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关于夏朝的主流记述中，都将夏朝的存续时间明确为约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而这个时间段，也成为考古学界判定某处文化遗存是否进入夏纪年的主要依据。
那么夏朝的兴亡时间，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时间是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这成为推算夏商周年代学的基点。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基础上，分别加上史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国祚，最终推算得出夏朝的始建年。
但是这种推算方法存在很多Bug，比如史书关于商朝的存续时间就说法不一，短的有说400余年的（如古本《竹书纪年》），长的则说有600余年（如《左传》）。此外，关于西周的积年，各种史书的说法也不相同，自200余年至300余年不等，差异很大。
把夏商周三代的国祚误差时间加起来，足够中间再添进去一个朝代了。
所以，1996年启动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把解谜的希望放到了几处已知的重要考古遗迹之中，同时引入了对特殊天象（比如五星连珠）的研究和碳十四技术来作为佐证。
最终，考古工作者根据遗址的殷墟文化找到了和它一脉相承但时间上又早于殷墟的郑州二里岗文化，又根据郑州旮旯王遗址不同文化层叠压关系，得知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先后顺序，成功建立起了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弄清楚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对应的朝代问题。
殷墟出土有甲骨文自证材料，所以它是晚商遗存这个无可争议。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一脉相承，时间上又早于殷墟文化，所以二里岗属于商文化也确信无疑。
但问题在于：二里岗文化究竟是早商文化还是中商文化，这个一度有很大争议。争议的原因在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位于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和位于郑州的二里岗遗址，都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群和象征权力的礼器，被定义为某一时期的都邑。
上文已经提到，从考古学地层关系得知，二里头文化是被叠压在二里岗文化之下的，也就是说先有了二里头文化，而后才有了二里岗文化。
如果二里头文化也是商文化，那么二里岗文化就只可能是中商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那么毫无疑问，二里岗文化就是早商文化，也就是商汤灭夏以后所留下的文化遗存。
在二里头遗址最初发现的20多年里，一直被视作商汤的西亳，主要依据就是《汉书》曾言：“尸乡（今洛阳偃师），殷汤所都”。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1983年，距离二里头遗址仅仅6公里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处大型都邑性质的遗址—偃师城，偃师城和二里头都在尸乡范围内，谁才是真正的汤亳，亦或者两者都是汤亳？
从文化属性上看，偃师城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安阳的殷墟文化的相似度远远大于二里头文化，比如：凡是二里头文化属性的遗址，典型器物是深腹罐；而凡是商文化属性的遗址，典型器物却是陶鬲，这表明两者并非同一族群。
更直接的证据还有两处：
其一：《战国策》曾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羊肠的大体位置是在河南沁阳往北穿越太行山的羊肠坂道，也就是太行山东麓一带，属于夏朝的东北部疆域。这块区域分别发现了焦作李固遗址和焦作赵庄遗址，虽然同属焦作境内，也相互毗邻，但文化面貌却互不相容，彼此间存在明显的分界线。
李固遗址出土大量陶鬲，而罐却少见，文化面貌与河北下七垣文化相同；赵庄遗址则出土大量深腹罐，罕见陶鬲，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高度相似。其中：河北下七垣文化因与二里岗文化前后相继但却缺少大型城邑，故而已被定义为先商文化（即：商汤灭夏以前商部落为主体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
其二：偃师城、郑州商城以及与郑州毗邻的新郑望京楼遗址，经历了一场考古文化“洗牌”，陶鬲、陶甗数量显著增加并成为主流，表明这些地方的文化面貌已经由二里头文化主导变成了以二里岗商文化为主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对偃师城文化第一期早段给出的结论是：“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一种新文化”，换言之，偃师城一期一段就是最早的早商文化，并正式命名为偃师商城，而早于偃师商城的商文化，则要归入商汤灭夏之前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范畴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分属不同族群的文化遗存，而偃师商城的始建时间，自然就成为了夏商王朝兴替的分界时间。
夏商周断代工程碳十四测年专家组对偃师商城一期一段文化遗存测定后，推定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为公元前1610年至前1560年之间，取最早值，最终将夏商分界时间定在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
同时，按照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相加得出夏朝始建年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
