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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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

1948年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五十年校庆,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写了这样一句话:

“祝北大能渡过接下来的危难。”

胡适口中所说的危难,自然是发生于1948年12月上旬的平津战役,北平、天津都处于解放军的团团包围之中。

与此几乎同时,蒋介石所派出的“抢救”小组已经抵达了北平。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抢救”小组所负责的重任是,把在北平的四类人,即各院校馆所有关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全部都动员到台湾去。

而大名鼎鼎的胡适,自然是蒋介石动员的主要人员之一。

不过,胡适一开始不肯南下,还找借口:

“我不能丢下北大。”

蒋介石几次打电话,甚至派出“抢救”小组负责人陈雪屏亲自赴北平劝说,但胡适始终都不肯动,没有办法,陈雪屏只好又回到南京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大惊失色之余,连发了两封电报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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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蒋介石

其实,就在解放战争节节推进之际,中国共产党也并没有放弃对这些专家学者、文化名人争取,特别是当时尚在北平的胡适,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吴晗更是亲自出面,劝说老师留下,但吴晗与胡适两人话不投机,最终两人不欢而散,即便如此,吴晗也没有放弃,他对在北平的地下党员说:

“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可以把胡适留下。”

当时西山一带,解放军的电台广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一再劝说胡适留下,甚至还播发了毛主席的话:

“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有用,因为胡适从一开始就没有要留下来的打算。

胡适与毛主席之间是有着一定渊源的。

1918年6月,毛主席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受到当时社会上赴法勤工俭学风气的影响,因为是组织承办,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免费用,这对于本身并不是很富裕的毛主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于是,毛主席开始为赴法勤工俭学不遗余力的奔走,而且本身也有去国外留学的打算。

为了筹备留法事宜,新民学会派了蔡和森到北京,与老师杨昌济会面,杨昌济反而提出希望毛主席能够来北大,或读书或工作都可,蔡和森为此也专门写了封信。

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老师的意见,毛主席于1918年8月启程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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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9年毛主席

根据毛主席的回忆,也是在老师的介绍下,他到了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因此而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

胡适那时的名气已经很响,其实如果从年纪上论,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都比胡适要大的多,我们寻常都以为,胡适与毛主席、萧子升、蔡和森等学生应该都是两辈儿人,但其实胡适只比毛主席大两岁。

不过,达者为先,这话一点也不假。

就在毛主席为考学的学费发愁的时候,家境优越的胡适已经接受了更为系统的新学教育,1910年胡适参加留美考试,以第55名成绩的资格漂洋过海,也就是毛主席在去北京的前一年,胡适完成博士论文,并从美国回国,受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除了日常教学,胡适还参加了《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做图书馆管理员时,经常旁听学校的课程,胡适那时担任北大文科长,教授《中国哲学史》,本身就对哲学、历史感兴趣的毛主席自然常去旁听,而且还坐在第一排,时间一长,就连胡适也不能不注意这个高个子的学生。

经杨昌济引荐,毛主席拜访了当时与他年龄差不多,但是早已成名已久的胡适,两人就新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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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

不过对毛主席是怎么进入北大图书馆,胡适并不清楚,后来有人采访时问他,是否是他引荐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而胡适的回答是:

“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

尽管在后来岁月里,毛主席对胡适始终谦称“学生”,但胡适却并不认可。

一次答记者提问,有人问胡适:

“毛泽东是不是你的学生。”

胡适摇头:

“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

然而胡适接下来一句话,却引起很多人的议论,他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是考不上北大的。

1959年3月11日,胡适偶然接触到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诗句,然而读了以后评价却不高,甚至还写在了日记里:

“‘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胡适不喜欢毛主席诗词,却对毛主席写的白话文颇多赞誉,他曾对口述历史作家唐德刚说过这样一句话:

“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有一件事情对毛主席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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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一开始到北京,是负责筹备赴法留学事宜的,但因为家庭以及各方面原因,后来毛主席并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留在了国内,在北大期间,毛主席又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有去苏联留学的打算。

可到了1920年,毛主席突然又放弃了留学的打算。

1920年3月14日,毛主席在给老友周世钊的信中解释了原因: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胡适主张先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毛主席认为很有道理,所以后来放弃了留学的打算。

不过,胡适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他本身是赴美留学回来的,而且也因为这段经历,让胡适对美国那种自由民主产生了向往,回来以后,胡适就想把这一套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用在中国。

毫无疑问,胡适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也是他自己给了。

而就在给周世钊写信以后的几个月,毛主席找到了一条新的路,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

毛主席后来没能继续他的“留学梦”。他在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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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四运动

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各自在北京、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那段时间,毛主席也时常到上海去拜访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主席回到了湖南,并于1920年11月在湖南建立了共产党早起的党组织。

在无数条道路中,毛主席选中了那个充满希望,却又充满坎坷的道路。

事实上,受陈独秀、李大钊影响,胡适早年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并曾予以高度的评价。而且从客观的角度评价,胡适曾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到过积极意义。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中方委员,到英国伦敦出席该委员会全体会议途经苏联时,曾对苏联所展现出来现象而感到兴奋。甚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胡适曾打算组建一个“自由党”,用来贯彻实施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不过,胡适最终还是与好友背道而驰。

