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而平常的日子，有多少位决心拨正历史船头的青年人，坐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餐厅里，进行最为伟大的会议？他们都是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这个极端秘密的会议选在上海法租界的什么地方？
高度机密的会议，顺利地进行着，然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却发生了怎样的意想不到的状况？“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人突然的闯撞，让这个会议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国际代表马林，因何以手击桌，并作出什么决定？
对于一个陌生人闯撞进入会场，与会代表都是亲历者，他们在事后都有怎样的记述？有共同的记忆，也有怎样的不同的表述？后来是由谁来应对被警察包围的会场？有惊无险，不幸中的万幸，又是指的是什么？
闯撞会场的陌生人，是法租界的密探，但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什么名字？这对于参会的代表来说，是怎样的一个谜团？这个谜，又是谁在68年后，通过谁的回忆来揭开的？这个密探最后的人生结局是怎样的？
1921年7月23日，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中国现代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诚和李汉俊兄弟的寓所召开。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建筑。会议在一楼客厅举行，会场的陈设简朴，但氛围庄重。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总共13位。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来自广州的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中共一大会场
这是一个极其秘密的大会。然而，在大会进行中，一位“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撞进入了会场。
这天是7月30日，是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是最后的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担任记录。这位借口寻找社联王主席的男子的突然闯入，又匆忙离去。这让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他击桌起身：终止会议，马上转移。他的这个提议，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正如会后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所提及的，“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
这个不大的小城市，就是浙江嘉兴。
关于会中，有人突然闯入，参加会议的当事人后来各有回忆，最早回忆该事件的是陈公博，他在回忆录《寒风集》中写道：
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国际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吧，立刻主张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林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
对于此事，张国焘在晚年也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大约那天晚上七时……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南湖红船
对于闯撞一大会场的这个人，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都曾在各自的回忆录上有所记述：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尽管他们对这个人的具体“形态”有些分歧，但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并有一致性的回忆，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在这个闯撞会场的人，匆匆而去，会议代表撤离后不到不到15分钟，巡捕房就开来两辆警车，他们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怏怏而去。
陈公博在一大会议后的第十天，写下《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中记叙了密探闯入会场后的场景。因文章发表在《新青年》这本公开的杂志上，所以有些话用了隐语：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程子卿
1944年，陈公博写了一篇《我与中国共产党》。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他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当时留在会场上的李汉俊泰然自若地与警探周旋。因为当时开会之地，还是《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是专事翻译出版的机构。李汉俊又精通英、德、法语，在通过和那个曾闯撞会场人的“对话”，明了这位闯撞者，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而会场被搜查，却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这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新时代丛书》社的掩护和李汉俊的“随机应变”。不过，唯一的，在当时，李汉俊并没有没有问，或许也不能问。那个闯撞会场的密探姓甚名谁，所以这个密探的名字，便成为一个谜。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谜团一直藏匿了68年，直到1998年，才揭开这个谜。
1998年，著名作家叶永烈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处了解到，有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他可能知道那个密探。
于是，叶永烈采访了薛耕莘。随后，叶永烈在其所著的《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披露了薛耕莘的情况和一些别人从不知晓的一些“史实”，也首次揭开了当年闯撞中共“一大”的密探叫程子卿。
薛耕莘，生在上海，9岁时到比利时。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年，薛耕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为便衣警务人员，后担任政治处社会科翻译。后来程子卿归在薛耕莘手下，继续担任密探。两人在一起工作，相处得不错。后来，程子卿将闯入共产党会场的秘密告诉了薛耕莘。
薛耕莘（左三）和程子卿（左二）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当时是怎么知晓中共一大成立大会召开的呢？
其实，这事与马林有关。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马林，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动身来华后，其行踪一直处于严密监视之中。6月3日马林到上海后，便到上海的荷兰总领事馆进行登记，如果不进行登记，就有被驱逐的危险。马林在上海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
而在此时，租界警方已获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等地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确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是必须要通报给上海的各国当局的。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
不仅如此，法租界当局还针对所获情报，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即7月31日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闯撞进入李公馆侦查，这一见机行事，看似“误撞”，实则是有意为之。而薛耕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也是比较特别的:
1921年7月1日前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上(今淡水路)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司法警察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1日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根据这些情况，我将此事报告刑事组长查扎尔( Chazal)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
薛耕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却因闯入中共一大会场而使他在历史上留名。只要写中共党史的开始部分，他的名字注定会和党的创始人们同时出现。
那程子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有怎样的人生结局呢？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2年3月3日。从小入私塾后又上初中，算是一个文化人。后到镇江米店当学徒，在米店练就了过人的臂力。1900年前，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1921年7月30日，程子卿在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后，发现了异样，于是迅速回到警署，调人包围了“一大”会场。“一大”之后，程子卿和黄金荣还两次同时抓捕过中共领袖陈独秀。
1921年10月6日《申报》 第14版报道：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陈独秀，迩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夥，当即将陈及其妻林氏并牵涉人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等，一并带入捕房。
1922年8月10日上海 《时事新报》 报道：陈独秀氏寓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昨（九日） 被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监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带入芦家湾（引者注：即卢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1927年，程子卿参与了“四·一二”政变，获得“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分别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着实让他激动了好几天。
在法租界，程子卿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些有益的工作。他曾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为活动的开展提供方便；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人向他“疏通”而获释；参与侦破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案；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1968年，薛耕莘交代的关于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的经过
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政治问题受到政府审查。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宋庆龄，于是他便求助于宋庆龄。经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后，没有被捕入狱。程子卿以后回忆说：“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
宋庆龄能为程子卿作证明，有个很大还情之由。曾经国民党特务机构一直监视宋庆龄，但只能在外围，无法深入，得知宋庆龄身边保姆李燕娥单身，便选美男特工与李燕娥恋爱，以求打入宋庆龄家中。程子卿获知这一情报后，便把那美男身份悄然告诉宋庆龄，使宋庆龄及时识破这一“美男计”。
程子卿和他的太太杨景德，于1920年结婚，婚后不久，两人一起嫁入了天主教，育有两女一子。他们原在上海建国中路（薛华立路）137弄建造4幢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私宅，终年79岁。
1980年， 程子卿太太杨景德因患肺炎离世，终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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