见到了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受到很大的鼓舞。
1932年春,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中央军委交给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红三军团撤出阵地,防止敌人从城里冲出,阻击城外增援的敌人。董振堂命令红五军团开上去,用猛烈的炮火顶住前来救援的敌十一师,掩护红三军团安全撒离。
1932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批准董振堂入党。不久,毛泽东亲自指挥东路军发起漳州战役,董振堂率部参战,此役歼敌第四十九师主力的大部,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漳州战役后,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20个团的兵力,从江西南部向中央根据地扑来。1932年6月底,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南康、信丰、大余地区,打击进犯赣南的敌人。此时,董振堂已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他带领红五军团开到前线,经过周密调查,部署了这次作战。7月8日,他率领红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吁附近与敌接战,敌进入水口吁固守待援。9日,余汉谋以两个师又一个旅向水口吁增援。红一、五军团和红十二军与敌展开激战,董振堂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奋勇拼杀,敌人溃退,伤亡3000多人。
8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东安战役。同年冬,进军赣东、闽西的建宁、泰宁等地。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将红旗勋章别在董振堂的胸前,称赞他是卓越的指挥员、常胜将军。
董振堂利用游击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在边打击敌人边学习红军经验中提高自己,越战越猛,功勋卓著。1933年春,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在黄陂、东陂战役中,红五军团与红一、三军团配合,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十一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使董振堂和红五军团声威大震。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黎川东北的间口打击进入苏区的敌军。他与红三军团紧密配合,英勇作战,歼灭敌人3个团,俘敌旅长以下官兵1100多人。
“左”倾领导人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李德命令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在黎川以北建立阻击阵地,阻击进攻的国民党军,同装备占优势的敌军展开“堡垒阵地战”。红五军团以打阻击战著称,但阵地堡垒是临时掩体,经不起敌军炮火的轰击,加之弹药供应不上,红五军团的弹药奇缺。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的战士,与敌军殊死奋战,迟滞敌人的进攻。广昌失守后,董振堂将部队撤到地势险要的建宁,继续执行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阻击任务。
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嫡系精锐陈诚部调来。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红一、九军团,依托险要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五军团自始至终抵制敌军的进攻,打出了威风。
长征路上坚固后卫
1934年10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奉命担任后卫,掩护全军转移。在董振堂接受担任后卫重任的同时,迎来了中央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刘伯承。刘伯承原是红军总部的参谋长,因得罪军事顾问李德,被贬到五军团任参谋长。
11月27日,担任前卫的红一、三军团到达湘江,在湘江两岸建立了宽30公里的渡江地带,因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负重太多,贻误了战机。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压来,为了确保军委纵队有充足的时间强渡湘江,红五军团在后面阻止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
为了堵住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红五军团在渡口、土地圩一带激战两天两夜,堵住敌军的尾追。由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未完全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防御阵地不能有丝毫松动。董振堂清楚,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顶不住,红军将陷入绝境。他和参谋长刘伯承战斗在第一线,率领红五军团堵住了几十万国民党的军队。当中央机关全部渡江的消息传来,几天几夜没合眼的董振堂才松了一口气,与刘伯承作出决定:全军撤出战斗,向湘江西岸渡去。
中央红军在进入广西北部时,因广西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的阻挠,队伍行进很慢。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从后面赶了上来,殿后的红五军团边打边退,掩护主力红军进入贵州,国民党军仍然尾追不放,红五军团处境十分艰难。
红军在西进中减员较多,12月下旬,部队到贵州黄平县,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整编。经过整编,将红八军团与红五军团合编。1935年1月,先头部队攻下了遵义城,红五军团在遵义东南方向布防。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接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通知。因为董振堂要布防和检查部队的设防情况,李卓然先走一步,由于战事吃紧,董振堂未能参加这次重要会议。
由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遵义城东南布防,阻止了国民党军的追击,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董振堂为党和红军又立了一大功劳。
遵义会议后,红五军团仍担负后卫的重任。月底,党中央决定向东进军,在川南渡过长江,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的主力对黔北的土城发动攻击,红五军团也参与了攻击作战,由于情报不准确,原认为敌军在土城方向只有四个团,结果国民党川军前来增援,土城敌军增至八个团,中央红军进攻土城失利,形势十分严峻。毛主席决定红五军团断后,中央红军主力火速强渡赤水,进至云南北部,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董振堂接到任务后,指挥红五军团在土城至赤水之间建立数道防线,坚决阻止国民党军从后面的追击,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红五军团掉转头,摆脱与敌人的接触,架浮桥渡过赤水河。
