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就用这篇文章来纪念下这个日子吧。
国内关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述，多数情况下是国民党正规军队消极抗战，曲线救国，积极反共。在作战方面的描述多数评价是一味地依托阵地死守，常常稍触即溃，毫无战术机动可言。对日作战的中流砥柱还是要看敌后战场。
但随着接触资料的增加，我开始好奇如果正规军打成这样，为什么却可以与日军鏖战八年之久？
在战后公布的日军内部文件中却常常有战事进展不力的抱怨，即使在国内普遍认为战力渣渣的汤恩伯军队惨败的大陆交通线战役中，日军指挥官在内部战事汇报中却有指挥官从望远镜中看向汤恩伯军队阵地工事时，感觉“混身血液近乎凝固“的感叹。日本史料中有大量日军大本营对驻华派遣军作战不力的指责和训令，要派遣军想办法取得大胜来结束对华作战。开战后的每一届日本内阁都希望能早日解决中国战事，可是日军始终找不到“胜利解决”的途径。1941年后日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和重庆接触想寻求一个能够体面的撤军方式，甚至在1945年中国派遣军已经向大本营呈报了单方面撤军的具体计划。
收集了一些专业的资料和内容，从中分析出当年国民党正规军队所采取的战术，并不像以前宣传中的那么无能，而是针对当时战场和部队的特性所采取的最有效的方式，正是这种战术让正面战场上没有出现日军所期望的毕功其一役的大胜，有效的迟滞和阻止了日军的攻势，并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最先让我开始怀疑宣传里关于国民党军队的对日战术呆板问题，是查看军阀混战中一些战例的时候，注意到在中原大战中，国民党军队的特点就是在经常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善出奇兵搞穿插和迂回，打的西北军和晋绥军几近崩溃。在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中，中央军除正面进击之外，还海运第９师在厦门搞了次登陆作战。国民党军中的高级指挥官并不缺乏机动歼敌的能力与创意，当时在陆军大学受训的国军高级军官的论文中，也不乏各种先进的战术安排，而且还特别强调运动歼敌的重要性。
但运动战有一个前提条件，除了指挥技巧，还要有优于或至少相对等的机动能力和情报及通迅能力做支持，并且穿插部队的执行能力和作战意识要很强。但这几点在同日军的作战过程中，均弱于日本军队，所以国民党军队不是不想打运动战，而是根本没实力和日军打运动战。
早在七七事变后不久的保定地区，中央军以当时在中原大战中曾以穿插突破津浦线而出名的刘峙为司令同日军进行运动对攻，该战役在中方这边几乎没有记录，但日军战史则称之为保定会战。实战结果是中央军在攻防进退中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机动能力远弱于日军，而战场侦察和情报能力更是没有可比性。中央军若进攻则攻势开始前必被日军炮火打乱，若防守则遭日军侧击迂回，攻防进退间尽失其序，最后数万中央军狼狈溃退。自此之后，各线国军均不敢再轻言机动作战，而改以布置战线，节节抵抗为主。
刘峙
此后的淞沪会战和忻口会战，各战区均将所有主力一线排开，形成罕见的大型防线，避免与日军机动作战。以战壕和工事和日军对抗，但这种规模的布防，兵力需求也达空前程度，常常因兵力不足导致只能采取单线配置，虽然这种打法依托工事在初期靠拼人命也能和日军打个平手，但日军发现通过全线进逼结合空中侦察，过段时间就可以发现战线中的薄弱之处，然后通过精锐部队的快速突破迂回，往往可以导致国民党军队防线迅速崩溃。
纵观抗战早期的各个会战战史，几乎所有国军方面的主要防线失利都是由日军的迂回运动造成。各战役中，日军除联队外、还以旅团甚至师团级部队实行大规模迂回，虽然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中万家岭大捷都是日军迂回深入中被围所致，但总体上看国军即使砸下大量兵力，在正面战场上布置星罗棋布的防御阵地并配备预备队，但受困于机动能力不足，对日军穿插战术仍没有有效因应之良策。最终只能命令各部队死守不退，死缠烂打，靠人命铸就的血肉长城尽量拖延日军攻势而已。
再多说一句，国民党军队当时是代表政府的正规军队，不可能实行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游击战略，任何国土不做抵抗就撤离，如果这么做很快在老百姓心中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和地位，只能是节节抵抗，我可以打不过，但不能不打就撤。
而国民党军队战术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是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日军在战略进攻上没有失败的前例，即使损失惨重或有战术性的失败，但每次作战的战略目标均会实现从未失手。所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时，国军统帅部对战局呈悲观态势，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以平原会战从无成功能固守要地之先例，要求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做好转入湘西山岳地带以保存野战军实力的部署，不要轻易与日军决战。所以在日军还没打到长沙的时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上将便按计划提前下令放火将长沙全城烧毁。