胡适的理念中是反对暴力革命的,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以后,胡适所宣扬的就基本上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了。

所以,胡适既不赞同暴力革命,也不赞同国民党的专制。蒋介石对胡适这样在社会上有相当名望的人也很头疼。

有意思的是,胡适后来被蒋介石还摆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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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独秀、李大钊

1948年3月29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竞选总统、副总统。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无疑蒋介石是总统的唯一候选人,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各方代表也都提议,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偏要站出来摆个姿态,他反复声明,自己不当这个总统候选人,而是应该让一个国民党党外人士来竞选,而且还提出党外人士具备以下条件者可当选:

“忠于宪法、努力推行;有民主精神;有民族国家思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认识。”

尽管蒋介石没有点名,然而在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看向胡适,因为这些条件细细对比下来看,似乎只有他最合适。

胡适自己是不愿意做官的,甚至从来没有考虑参加总统竞选。

显然蒋介石是有自己目的的,做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选举,只有他一个候选人怎么行呢?

为了给西方各国看,也同时是为了给国内各方看,蒋介石故意摆了个姿态,将胡适送上总统候选者的位子,这招以退为进确实高明,到后来胡适自己不堪重负,质疑退出,最后和蒋介石一起登上总统候选人的,是国民党元老居正。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权给一个不听话的人,但能利用一把还是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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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1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蒋介石上台后,照例要组阁,当时他属意的行政院长是张群,然而当时提名的候选人中,何应钦却意外高票当选,但何应钦也自知这个投票结果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意,于是也辞职不干。

据说选行政院院长期间,黄仁宇站出来提问:

“为什么不选胡适?”

然而蒋介石却冷冷的回答:

“书生不能办事。”

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派人到了北平请胡适,因为后来上任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采取的币制改革并没有缓解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可这一次胡适坚决予以拒绝:

“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

尽管张群后来并未能如愿担任行政院长,但在翁文灏之后,孙科出任了行政院长,从某种方面而言,也算是符合了蒋介石的心意。虽然从心里来讲,胡适不愿意做蒋介石的枪手,但为了维系他心中所认为的国家根本,他还是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

无疑,胡适的表现在国人眼中看来,也确确实实有失体面。

胡适拙劣的行为虽然对他的名声有损,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却并不愿意放弃对胡适的统战态度,并且还一直持续到了1956年。

源于当年曾受教于胡适,毛主席始终对胡适很是尊重,数次写信口必称“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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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钱钟书、杨绛夫妇受邀到胡适家里做客,纵论国内外大使,就在席间,胡适还提到了一件事,毛主席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上面称“你的学生”,但却被胡适烧掉了。

不过,胡适在抗战胜利后做了两件事情,却让中国共产党对他有些失望。

1945年4月25日,胡适作为国民政府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与时任中共代表的董必武有过一番对话。

董必武去美国之前,毛主席曾授意他与胡适长谈,希望他能够站在中国革命的一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然而胡适却搬出了《淮南子》的无为主义,反过来劝说中国共产党:

“放弃武装力量,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并以国内第二大党的身份参加选举。”

胡适并不止一次的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力量。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左舜生等六人访问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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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六人之中,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于是毛主席也以学生的名义让傅斯年代他向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然而让人诧异的是,随行人员中,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均对延安的情形大加赞赏,唯独只有傅斯年与众人态度截然不同,并且还称毛主席“咄咄逼人”。傅斯年把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毛主席的印象写进文章里,并寄给了在美国的胡适。

胡适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于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电报给延安: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事已至此,毛主席对胡适的表现已经失望。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期间,蒋介石不遗余力的派人拉拢胡适,虽然中国共产党对胡适仍然表达出足够的善意,就连毛主席也回应,只要胡适不走,就可以做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馆长,可胡适始终态度冷淡。

12月16日,胡适乘坐蒋介石安排的飞机抵达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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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到南京以后,还同国民党方面积极合作,拟定“抢救”名单,在胡适看来,他不能坐视这些好友“受难”不管。

尽管国民党当局那时已经是大厦将倾。

蒋介石自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危局,所以他才更需要胡适,因为只要有胡适,就能够替他争取足够国内外知识分子的同情。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邀请胡适在官邸吃饭,席间力劝胡适到美国去。

按照蒋介石的“嘱咐”,胡适先是前往上海,处理了一些事情,然后登上了赴美的“克里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6年后,钱学森等24位在美国留学的学者后来也是搭乘这艘轮船回国的。

同一艘船,人却不同,让人也不由得感慨。

胡适走了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曾考虑,是否将胡适列入战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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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宣布了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但在这份名单中,并没有胡适的名字。

然而据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称,1949年1月20日,经毛主席亲手修改的庆贺淮海战役胜利的电文中指出:

“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

胡适到此时已经成了“罪大恶极的帮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