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军为了掠夺石油资源，悍然决定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同时，日军对香港发起了极为猛烈的进攻。
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在此之前，属于中日双方势力都难以插手的地方。为此，不少民国要人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比如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廖仲恺遗孀何香凝、抗战前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等人，都寄居香港。
为了避免这些社会名流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香港之前把这些人抢运到内地。
当时知名报社《大公报》的社长胡霖在香港，也想蹭国民政府加派的航班回到内地。《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和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关系不错，在陈布雷的运作下，胡霖被列入了抢运名单。然而直到12月10日最后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的时候，《大公报》派去迎接社长的记者还是没接到胡霖，反而看到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女儿孔令伟以及她们随身携带的大批行李，最可恨的是还有几条洋狗。
王芸生当天没去机场，听到接机人员的汇报后，极为愤慨。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率，厉行法制的议案。12月22日，王芸生借着这份议案写了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显然，王芸生的矛头直指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
因为这事儿听着就让人生气，再加上王芸生的生花妙笔，一时之间，孔祥熙家人用救命飞机抢运洋狗事件就火遍了全国。
明史专家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针对此事还在课堂上发了一通议论：
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
要不怎么说读书人呢，骂人都骂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王芸生的社评加上吴晗极为精当的评论，孔祥熙顿时成了喊打喊杀的对象，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学生游行，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
然而今天，我却想为孔祥熙说几句话。
倒不是我想洗白孔祥熙，事实上在我心中，孔祥熙及其一家毫无疑问是国家的蛀虫，我对他没有半点好感。倒是蒋介石，在某些方面我还是比较欣赏的。事实上，我觉得老蒋如果不是被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伟这一大批人拖累，名声应该会好得多。
不过，讨厌归讨厌，但不能把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他头上。在这件事情上，孔祥熙被称为飞狗院长，确实是受了委屈的。
那么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当时从飞机确实有洋狗，具体几条各种说法有点不一致，但当事人都承认确实有狗从飞机上下来。但是，这个狗还真不是孔祥熙家人的，而是飞机上两位美国飞行员的。
证据主要来自两个人，一个是当时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一个就是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
王芸生的社评发出之后，影响极为恶劣，蒋介石严令交通部彻查真相。张嘉璈于是给《大公报报社》寄了一封信，说明交通部调查得到的结果，原来当时香港因为受日军飞机轰炸，交通断绝，电话也不通，很多抢运名单里的人联系不上，飞机上还有空位。于是有航空公司的人员就蹭航班到重庆，当时中国航空公司里的飞行员很多都是美国人，两名美国机师见仍有空位，就带了4只洋狗一同上飞机。至于那些箱笼行李，大多是中央银行的公物。
当然，张嘉璈毕竟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这封信看起来也很像是官官相护，为国民政府遮丑的政治产物。
但是，在美国胡佛档案馆里收藏的《张嘉璈日记》却清清楚楚的记着，原来早在张嘉璈12月10号的日记上，就曾简略记述了此事，比王芸生的社评早了10几天。
当然，如果非要质疑张嘉璈篡改日记的话，也是可以的。毕竟张嘉璈的身份确实尴尬，有心篡改日记的话，也没太大的技术难度。
但是，1942年1月12日，宋庆龄给宋子文写了一封私人信件，里面也提到了这事儿。在信中，宋庆龄明确点出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无端中伤。因为当时时间紧，忙着逃命，没人有心思带一大堆行李。
宋庆龄是中山先生的遗孀，是一位真正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女性。虽然蒋介石是她的妹夫，但他和蒋介石一向不对付，不可能帮蒋介石孔祥熙等人说话。而且，这是她写给弟弟宋子文的家信，没有任何撒谎的必要。
另外，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仪晚年也曾回忆此事，她的说法和张嘉璈宋庆龄的也差不多，狗是美国人的，孔令伟在机场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这就让围观群众产生了误会，误以为是孔祥熙的家人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还只顾着自己家的狗。
张嘉璈为人如何，我不是很清楚。孔令仪是孔祥熙的女儿，说话偏向自己家，也很有可能。但是宋庆龄给宋子文写的信说没有此事，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信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心平气和，不先入为主的话，她们说的其实更可信，更合情合理一点。
当然，我说孔祥熙这件事儿冤枉，不代表孔祥熙这个人冤枉。毕竟孔祥熙平日里就名声极差，孔令仪孔令伟也是胡作非为惯了，大家对他们没有好印象，自然先入为主就认为是他们干了恶心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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