为了论证这个始建年的可靠性，考古工作者对发现战国“阳城”陶片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找到了一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32年前203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吻合。天文学家则根据文献记载的“禹时五星聚”，计算得出公元前1953年2月的确发生过一次五星聚合的奇特天象，这个时间点也正好在夏纪年范围内。
于是，商汤灭夏时间为公元前1600年，夏朝始建年在公元前2070年的结论成形，夏朝谜团似乎得到了完美解决。
然而，就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的20多年里，考古工作者却陆续发现了越来越多难以解释的夏朝Bug。
第一，断代工程专家组在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其中提到：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一期早段测年范围在公元前1600年至前152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三期测年范围在公元前1610年至前1555年之间。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公元前1600年是夏商分界点，那么二里头文化三期也进入了商纪年，这跟之前所认为的二里头是夏都的结论存在矛盾，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刘绪称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第二，夏朝国祚有471年，但却只有14世17王，意味着每世为33.6年，每一位夏朝君主需要在30岁以后生子才能达到这个时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对山西陶寺遗址和偃师商城贵族墓地出土人骨研究后发现，这两处遗址古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0.1岁，其中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34岁，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为30.8岁。也就是说，无论是先夏还是商朝，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余岁。夏朝君主普遍“长寿”的可能性只有两个：夏朝国祚没有471年这么长，或者是史书漏记了夏朝君主世系。
第三，测年专家张雪莲、仇士华分别用高精度系列样品方法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做碳十四测定后发现，郑州商城的年代为将近公元前1500年；偃师商城一期的年代要比郑州商城的年代早，但也只在公元前1550年之前，未到公元前1600年。
同样的测年下移情况也发生在了二里头遗址。北京大学通过加速器质谱测年加树轮年代校正方式，得出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为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那么它所支撑起的夏朝只有230年（前1750年至前1520年）；如果以偃师商城的建立时间（即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朝终结点，那么二里头支撑起的夏朝只有150年（前1750年至前1600年）。
虽然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内的国内众多学者，都认为二里头遗址只是夏朝晚期都邑，早期夏文化还需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河南龙山文化众多遗址中，并没有一处足可以媲美二里头遗址的城邑。即使是有禹都阳城之称的王城岗遗址，面积也仅有1万平方米，只达到二里头的1/300，说它是夏后氏部落的都邑可信，但说它是夏王朝的早期都邑，着实牵强。
第四，就二里头文化自身而言，二里头文化一期时只是一处大型移民聚居点，直到二期时才开始大规模建设宫殿区；三期时，宫殿区外围建起了宫墙，形成了统一的中轴线建筑风格，日本学者冈村秀典称之为“朝廷”和“宫廷”礼仪的发端；
四期时，又有至少3处大型建筑兴建，而原有的绿松石器作坊、铸铜作坊及其外的围垣设施依然在使用，并未发现任何人为破坏的痕迹，很难把二里头遗址和一个行将灭亡的政权联系起来，反倒更像是一个新兴王朝。
也正是基于夏朝考古发现的诸多Bug，很多考古工作者对夏朝的存续时间提出了不同观点。
社科院专家王震中根据最新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主张夏商分界应该整体下移，也就是推定商朝建立时间为公元前1523年或公元前1553年。
北京大学刘绪教授也认为“如果将二里头视为夏代，则现有碳十四数据的230年，对于14世17王，平均每世16.4年，相对符合夏商周三代的平均数……同时，将二里头文化全部视为夏代的考古学文化，也能避免为了凑够文献记载的夏积年数，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类型各取其一部分共同凑成夏文化，缺多少取多少的不确定或者有点随意的状况”。
而曾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教授，则以反问的语气提出“庞大的‘夏’是否有可能是在后世文献中被放大的？”
事实上，如果参照后金（公元1616年）—入关前的清朝（1636年）—入关后的清朝（1644年）—南明灭亡后统一大陆的清朝（1661年）这一历史模式去反推夏朝，会发现采用不同的标准，一个王朝的国祚长短也会随之改变，它的建立时间也会出现多个节点。
据此，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可以视为夏部落时期，而二里头文化时代的夏才算是真正进入广域王权的王朝时期，这不仅可以解决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只有230年的问题，也能合理地解释夏朝君主寿命过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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