1935年2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回师黔东北,再占娄山关和遵义,消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期间,红五军团一直在后面牵制敌军。
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率领下,进逼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滇军,乘云南防务空虚之机,突入云南,抢占金沙江的皎平渡,由于渡船少,每次中央红军只能渡数百人,要让全军有充足的时间渡过金沙江,必须在后面阻挡住国民党军的追击,重任又落到了后卫董振堂的肩上。
董振堂领命后,率领红五军团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之敌。战斗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麇集山下,准备冲向红军占领的山头。这时,中央军委传来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一线坚守九天九夜,保证红军主力胜利渡江。面对严峻的形势,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董振堂严肃地说:“我们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无论如何也要掩护红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江!”第9天傍晚,接到中央军委要红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挥全军团人员连夜渡过金沙江。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红军进入草地。8月,中央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红五军团被分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中。红五军团奉命担任前卫,在雪山草地上,张国焘收缴了红五军团同党中央毛主席联系的电台,并对红五军团进行“改造”,安插亲信在红五军团中。
1936年1月,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7月1日,红五军在阿坝地区与贺龙、肖克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红五军指战员历尽艰辛,三过雪山草地,经包座,出腊子口,于1936年10月8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血染河西壮烈牺牲
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打通国际路线,作出了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部署。
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渡黄河西进。11月11日,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河西根据地。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仍然担任后卫。12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后,红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
为了对付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红五军组成骑兵团,吕仁礼任骑兵团团长。
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23人组成。董振堂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
1936年底,董振堂率领红五军攻占了临泽县县城。部队休息几小时后,他又率领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辖三个连)和特务团(辖三个连),总计3000多人,于次日凌晨离开临泽,攻占甘肃西部的高台县城,除一个骑兵加强连闻风而逃外,民团1000余人被俘,各种武器弹药被缴获,反动县长和县政府的官吏均被生擒。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在县城文庙广场上召开斗争大会。红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抗日人民政府,成立贫协委员会,组织青壮年成立抗日义勇军,将愿意接受改编的民团编入红军。
正当高台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炮兵团、民团约两万多人包围高台,切断了红五军与临泽县城的联系,以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的红军主力,企图消灭红五军。
当时,敌人占据着大片地区,有后方,有补充,西路军没有根据地,群众基础差,无后方,无补充。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集中主力猛攻高台。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从1937年元月12日起,敌人调集8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不断向高台城发起猛攻。先用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挥舞马刀,向城墙涌来。红军战士同敌人在缺口上拼刺刀,反复冲杀,将敌人打退。守城红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都遭受很大损失,形势越来越严重。机关人员都上了城头,没有子弹,就用大刀枪刺同敌人拼杀,用石头砸、用手抓、用牙咬。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严重性,准备在必要时突围。这时,接到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总部命令,一定要紧守高台。董振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命令大家:“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18日,敌人将西关的民宅院落的墙壁打通,向红军发起进攻,被守城红军击退。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战士浴血奋战,用最后的手榴弹及石头、瓦块同敌人进行殊死的争夺和厮杀。被收编的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趁机打开城门,敌人拥进城内。经过八天八夜的激战,高台城沦陷了。
董振堂带着警卫员和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逃出去。敌人围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壮烈殉职。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悲痛万分,毛主席提议给我军最优秀的指挥员董振堂同志举行追悼会。这年秋天,中共中央为董振堂烈士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会,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解放后,党和人民又在董振堂烈士牺牲的地方甘肃高台县城和董振堂的家乡河北之石家庄烈士陵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朱德和徐向前元帅分别题了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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