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破坏。
中共南方工委的领导人张文彬考虑到情况危急，便迅速做出了转移决定，可意外的是，在按照原定计划向东江游击区转移期间，遭到了叛徒郭潜（原南方工委组织部部长）的出卖，张文彬带领南方工委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在途经广东大埔县高陂镇时，遭敌人重兵合围，不幸被捕。
图|张文彬
一同被捕的还有在南方工委工作的廖承志以及时任南方工委宣传部部长涂振农。
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但张文彬、廖承志始终没有屈服，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涂振农却最终选择了叛变革命，敌人准备利用涂振农，对狱中的张文彬、廖承志进行策反。
张文彬很早就察觉出了不对劲，他通过策反地看守姚宝山传递信息给涂振农、廖承志，鼓励他们坚持斗争时，涂振农却突然传来回信：
“我有八条理由不会叛变。”
这话说得好像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一次，张文彬与廖承志偶然聊起这件事，他告诉廖承志：
“此人靠不住了，第八条不会叛变，第九条怎么办？”
果不其然，涂振农在狱中没有经受住敌人的威逼利诱，于1943年1月30日叛变，并奉令策反在在狱中关押的张文彬、廖承志。
涂振农恬不知耻地对张文彬说：
“老张，我出去了，你怎么办？也出来吧。”
张文彬怒斥涂振农无耻的叛徒行径，涂振农只好悻悻而去。
图|廖承志
张文彬在狱中受尽敌人酷刑，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他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肺病，敌人在寒冬腊月里，竟然不给棉衣，还疯狂叫嚣要“冻死他”，1944年8月26日，张文彬因肺病病逝于狱中，临终前他对廖承志说：
“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到了尽头，但死而无憾。”
叛徒涂振农后来受到了国民党当局重用，被安排在中统特务机关，负责训练特务。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逐渐日暮穷途，涂振农作为一个叛徒，心中自然感到惴惴不安，但同时又心存侥幸，他自以为自己叛变的消息无人知晓，却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自食恶果。
涂振农公安局自首称：认识毛主席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5月22日，第四兵团13军奉令由赣江北上，解放南昌。
南昌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早在2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里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连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对这座城市，也有很深的执念。
5月23日拂晓，工人们、学生们抬着毛主席、朱老总的巨幅画像涌上街头，欢庆解放。
而涂振农躲在暗处，心头不免惶恐。
1949年10月上旬，南昌市公安局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就是涂振农。
图|毛主席
涂振农隐瞒了自己叛变的经历，自诩是一名老革命，并煞有介事的对公安干警宣称：
“你们把我送到北京去，我认识毛主席。”
公安干警一听眼前这个老人竟然认识毛主席，不由得吃了一惊：
“你还认识毛主席？”
涂振农无不得意地说：
“红军时期，我是特派员，毛主席给我汇报过工作，我还给毛主席、朱老总说过好话。”
南昌市公安局将这个身份不一般的人，安排在宿舍休息，一面给北京传信，希望能了解事情的详细情况。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过了多长时间，北京就传回来消息：
“此人是叛徒，应立即逮捕。”
涂振农被捕时还大喊大叫，宣称要到主席那里去告状，公安干警也乐了，干脆对他说：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什么话到了北京再说吧。”
涂振农自己也没想到，当年受他告密被关在狱中的人，还会有人活下来，特别是廖承志，当年涂振农曾在狱中劝降张文彬时，廖承志就在一边，亲眼目睹了他叛变。张文彬后来牺牲在狱中，廖承志却在敌人折磨下幸存下来，并于1946年出狱。
廖承志干脆利索的直接指认，他就是个叛徒。
图|廖承志
涂振农还自以为当年叛变登报，用的都是假名字，党组织应该不知道这个情况，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要说起来，涂振农有一件事没说错，那就是他革命资历确实很老，与毛主席、朱老总之间都碰过面。
涂振农，江西奉新人，曾担任过奉行小学校长兼教员，在江西省农业专门学校求学期间加入国民党，就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曾几何时，涂振农也是一个有为的革命青年。
1922年，涂振农毕业后，曾任《大江报》、《新民报》编辑，大革命运动此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涂振农也积极利用报纸等媒介，宣传革命思想，痛斥军阀割据。号召有为青年站起来，共同打倒军阀。
据说直系军阀孙传芳看到涂振农的文章后，曾专门将他请到公馆，开出一张天价支票，笑眯眯地对他说：
“涂先生，这是我给报社的经费。”
图|孙传芳
孙传芳的意思，自然是想请涂振农“笔下留情”。可没想到的是，涂振农接过支票后一言不发，直接抛之于地，扬长而去，孙传芳被气得够呛，指着涂振农的背影怒骂：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把报社砸了。”
