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东北局书记宋任穷捎口信给黄火青等人，让他们入京养病，说是上级批示的。
此时的黄火青并不想去，主要考虑不想为公家增加负担。
在1965年时，他因胃癌入京手术，入院三个月后回到沈阳休养。这才过去几个月，又让自己去，怕去了再花公家的钱，于心不安。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一场运动悄然而至。当他想去的时候，已经无法脱身，只能求助于别人。
运动悄然而来后，有人就贴出一个大字报，说欧阳钦和黄火青养病期间，在宾馆大吃大喝，而且还让公家报销。为了避免落下口舌，他给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打电话，希望能到军队医院住，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事情发生。
在曾绍山大安排下，他被护送到大连警备区住下，在这里警备区司令员邓岳对他的生活很关心，彼此来来往往，随便聊聊天，研究形势等。
国庆节后，他到周边地方走走看看，了解实际工作。
1967年1月后，上级打算把各省一把手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在大连警备区，让他直接去沈阳宾馆，然后进京。因放心不下妻儿，还是先回趟家，有人得知他回到沈阳了，就去堵截他。黄火青到家还没有吃上饭，找事的人就把他弄走了，被关在农学院的一间空房子。
与他一起的，还有司机，以及大连警备区的护士。10月后的东北天气已经冷了，屋里没有暖气，对于大病初愈，六十多岁的人来说，有些扛不住。护士说这样会把人给冻坏的。这样，他才被弄到学生宿舍居住。此后，召开批斗大会，他受苦不少。
眼看身体越来越差，有些人怕出事，负不起责任，就让医生给他看，后被转移大医院休养。
为了摆脱困境，他写信给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希望能到北京看病。此时的宋任穷境遇不是很好，但还能管点事。经过一番请示汇报后，同意他离开。
1967年4月到1969年10月，他在中组部招待所居住两年多年。靠边站后，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了休养，闲来无事就是读书、练字，别无选择。读一些经济学，自己拟定7个题目反复阅读、摘抄，一共摘抄17本笔记。
尽管住在这里相对安全，可也不是没有问题。有时候能见到从辽宁来的人，嚷嚷着要找黄火青，他就躲起来，对方见找不到，吵吵嚷嚷就回去了。
后来，他们被安排外出参加劳动，有人去二七机车车辆厂，有人到新华印刷厂。
1969年10月，他与欧阳钦等会回到沈阳，在此后的几年里，也没有工作，每月给他60块钱生活费，还有一些粮食。闲来无事的他，开荒种菜打发日子。
1975年，再次回到北京，到中组部的招待所休养。从1965年到975年，前前后后10年，三次来北京。
自从1965年生病后，他就没有再工作，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这样的状态持续到1978年。当再工作时，已经77岁了，身体方面都不能再支撑他干太久。直到1982年，他到新成立的中顾委。在中顾委中，比他年纪大的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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