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龙岩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毛泽东、朱德落选,从领导位置上下来,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7月下旬,毛泽东要离开红军,林彪、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都到毛泽东住处相劝他留下,但伤心地毛泽东执意要走。8月1日,毛泽东化名杨子任去了闽西苏家坡养病。
陈毅后来回忆当时情况,他诙谐地说:“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因为比较棘手,陈毅干脆采取:对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打一棒子。最后给朱德以警告处分,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陈毅后来说当时自己这样做,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就是“各打了五十大板”。
毛泽东在1956年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自己曾遭到“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等。“赶出红军”就是指这件事。
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周恩来在会上慎重地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他还说,“留苏学生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故意分成两派造成派别,不符合事实。中央决定给红四军前委致信:暂不设立军委,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刘安恭调回中央(刘在10月攻打梅县时牺牲)。”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刘安恭说朱德是拥护中央的,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以为是,拒绝执行中央命令。他将领导人分派、将争论公开化,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解决“朱、毛、陈”之间的矛盾起到重要作用。1928年“六大”之后到1930年,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周恩来做通了陈毅的工作:让他把毛泽东请回来,维护朱、毛的领导。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起草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明确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9月20日,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前委写信让毛泽东参加大会。在生气、郁闷中的毛泽东回信:“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陈毅没有参加这个会。结果会开得毫无章法,一塌糊涂,没有结果。罗荣桓激动地说:“一定要请毛泽东来参加会。”林彪立即说:“我赞成。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朱德说:“是啊,朱毛,朱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了毛就无法过冬了。”朱德的话引来一片笑声。刘秉荣著《红日东升——话说红一方面军》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10月20日,陈毅回到前委。临走之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他:“邀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陈毅在11月初在前委会议上做了传达,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事实上,毛泽东离开后,大家感到没了主心骨,“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为此,他们联名写信要求毛泽东回来。陈毅派人将中央的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信,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军。陈毅在信中说对毛泽东说:“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周恩来在这件事处理上展现了大公无私、不徇私情的高风亮节。美国记者斯诺评价周恩来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知错就改,表现了光明磊落和大度豁达。他主动表态:毛泽东同志说“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这次回来,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这样,一切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毛泽东看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的信,十分高兴。11月26日,毛泽东随前来接他的人员回到长汀和朱德、陈毅会合,6只大手握在一起,尽释前嫌。毛泽东向朱德、陈毅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他也承认自己因情绪不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陈毅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朱德也表态说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
因为陈毅在“七大”选掉过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周恩来思虑到:毛泽东复职后,如果陈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据地或广西去。陈毅把这个安排向毛泽东说了,毛泽东手一挥:“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朱德与毛泽东近两年共事经历,对毛泽东打心眼里服气,他开始低调做事,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一位是毛泽东。
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央: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给中央军委报告中称:“据我在那里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红四军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红军重回正轨。陈毅在会上传达中央精神,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
毛、朱、陈和好,红四军党内争论画上圆满句号。毛泽东心情好转,这之后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
误会、挫折是一个政党、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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