涂振农的报社自然是无法再继续下去，只好南下光头，投奔了北伐军，担任直属第三军司令部书记官。1924年3月，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建立，涂振农任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5年5月，涂振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随后的江西省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秘书兼执行委员。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也宣告失败，涂振农也被国民党当局四处通缉，不得已而出走吉安、吉水，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1928年，涂振农才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并到法租界街头中共支部工作。随后受中共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华南地区的领导机关）的委派，先后担任《香港小日报》编辑、中共左江特委书记。
涂振农口中所称，曾担任中央特派员，应该是指1930年6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大会后，他以中委的身份，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指导工作的经历。
尽管在担任中央特派员期间，涂振农曾受中央“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但在党的六界三中全会后，涂振农以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赣东北，致力于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被中共中央指定为红十军政委。
红军长征后，涂振农再次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36年1月，涂振农辗转去了延安，才又恢复了联系。
“南委事件”始末
如果涂振农不叛变，以其革命资历来看，必定能在新中国建立历程中，留下重要的一笔，但很遗憾，他没能坚持到最后。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掀起了反共高潮，大肆破坏我党在各地建立的党组织。
图|毛主席
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毛主席于1940年5月做出指示：
“凡是在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建议在广州设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华南各地区党组织领导实行分开领导，使地下党工作与南方局公开工作分开。
1941年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机关就设在广东大埔县境内，方方任工委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任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部长，涂振农任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等等。
南委成立以后的当年年底，就在周恩来指示下，完成了对香港民主人士以及文化名人的大撤退工作。
可遗憾的是，南委的工作很快就被敌人盯上了。
图|周恩来
到1943年初，南方工委就已经被敌人完全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这其中叛徒的作用不可忽视。
1941年初，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调南委工作后，中共江西省委的工作便交给了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暂代。
可事实上，郭潜主持江西省委工作期间，省委机关以及所属党组织机关都被敌人破坏得很严重了，到谢育才接替颜福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后，他惊奇的发现，郭潜在之前给中央的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
也就是在江西党组织破坏严重，特务环伺的情况下，江西省委党组织机关在接下来遭到敌人重兵围剿，谢育才、骆奇勋相继被捕，原江西省委军事部部长颜福华等人被捕后更是叛变，直至1942年6月，江西省委所属的党组织基本上全部都被敌特破坏，2000余党员被捕入狱。
值得一提的是，谢育才等一大批被捕的同志，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保全了一部分党组织的机密。
可意外的是，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被破坏，作为他的直属上级机关，南委竟然在事先毫不知情。
国民党当局在破坏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后，就控制了电台，严密对南委封锁消息，被捕的谢育才通过敌人口中得知，特务已经与南委机关接上了头，如果不想办法通知，南委机关必然难以幸免。
图|谢育才
谢育才夫妇在狱中坚持斗争半年多，一直到1942年4月29日才越狱，为了及时向党组织通报消息，他们夫妇认同将才出生9个月大的孩子扔给了敌人。
尽管有谢育才事先通知，南委书记方方紧急安排布置，但仓促之间，仍架不住敌特破坏以及叛徒出卖等重重打击。
其中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叛变后，更是直接带着特务，直捣南委在广东大埔县的机关。
相比之下，涂振农虽然不如郭潜叛变后对党组织危害大，但同样可恨。
南委以及江西省委大部分领导人被捕后，都被关押在位于泰和县马市仙桥村的马家洲集中营。
涂振农被捕入狱后，一开始也打算硬抗，但架不住特务们每天好酒好肉的招待，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甚至亲自出面劝降：
