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对国民党重要官员的策反工作，一直是我党的一项重点工作。
早在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之前，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派出了大批的工作人员，秘密潜入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之中，进行从敌人内部瓦解敌军、择机组织起义的工作。
在当时的西南地区，有三个人在四川境内颇具实力和影响力。如果策反成功，对敌人的震慑和打击将是巨大的，所以策动起义工作的重点就落在了这三个人身上。
那么这三个人是谁呢？
第一位：刘文辉
刘文辉，出生于1895年1月10日，号自乾，四川大邑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
刘文辉的父亲是刘公赞，家里有自耕地30多亩，并且兼营着酿酒，所以家境比较宽裕。因刘文辉自小聪慧不凡，成绩优异，深得刘公赞的宠爱。
1908年，年满13岁刘文辉，为了报考成都陆军小学，虚报年龄16岁，但因其口才巨佳，令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破格录取。
1911年，刘文辉赶赴西安，被报送至陆军中学继续就读，直至于1916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917年夏，刘文辉从保定军校第二期读完炮科毕业，开始了军旅生涯。先后在川军第2军中任参谋、营长、团长等职位。
1921年起，刘文辉开始担任川军第1混成旅旅长，脱离了原第2军的辖制，自立门户，独立发展，并在多次的冲突中展露头角。
20世纪20、30年代，四川地区是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有军事才能的刘文辉在混战中不断打败或者兼并对手，实力也是日益扩大。
1923年刘文辉出任第9师师长，4年后即1927年其升职出任第24军军长。1929年由开始担任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军总指挥等职位，势力越来越大。至此，刘文辉拥有军队十多万，据有大半个四川。
第二位：邓锡侯
邓锡侯，1889年出生，字晋康，四川营山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邓锡侯家境贫寒，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长。少年时，他就读于乡中私塾，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深受塾师的赞赏。
1906年，机缘巧合之下，邓锡侯进入成都陆军小学就读。1909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所属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学习，后又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邓锡侯参加了四川新军，先后在川军中担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位，自身的势力大大增强。
1918年邓锡侯出任独立第5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并在眉山创办了“军事教育团”。1920年他任四川陆军第3师师长，先后驻防成都、广汉、保宁（阆中市）等地。后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四川省省长，后改为四川清乡督办。
1927年邓锡侯任第28军军长，随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他升任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5军军长。随后，邓锡侯率领部队出川抗日，先后在山西、山东两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对抗击日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8年以后，邓锡侯先后出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第三位：潘文华
潘文华，1885年出生，字仲三，四川省仁寿县人，清末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潘文华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塾师家庭，幼年时家境贫困。十四岁的潘文华为了减少家中的负担和为自己出路，仅读过两年私塾，便停学跑到成都一家中药铺当学徒。
1906年，潘文华到四川新军中当兵，并于1910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入军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20年潘文华出任刘湘部第2军师长，1926年任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市长，1935年任23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潘文华随刘湘出川抗战，先后到达江苏、安徽等地，同时升任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23军军长。
1938年，刘湘在汉口病故，随后潘文华就统率留川的5个师、2个独立旅及16个保安团，实力大增。后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28集团军总司令兼23军军长。
1944年冬，潘文华任地方绥靖部队第56军军长、重庆行营副主任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与我党的接触
刘文辉与我党的接触时间比较早。1941年3月，他在雅安就接待了中共中央的代表华岗。1942年2月，周恩来在民族资本家吴晋航公馆与刘文辉会见，进一步宣讲我党的主张和使命，并明确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商定了今后联系的问题。
1949年10月中旬，即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西南战役的前夕，中共中央派代表王少春，秘密会见了刘文辉，告诉他：四川、西康等西南省份的解放，已经不远了，希望其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要成为历史上背负骂名的一名人物。
此时的刘文辉还是有些犹豫，尽管已经多年接触到进步思想。针对他的顾虑和担忧，王少春给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不要被蒋介石“固守西南”的战略所迷惑。从全国范围来看，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要求他，抓紧最后的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
在王少春的动员下，刘文辉终于下定了军心，做出了起义的选择。同时，他致电中共中样和毛主席，说道：
“多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只好暗作准备。今已与邓锡侯等部约好，决定投向人民。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很快就给予了刘文辉答复。通过四川地下党组织就起义准备工作和时机，向刘文辉传达了具体的意见：
“第一，起义时机，拟在解放军逼近成都附近时为宜。如过早起义，易遭胡宗南部的袭击，24军（刘文辉直接控制的部队）的战斗力也无法与之对抗。
第二，24军起义后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窜的退路，并以牵制和扰乱的方法，阻止其占领西康，以待解放军到达。
第三，保护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维护好社会秩序。
第四，开展民主的思想教育，改善官兵关系，以物质上和精神上为起义后配合解放军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准备起义工作的具体意见后，刘文辉便同王少春坐在了一起，共同制定了第24军起义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并对如何应付蒋介石想好了对应的策略。
随后，刘文辉从雅安返回成都，向邓锡侯、潘文华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商定以他们3人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在解放军到来时，相机起义！
11月21日，在第二野战军主力突破国民党“西南防线”向纵深展开进攻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为了彻底震撼敌人，孤立极少数的反动顽固派，以布告的形式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和破坏，听候改编；保护原有设施，听候接收；痛改前非，停止作恶；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大局。
这四条忠告，在西南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震荡，也从另一面支持了刘文辉等人的起义，为他们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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