但在长沙会战前，陆军大学的战略教育部结合抗战以来历次会战经验，提出一套新颖的战术思想，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的情况，利用战场纵深，节节抵抗诱敌于有利地形处，趁其补给线延长及兵力前后分离之际予以反击。当时的战术教官们举出战国时期孙膑诱歼庞涓的马陵会战为典型，在国军的参谋军官中推行过此思想，但仅限于学术上的研讨，并没有通令全军，甚至连个官方名称都没有，陆大内部曾称作“后退决战”。
薛岳看到这个战术构想后，认为长沙地区地形适合，且日军此次出动兵力未达到方面军级别，想验证此作战模式。但当时负责全国战略规划的白崇禧上将不同意此安排，曾率陈诚亲飞长沙面责薛岳意气用事，但薛岳坚持，白崇禧指挥不动不得不上报蒋介石。９月15日夜，蒋电话亲询薛岳情况，薛岳慷慨陈词：“职愿与敌于湘北决一死战，成则为委座洪福，不成则岳将一死以报党国。”蒋见此同意薛岳在湘北与敌正面决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不在于歼敌多少，主要成果在于创记录地打破了日军的战略目标，长沙并未失陷。此后薛岳将“后退决战”改称为“天炉作战”。并在战后总结中将其原则描述为：“两线配置，前散后集，中间重点布防。以战线之弹性约束敌军主力于一处，以战场之纵深抵销其机动性，继而两线兵团相机合围。以达成以有限之机动能力，围歼敌军之目标。“而军委会在对第九战区的训令中称其为：“乘其长蛇出穴之际，为铁锤重击之举”。
此后此作战方式开始被各战区效仿，除了后来的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被何应钦称之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一战”的上高会战也采取的是类似的路数。但这种作战模式首先需要两翼部队的配合，以及节节抵抗时后撤部队的完整规划和较强的战斗意志，最重要的还需要日军兵力相对不足和迷恋于攻占城市的配合，所以这种战术处在一种时灵时不灵的情况。
日军当时各主官都有一个迷之困惑就是作战目标始终停留在名城要邑之类的地理目标的占领上，而不是对敌方主力的歼灭为作战的首要目标。其实在抗战中期，日军大本营就一再训令中国派遣军要注意在战斗间消灭重庆军的有生战力。各战役的作战计划也均把歼灭重庆军作为第一优先目标。但实际情况却是各军官在作战间仍一味以地形目标为主要对象以方便邀功。至于大本营严格要求的歼敌有生战力，则以大量浮报歼敌数量搪塞。
而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所依托的正是日军这个攻占城市目标所制定。因为如果在后退决战之间，日军不埋头向国军坚守的各大城市堡垒猛冲，而是在突破战线后迂回围歼第一线兵团主力，而后再应付势穷力孤的第二线兵团，以日军的机动能力则抗战时期的几场大会战将呈现完全不同的局面。有意思的是日军并不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每次战后日军都会进行集中检讨，然后针对此问题屡饬各级野战部队注意改进，表示不可“轻视已遭击败之重庆军”。但奇怪的是日军一直到中国方面的最后一场会战，仍不改其向地形目标埋头猛冲的作风。
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感叹道：“日军有被城市吸引的恶癖……作战目标，计有运动的敌军及不动的土地，而在中国战线上以城市为目标者最多。在鼓舞士气上这是最合适的……城市对部队具有魅力，此外大道路必通往城市，所以，部队虽奉命负有离开城市而经旷野压迫敌军的任务，但终为城市所吸引……国内报章对攻占城市的逾扬报导亦为主因之一。”
从1944年末开始，随着大批美械开始装备国民党中央军以及中美联合空军开始控制制空权，再加上缅北战场上远征军在美军的支持下获得了兵种协同，地空配合，情报分析等先进作战经验，国民党军队作战方式开始向攻势作战方向转变，开始较为大胆地在对日作战中进行运动穿插的记录。一战区的豫西鄂北会战；九战区的湘西会战和四战区的攻克南宁、桂林战役，均打出了相当不错的穿插突破战术行动。
抗战8年，在各方面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官兵展现出了非凡的英勇及指挥能力，光是十万人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二十余次，以坚忍不拔的惨烈抵抗，通过一系列优异的战略及战术安排，在整个二战中留下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一段光辉的记录。只可惜战后因意识形态和内部宣传的需要，许多辉煌战绩和无畏牺牲由此埋没。自己人不重视外国人自然也不会关注，于是在世界看来，二战中的中国战局只有失败和投降，要不就是小规模的游击战。没有任何一本外国出版的二次大战战史去正式讨论中国的战役和贡献。如美国学者费正清（Fairbank）所言：“国民党的抗战，在历史上沉闷而缺乏活力及积极性，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不如将这段历史跳过，将眼光摆在新兴政权上。”
最后引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提及的一段往事，在日军第２师团攻占箬溪后，在当地邮局缴获大量国军前线士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战前试图寄回家的信函，而其中内容绝大多数都是述说前线的状况及其以死报国的决心，信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生国亡，我死国存”，反而不太谈论私事。冈村宁次为此感叹“只要敌人的抗战意识持续不灭，就不能期待决定性的战果，中国方面的战局或永无和平解决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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