“涂先生，你们的组织部长（指郭潜）都投降了，得到一大笔奖金，现在他已经化名郭乾辉加入中统，成为我们的同志。”
图|马家洲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如果说特务们一上来就对涂振农大刑伺候，没准他确实能抵抗得住，但在享受了温柔富贵后，涂振农的心里很快土崩瓦解。
1943年1月30日，涂振农叛变。
其实不仅仅是郭潜、涂振农叛变，破坏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以及南委机关的国民党中统局委员、高干会主席兼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冯琦同样也是一名叛徒。
冯琦、庄祖芳等叛徒一起到狱中劝降张文彬、廖承志，被两人一顿挖苦讽刺骂出门去。
廖承志还在狱中给冯琦画了一幅漫画《枯树、饿鹰、恶犬》，讽刺冯琦之类的国民党特务如同鹰犬一样，被讽刺得太多，冯琦也就不愿再去牢中，转而派出大叛徒涂振农。
结果涂振农话还没说几句，就被廖承志劈头盖脸骂得无地自容：
“你还有脸见人吗？还配和我说话吗？无耻。”
涂振农只好仓皇逃出。
图|廖承志在狱中画的讽刺特务的漫画
廖承志在狱中被关押一直到1946年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那时他已经完全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后来他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小廖到死都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
叛徒结局
涂振农尽管没能顺利劝降张文彬、廖承志，但仍然获得中统重用，先后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民运专员、第三战区皖南“自首自新”人员训练班上校政治教官、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中统局研究处下属研究室主任。
因为很熟悉党组织工作流程，涂振农在叛变后，还假冒党组织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建立据点，阴谋破坏各个地方党组织，还撰写了诸如《为当前形势和任务告全体同志书》、《对九国情报局的分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反动文件，并负责为中统培训特务。
图|马家洲集中营旧址
解放后，涂振农没能逃到台湾，而是回到了老家江西，继续苟延残喘度日。
有趣的是，涂振农自始至终认为，他投降敌人用的都是化名，党组织应该不知道他叛变的情况，但没想到的是，廖承志在狱中虽然受尽折磨，却依靠乐观的天性顽强的活了下来，并最终在营救下出狱，成为了指征他的关键证人。
更重要的是，随着解放后，我党从缴获的敌特档案中，找到了涂振农的名字，这下人证物证具在，涂振农再也没能跑掉。
1951年4月，涂振农被押赴北京，经审判后执行枪决。
据说涂振农在被押赴刑场时，双腿发软，是被法警架着带到了刑场。
或许直到此时，涂振农内心有过那么一丝后悔，但终究还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这个叛徒的故事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
要说起来也是一件趣事。
图|马家洲集中营陈列
1949年8月，江西万安县获得解放后，有一个自称是“老红军、老党员”的老头找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彦。
这个老头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县委县政府能够给他安排一个工作，让他能够自食其力，要知道万安县刚刚解放，县委县政府工作量庞大，一个老党员、老红军请求参加工作，无疑也是一件好事。
刘彦好生安抚了这个老人：
“老弟你放心，组织上不会亏待老同志，想教书回来就是。国家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我还能推荐你去当校长、当大学教授、当编辑或者翻译。”
没想到材料报上去以后，江西省委恰好有认识这个老人的老同志，没想到此人竟然是一个叛徒——曾洪易。
曾洪易是1924年就入党的老人，曾作为中央代表赴闽浙赣根据地工作，并担任过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因对革命悲观失望，1935年在南京叛变，叛变后曾洪易并没有受到国民党当局重视，而是回到了老家，也许是时过境迁，他还以为自己当年叛变并无人知道，没想到材料报到江西省委后，一些曾在赣东北地区与他一起闹革命的同事都认出他来。
曾洪易被捕的经历，与涂振农何其相似，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曾洪易与涂振农商量过，但两人过去曾是旧相识，曾洪易三十年代在上海期间寻找党组织期间，还曾见到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于党组织失散联系的红十军政委涂振农。
有趣的是，曾洪易一直不知道涂振农后来也叛变了革命，还想让涂振农当他的秘书，曾洪易还厚着脸皮提要求，可以安排自己到苏联去，就是不要留在北京。
图|曾洪易
尽管曾洪易叛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叛变后对党组织危害并不大，在抗战时期也做了不少贡献。所以最初审判下来后，曾洪易只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一直到这年10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才改判曾洪易死刑。
1951年10月，曾洪易因肺结核病死于狱中，时年47岁。也算是有了一个终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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